4月14日，央行一篇名为《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的工作论文，再次将人口话题置于聚光灯下。

上述论文指出，我国从人口膨胀到人口趋少、从就业压力到劳动短缺，时间更短、转变更快。这意味着我国远没有发达国家那么长的时间来做准备。

数据显示，1950-2019年，我国迅速从高生育率国家转变为低生育率国家，总和生育率从 6.71下降至 1.70，减少5.01，

同期美、日、英、法则分别减少 1.28、2.08、0.33 和 1.00。

到2020年，出生率下滑的态势仍在继续。宁波、亳州、银川等东中西部地区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出生人口降幅均在10%以上。公安部日前发布的户籍数据也显示，2020年出生并已经到公安机关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1003.5万，较上年下降了15%。

说好的疫情期间迎来一波“婴儿潮”呢？预期似乎非但没有来临，反而呈现不升反降的态势。事实上，不止是中国，2020年日韩等发达经济体的出生率同样创下了新低，全球甚至有一半的国家和地区去年总人口增量较上年出现下降。

“发达国家的老龄化和少子化，给经济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困扰。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口转型更快，过渡期更短，老龄化和少子化更严重。这意味着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我国极有可能面临比发达国家更严峻挑战。”上述工作论文呼吁，应抓住当前生育政策对部分居民还是硬约束的时机，全面放开生育，及时释放其较高的生育意愿。

2020年多地出生人口降幅超上年 山东潍坊、枣庄降幅近三成

按照计划，2020年我国人口数据将于4月发布。但从多地陆续公布的数据看，出生人口下降是主基调，且降幅明显高于上年。

先来看东部发达省份的数据。根据近日发布的《2020年宁波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0年宁波全市出生43521人，较上年下降12%，相当于去年每百人中就少出生1.2个人。

在浙江温州，据温州市健康妇幼指导中心数据显示，2020年1月1日12月31日，温州58家助产机构出生73230人，比2019年同期减少19.01%。这是自2016年以来，温州连续第四年出生人口下降。

就连一线城市广州，2020年活产数也迅速回落至19.55万，较2017年下降了近10万，达到近10年来最低水平。

在中部地区，人口下降趋势依然没有改变。安徽亳州市政府刚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本地医疗机构出生数4.67万人，比2019年减少0.78万人，同比下降14.29%，首次跌破5万人大关。

官方预估，若与2016年全面实施二孩首年的出生人口高峰期（7.9万）相比，2020年亳州出生人口骤降40.78%，减少了3.2万人。

而在湖南常德，2020年人口出生率更是直接击穿10‰的“底线”。据常德日报消息，2020 年全市出生人口43417人，较上年大幅下降17.2%。

即使是在西部地区，诸如宁夏、银川等地的数据也显示，2020年出生人口下降是大概率事件。据银川发布消息，去年银川新生儿数量为24452人，相较前两年明显下降，降幅达到11.9%。

值得注意的是，曾用五个月时间，就生出了中国四分之一二胎的山东，出生人口回落态势似乎来得更加汹涌。据当地媒体报道，2020年枣庄全市新生儿“四种”遗传代谢性疾病筛查35765人，筛查率99.00%。按此，枣庄2020年新生儿约36125人，较2019年大幅下降28.7%。

潍坊也不例外，据本地媒体报道，2021年上半年全市二孩生育人数同比减少8955人，减幅超过三成。

东中西部城市陆续披露的数据表明，2020年全国范围内多个城市均出现了出生人口大幅下滑的迹象，降幅普遍在10%以上，有一些城市甚至接近三成。
这表明，此前外界预期的疫情期间一波“生育潮”似乎并没有来临，而且出生人口回落幅度明显高于上年。毕竟，2019年全国出生人口降幅只有3.81%。

疫情影响生育决策？全球一半国家和地区去年总人口增量下降

出生人口低迷现象并非中国一家独有。

根据MF刚公布的2020年全球人口数据，在全世界195个国家和地区中，包括中国、印度、越南在内的98个国家和地区，去年总人口增量都较上年出现下滑。

也就是说，2020年全球一半的国家和地区，虽然总人口仍在缓慢攀升，但却长不动了。

更为汹涌的是，新出生人口负增长带来的存量总人口锐减。IMF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有30个国家和地区总人口出现了负增长或停滞。

