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互联网大厂的房补加持，就能实现“租房自由”吗？

答案是否定的。

恰恰是因为互联网企业为员工所提供的租房补贴，带动了大厂附近的房租涨价。

有媒体曾报道，互联网大厂的员工所面临的真实租房窘境受限于公司租房范围，他们只能围绕工位三公里以内租房，而租房平台、房产中介也瞄准了这一群人，通过各种方式使房租上涨。

本期显微故事试图揭露互联网大厂房补背后的故事：

在房东、中介、租客的生态链条里，我们看到高收入的大厂青年为了房补被困在公司30分钟的距离里；

中介和二房东，围绕房补政策绞尽脑汁，只为了让“漂一代们”掏出更多的房租；

而那些曾被高涨的房租所收割的老一代大厂员工，在见证了互联网企业对房价的影响后，将所有身家压在公司附近，购置住房，收割下一代年轻人……

在这场追逐房租的游戏里，互联网企业承担更高昂的成本招聘人才、年轻人明面上享受了房补但却缴纳了本不应该涨价的房租、想进大厂的年轻人则被迫在没有房补的情况下、承担高昂的房租。

谁才是最终受益人？

以下是关于他们的真实故事：

文 | 杨子睿

编辑 | 卓然

挤在50平老破小的6个年轻人

深夜12点，有人敲响了钟静的房门。

门外是一个70多岁的老奶奶，见钟静开门，对方操着浓重的上海口音指责她，大意是抱怨年轻人生活作息混乱，大晚上不让别人睡觉，没有社会公德。

钟静很委屈。这个点她才刚刚下班到家，正准备换衣服洗澡，累得不行，哪儿有功夫“生活作息混乱”？

她所租住这个不到60平的一居室，楼龄超过30年，电线、水管、木地板老化，在看房时钟静就发现只要踩着地板、就会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但她还是迫不及待地花7500元/月的房租租下了这个开间。

没想到，这个木地板却成了邻居们抱怨的来由。钟静此前已额外花了1000多元找人刷墙、去除墙壁上的霉斑、重新购置家具，她实在不愿意再多付其他的钱了。

“没一个年轻人，能笑着租下房子”，送走老人后，钟静委屈地在朋友圈留着这么一句话。

今年4月，钟静刚成功跳槽到北新泾附近某互联网视频平台，工资涨到每个月2万元。

面试时，HR表示会额外增加1000元每月的房补，但钟静必须在半个月内入职，并在公司附近租房，以确保加班时能随时赶来公司。

确定入职后，钟静在两天时间内看了7套房子，租房预算从6000元跳到7500元，但始终看不到满意的房源。

大部分房源都集中在北新泾地铁站附近，以“新泾村x号”命名。尽管屋外被市镇工程美化过，但走进楼道，潮湿昏暗的走廊、无人打扫的楼梯、半悬在天花板的杂乱电线，都反复地强调着它们年迈的楼龄。

这片区域的住房大多没有学区，但房租却依然“挺拔”，甚至逐年上涨。随同的中介耸耸肩，“北新泾房子不靠挑，靠抢，能租到房子就是幸运。”



图 | 北新泾租房，稍有迟疑，房子就被租

最让钟静惊讶的是，她还看到一间月租6500元、楼龄超过30年的50平开间，那里摆了4张床，其中3张都排列在客厅。

中介说，这套房最多时住过6个人，"这里有很多在互联网公司工作的年轻人，就没有租不出去的房子”。



图 | 钟静遇到的6个人合租房间

2010年前后，北新泾入驻了大量互联网企业。沿着北新泾，到威宁北路，全长不过4公、地铁相隔4站的道路上，聚集了如美团、携程 、爱奇艺、拼多多、京东、饿了么等数十家互联网大厂。

互联网企业需要新鲜血液，北新泾每增加一家互联网公司，就意味着上千个新租客将涌入这里。

互联网的高收入、额外的租房补贴政策，也抬高了附近的租金。在豆瓣“上海租房”小组，2017年时还有人发过3000元月租、60平两室一厅的房源，但到了2021年，同样的房源租需要6500元，翻了一倍还不止。