其中，日本总人口下降规模最大，去年一年减少了43万；意大利、中国香港的总人口也分别减少了11.5万、4.7万。同期，每位韩国妇女预期生育子女数降至0.84个，比2019年所创0.92个的历史纪录还要低。
为什么在2020年全球出生人口普遍出现下滑，且降幅明显深于往年？虽然随着经济发展，生育率逐渐走低是客观规律。但人们普遍认为新冠疫情会使大家减少外出居家办公，从而带来一小波生育小高潮，但结果却事与愿违。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翠玲等人近期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大量研究已证实，饥荒、地震、热浪和疾病等导致大量死亡的灾难性事件往往导致9个月后的出生人数大幅减少，高死亡率事件对9个月后的出生减少有非常稳定的预测作用。

据报告预计，灾难性事件将平均导致9个月后出生率下降10%15%左右。

比如，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导致美国1918-1919年的出生人口下降了13%；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9个月后，中国香港出生率较平时下跌约18%；2015年巴西寨卡疫情爆发9个月后，出生率相较季度平均值下降约25%。

这背后的原因在于，虽说出生人口和生育水平变动，归根结底是每个微观家庭生育决策结果的累加。但当新冠疫情来袭时，由于疫情导致的经济及就业不确定，人们的婚姻、避孕和生育行为会更加谨慎。比如，美国34%接受调查的女性表示会因疫情推迟怀孕或少生孩子。
贵阳卫健委的数据印证了这一结论。在2020年疫情最严重的1-2月，贵阳人口出生率降至冰点，徘徊在1‰上下，连往年出生人口的零头都不到。虽然此后数月出生人口数开始缓慢爬升，但始终没有恢复到往年同期水平。

直到2020年10月，贵阳出生人口数开始反超上年，并在去年12月达到年内出生率的高点，为10.735‰。
上述报告亦认为，无论事件死亡率高低，灾难发生10-11个月后生育率开始复苏，这种回升常被称为“死亡替代生育”或“恢复性生育”，常由对失去生命的恐惧和死亡创伤所驱动。

以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为例，瑞典、挪威、日本、台湾等国家/地区在流感疫情爆发后生育率下降，此后1-5年开始上升，迎来了“婴儿潮”。

中国人口下降难扭转 8年育龄妇女减少4500万人

接下来的问题来了，如果2020年全国多地出生人口下降与疫情的短期扰动有关，那么后疫情时代出生人口会否迎来一波“补涨”？

答案或许是否定的。同样以贵阳卫健委统计的数据为例，2021年1月，当地出生人口出生率为0.506‰，虽较上年提高了千分之一左右，但依旧只相当于往年的一半水平。

上述报告解释道，历史上生育率之所以能在饥荒、流感、大萧条、战争等灾难性事件后1-5年内反弹至期初水平，在于当时结婚率高、避孕未普及、非婚比例和初婚年龄都较低，灾难性事件对生育率是短期抑制，当社会经济稳定后就可以回升。

但在全球生育率持续走低的大背景下，新冠病毒大流行大概率不会带来“婴儿潮”，还将进一步导致全球生育率下降，并进一步加深生育水平的国家和区域分化。

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支撑中国高生育率的育龄妇女规模、生育观念等条件都已发生根本性转变。

众所周知，出生人口数=育龄妇女数*生育率，这两个因子是决定出生人口规模的关键。但从2011年起，中国15-49岁育龄妇女人数开始步入下行通道。至2019年，中国育龄妇女人数已降至3.38亿人，相较2011年累计减少了4500万人。
另一边，随着“晚婚晚育”观念的盛行，中国育龄妇女初婚年龄在逐步推迟，从而缩短了婚后生育的时长。统计局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显示，我国生育率最高的育龄妇女年龄已从 2003-2008年间的24岁延后至2017年的27岁。

央行工作论文预计，以总抚养比小于50%作为人口红利的判定界限，我国的人口红利期只有35年，这与日、 韩、加等发达国家相比，都要更短。

据其测算，我国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大规模实施计划生育，九十年代开始总和生育率就低于更替水平，但我国劳动力数量在 2010 年才开始转升为降，人口数量预计2030年左右开始下降。这显示，即使我国从现在就大力鼓励生育，要逆转人口趋势，也是三四十年后的事情。

针对令全球都头疼的人口转型难题，央行工作论文建议，要深刻吸取发达国家的前车之鉴，牢牢抓住宝贵的时间窗口，转变观念、综合施策、有效应对。一是全面放开和大力鼓励生育；二是重视储蓄和投资；三是推进养老改革；四是促进教育和科技进步。

“有人担心全面放开会导致生育率大幅反弹，因此不急于调整人口政策，这是没有真正了解生育率下降的原因，下降的根本原因不是计划生育，计划生育只是加速了生育率的下滑，而是收入上升带来的妇女生育机会成本上升。另外从实践来看，我国放开单独和双独政策的效果也不如预期。还有人担心，放开生育会导致低收入人口多生，事实上中国最缺的就是普通劳动者。”上述论文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