充足的资金也未必能抢到合心意的房源。中介告诉钟静，她想要的一套月租在7200元的、相对较新的房源，已被另一个人交了定金。

他还暗示，如果钟静可以增加预算、给房东写个小作文好好介绍一次自己，说不定还有一次抢到房源的机会。

钟静照做了，最终这套房子被钟静以7500元每月的房租定下。



图 | 位于北新泾的互联网企业办公楼

钟静的状况并不是孤例，在近几年的媒体报道中也可得知，互联网大厂已成为了带动附近房价、房租的有力参与者。

2020年7月，蚂蚁金服上市的消息传开，其总部几公里外的之江九里，房价一路看涨，到9月每平上涨7000元，90平的户型涨价超过63万元。

2021年3月，字节跳动宣布上海电商部门宣布将选址在杨浦区B站所在的尚浦中心，消息刚一出，附近三湘海岸小区、高镜小区房租应声上涨，最高上涨千元。

在深圳南山科技园，2018年之前还有几百元的“农民房”，但是随着互联网公司的扩张后，全部由二房东承包，摇身一变成了“公寓房”，以2000元至4000元的价格租给附近互联网工作的年轻人。

在这些零零总总的新闻里，“含网量”构成了当地房租的重要指标。

在整个生态链链条里，互联网企业扩招、房东涨价、中介赚取更高额的佣金、年轻人们跳槽涨了工资，看起来一片繁荣。

然而，被媒体所忽视的另一面，这个生态链条到底是如何一步步产生、并导致目前的状况，哪些群体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一片繁荣的阴暗面又有哪些人被收割了？这些却鲜有人提及。

房源捕手的租金猎人们

中介、房东和二房东，是这条生态链的直接受益人。

其中，中介是最关心互联网企业房补政策变动的一群人。他们熟悉各大互联网企业的政策哪怕那些企业还未到其所属区域开设分公司。

在武汉光谷做房产中介的向琦向显微故事表示，字节跳动要求北上广深的员工必须在骑行20分钟的区域内租房，才能申请到房补。其他城市要求必须在步行30分钟以内，该时间由地图软件里租住地址到工位的时间估算截图为准。

此外，在总部位于上海的小红书也规定，如果想要拿到每个月1500元的房补，必须提供租住地址到工位的地图距离截图，要求是“3公里以内”。

“但是在武汉，你要了解更多一点”，向琦做了4年的房产中介，从2017年开始，陆续有大厂在光谷建设“第二总部”。



以字节跳动为例，优化师、销售岗位不享受房补，研发等岗位才能享受房补，“推荐的房源不同”。

每当有字节跳动的员工来询问租房时，向琦都会多问一句，“哪个部门”，然后再根据有无房补推荐：

有房补的硬性要求步行30分钟以内，如曙光，青年城，融科天域，坐标城等小区中比较好的房源，价格在2500-3000元不等，无房补的则根据对方价格推荐，多集中在1500元左右。

也正是这些大厂的到来，让光谷原本偏远的地区租金水涨船高。

“2016年的时候，光谷核心地段米兰映像，两室一厅2500元左右，15公里外的光谷五路桃花源小区根本没人租”。

但随着小米、华为2018年将第二总部落地在光谷五路附近后，桃花源当月三室一厅房子的租金就涨到2500元，如今更是涨到3500元，接近核心地段房租，租金3年涨幅40%。



图 | 桃花源小区2018年2500元，如今涨到3500元左右

随着第二总部入驻，周围房租的抬高，武汉也有许多本土互联网公司效仿大厂推出房补政策。

因此，向琦会格外留心不同公司的房补规定以及薪资水平，她也会在手机备忘录记下一些公司的政策和工资水平，比如“美丽X行，毕业2年内，房补300元；X点公司，十点后打的报销……”

为了帮更多的年轻人申请到房补、帮助自己换取更高额的佣金，向琦也会装作面试者去和HR聊天，核实信息后告诉前来看房的租客如何申请房补。

为了获取更高的租房佣金，向琦甚至和同事联合作局，比如带着急入职的客户去看房补范围内即将签约的房源，制造“紧迫感”；也会帮手上的房东集体控价，避免租金波动太大，影响房价。

除了向琦这样的中介，虎视眈眈盯着“互联网大厂”这块肥肉的还有二房东。



曹虎在西二旗做二房东7年时间，平时他大量囤积符合互联网公司房补政策的回迁房房源这种老房子价格便宜，但容易出一些小毛病，租客经常需要修理服务，需要更有时间管理租客的二房东们的存在。

囤积房源后，曹虎会用几天的时间改变房子格局，做成隔断单间出租。

以位于北京西二旗城地铁东100米智学苑小区为例，101平室两一厅的房子在链家上整租费用每月8000元。

但是在曹虎手里，95平的两居室被隔断成3间，按照3000-3500元不等的价格租出去，每月租金可达10000多元。如果曹虎再稍微装修一下、征收管理费，每个月租金能超过11000元，比房东直租多3000元。



图 | 曹虎手上拥有可以享受快手房补的房源

曹虎只做互联网企业员工们的生意，他笃定这群高收入且有房补的年轻人掏钱爽快。

除了中介、二房东以外，还有一群房东的“贡献”也不容忽视。这群房东大多年龄在35岁左右，是媒体标题里被定义的、最容易被优化的那一批互联网员工。

但他们经历了2012-2018年互联网飞速发展时期，也享受了一波早期互联网财富的红利，成为了较早在购房这件事“上车”的人，在发现公司分部附近有价格洼地楼盘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加入购房大军。

2018年，年薪达到80万的杨致得知武汉小米第二总部附近1公里左右的龙湖新壹城不限购的公寓开售时，他特地飞回武汉，以每平1.3万元的价格购入面积38平、总价49万元、产权40年的公寓，每月贷款2000元，10年还清。

杨致估计，“10年后，这套房子的租金至少得4000元”。

“没早下手，错失千万"，是杨致常挂在嘴边的话。和他同在2009年入行互联网的前同事，在2012年以每平2万多元的价格，在西二旗买下了一套70多平的小两居。

2016年，该区域房价大涨，该同事攒够了数百万上车海淀区的另一个学区房，西二旗的房子则以8000元的价格租出去。

“让那些年轻人替我养房，哪个互联网人不想35岁提早退休，然后收租？”



图 | 杨致经常关心自己房子的报价

与其说杨致是对自己投资房产有信心，不如说是对互联网有信心。

晚点LatePost《字节怎么都十万人了》文中提到，字节跳动2020年内，员工从6万人涨到10万，平均下来，几乎每个工作日都有150人左右在入职字节，“仅在总部北京，字节跳动就有近40个办公点，员工们每天在食堂吃掉上万个鸡蛋、10吨以上的蔬菜”。

互联网源源不断地新人，对于杨致来说，就是源源不断地“流量”。

把源源不断的“后浪”看作“流量”，通过流量获取租金养房，是前浪杨致们心中除股权、年终奖外，另一个公认最接近财富自由的致富经。

那天和杨致一起排队买房的，多是互联网从业者。在签订购房合同时，置业顾问还还不忘“恭喜”他，“这地对口小米，未来不用愁租”。2020年，杨致手上的这套公寓已经飙升到每平方1万7，而小米还在扩招年轻人。

这更加让杨致坚定自己的判断，"流量是一切围绕互联网生意的命门"。

被收割的“小厂”年轻人

任何繁荣局面的背面，总有一些阳光所照不到的阴暗面。

互联网企业所带动的房租暴涨，误伤了那些和大厂在同一区域的互联网公司中、渴望进入大厂的“小公司”年轻人。

根据《2019-2025年中国互联网行业市场全景调研及投资前景预测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互联网从业者已经超过1677万人。

而在智研咨询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互联网行业发展现状调研及发展趋势预测报告》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互联网上市企业147家，算上百强榜中公司，加起来也不过200家“大厂”，在职人数不超过100万人。

这意味着，超过1500万的互联网从业者在互联网“小厂”工作。



这些互联网从业者每个月账面上到手的工资虽然比流水线上的“厂哥厂妹”高，但扣除了生活成本、以及暴涨后的房租，他们的囊中已所剩无几。

“你们那里还要人吗，你入职以后可以帮我内推吗？”

交谈中，对方告诉钟静，居住在这里的6个人里，全部是在附近的公司“小厂”、工作年限1-2年间。

虽然公司平均成立年限不过3年，但同样要求996、大小周加班，却没有房补、车补，只有十点后下班免费打车的福利。

“为了节约，6个在网上认识了”，在这个房间里，人均租金1200元，算上水电不超过1400元。尽管房租贵、生活质量差，但这些非大厂的年轻人，不愿意离开，也离不开。

虽然在互联网的范畴里，他们属于“非高薪"的一批人，但是在传统行业里，25岁左右的他们能拿上过万的薪水、坐在办公室里，已经是妥妥高薪。

没人愿意放弃“高薪”离开，也没人愿意放弃任何一个可能进入大厂工作的机会。

租客在和钟静寒暄几句后，给她发了自己的简历，末了，还加了一句，“小姐姐，好羡慕你，有那么好的工作，可以租整套房子。”

然而，在几个月被邻居上门抗议后，钟静则开始对照工资思考买房的事情。她列出了自己的需求：学区，上班近，公积金可贷，好出租。

合租在大厂附近的小厂员工，挤破头想混上能拿房补的工作，去拼一个更高收入的未来；而那些拿到房补的大厂员工，则挤破头地想登上购房的列车，进而收割曾经和他们一样的年轻人。

在这个庞大的社会算法里，每个人都是这场利益角逐中微不足道的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