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听说张鸣先生指定我来为其大作写篇文章的时候，不免不安。这并非是我不能给他写点儿什么，实在是时间紧，时间冷。“凛冬将至”（Winter Is Coming！《权力的游戏》语），在个人应对越来越个人性的时候，为朋友、兄长、师者、战士的文字说些什么，实在并非其时。

不过，我确实有些话说。跟一般的知识人和写作者不同，张鸣先生的存在早已越出学院、读书人的圈子，进入到社会层面，他的进退姿态、形象关乎时运的变迁。我就听过不止一位朋友谈论张鸣的书和文字，见仁见智；我还听过不止一位屌丝或码农说，早上挤地铁的时候，看一看张鸣的公号文章，还算是近乎麻木的日子里的亮点。

跟庸俗化理解张鸣现象的意见不同，年轻的读者反而多认同张鸣和他那不平则鸣的言论。在明心见性的话语世界，我们需要深刻、需要片面，也需要家常、更需要声音本身。跟知识收费的现象也有不同，张鸣的文字不是言说知识、学问，他是提供知识在场的证明，呈现知识的实学功能。在一个群体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层面，发出声音有时候不是为了言说意义，发出声音本身即是意义。当一个又一个微信群里出现“有人吗？”“说点儿话吧”等等空旷的话语回声时，我们可以想见言说之于存在的价值。

在持续了数年的微博言说之后，在持续了一年之久的微信公号文字之后，张鸣发出了一则微博：“从今天起，做一个随遇而安的人，争取不再焦虑，不再忧国忧民，一个人，一个民族，生死自有定数。”这条微博在网络上引起了一些反响，很多人表示理解，认可张鸣的选择。

当然，张鸣停耕网络文字只意味着他在某个领域里的沉默。尤其是，这种沉默既是有关时世品质的证词，也是一个知识人或说一个人的尊严表达，更是一个人的美学表达。雷海宗先生曾说过，中国知识分子一言不发的本领，在全世界历史上，可以考第一名。这种沉默或一言不发的世界奇观，既有乡愿犬儒之丑，也不乏悲怆之美。

从历史上看，一个时代的“万马齐喑”并非真实，即使最严寒的日子也有人说话，只是这声音被冰封雪藏了。我曾写过一条微博：“一个朋友说起冬天室内的寒冷，有一次他跟太太隔远说话，声音大了一些，出口即冻，彼此都听不见说什么，直到供暖那一天，他们那次的说话声如春雪融流，喃喃可辨，一时成为家里的奇观。有人说，世道冬天里的持自己意见者的声音亦如是，到春暖花开的时候，他们的声音才为众人周知。”

在一个社会极其稳定又极其脆弱的时候，持自己意见的言说及其之后的沉默不仅是真实的表示，也是美学的表示。没有自己的意见，任何言说不过是传声筒，任何言说及其默而从之不仅是真实世界的丧失，也是善和美的丧失。真、善和美的现象在社会生存的层面上，往往是相互说明的。一个退休的编辑曾告诉我，她还是一个小学生的时候，就突然发现世界并不美好。原因很简单，这个世界不让她们小姑娘穿裙子，大街上的服装都整齐划一，不美，假得很。这是我最早明白从美的角度来判断世界的案例，因为不美，所以不真；同样的，因为不真，所以不美。

二

丑类早已不是粉墨登场，而是大行其道，它没有败坏我们，它跟我们的亲缘关系使我们成为它本身。我们是审丑自得者，是逐臭之夫，是风雅附庸得如此之俗还标榜成为流行者、成为楷模者。这类文明史上的奇特景观并非只是罕见的现象。

但这种与人性真实和美好相去甚远的生活，一如我文化中所说的作死所显示的（No zuo no die！不作不死），一如今人洞明的“装逼”这一时代关键词所揭示的，其实不仅仅是丑陋虚假的代名词，也是愚昧的代名词，是罪恶的代词。爱因斯坦就曾观察到人间的罪戾：“文明国家的这种罪恶的渊薮”“由命令而产生的勇敢行为”“毫无意义的暴行”……“所有这些都使我深恶痛绝。”不过，老爱没有对此类社会现象做深入揭露，即丑的、胡闹的东西是罪恶的东西，也是愚昧的东西。

尽管有人论证其中有神圣的愚昧，但鲁迅也从中看到别有用心的愚昧：“大家来谒灵，强盗装正经，默哀三分钟，各自想拳经。”历史学家也看到了自慈禧以下或宫女出身或农民出身或贵族出身者别有用心的愚昧。

因此，“素质论者”多以为，我们的基层民众很愚昧，像义和团的民众看似有追求，而实际很愚昧，而精英之士是聪明的，能够捍卫自己的权利并能创造人生价值的。事实并非如此，愚昧是全面的。近年来虽然有人注意到了愚昧带来的丑陋，“小学课本越来越丑”，“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建筑越来越丑，服装越来越丑……愚昧盛行一时，贪腐者痛哭流涕得很丑，不可一世的黑社会老大在法庭上很丑，知识人的公众表达很丑……

多年前，诗人闻一多面对世间的丑陋愚昧，而以诗见证：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也许铜的要绿成翡翠，铁罐上锈出几瓣桃花；再让油腻织一层罗绮，霉菌给他蒸出些云霞。让死水酵成一沟绿酒，飘满了珍珠似的白沫；小珠笑一声变成大珠，又被偷酒的花蚊咬破。

张鸣不是诗人，他是学者，是历史学家，但同样是仁者志者，他曾经的感慨让我多次引证：我们的历史学家每每热衷于引用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的那句说“瓜分中国实属下策”的“名言”，来说明义和团运动的巨大功业，其实，在那个时候，西方人对中国人说了很多很多的话，其中最多的其实是悲怜中国人的愚昧，从那以后，一些传教士们开始了一轮又一轮在中国兴办教育的热潮，其痕迹现在依然能够看得见。

三

我认识张鸣有十五年了。我向他约稿，朋友张守礼先生把他的电话给了我，我们就这样联系起来，几乎是君子之交。最初的印象是他无书卷气，说话直率，两三句话中会蹦出国骂来，因为在农村待过，对社会的观察有实感。用这个时代大众们最低的要求来说，他不装，不纸上谈兵；他说的是人话。

三年后，我出版了《非常道》，送给张鸣。张鸣翻了翻，说，你这个中文系的抢我们历史系的饭碗。又说，我们搞历史的人随便把历史材料拿出来都比你这些材料要多得多。又说，编得糙了。一直到今天，张鸣都重复着他当年的评论。

《非常道 ： 1840-1999的中国话语》，2005

那之后，跟张鸣多有饭局。我几次跑到他在北边城外的大房子里跟他闲谈，还遇到过李零老师，我也知道他虽不好酒，但家里有不少好酒，我跟着沾光连喝带拿。他有些好酒是学生送的，他的一个原则是，只有毕业了的学生送酒才接受。他有时也会给我打电话咨询一些事，有一年他在学校有些紧张，说起有年轻编辑约他开博客，问我的意见，我力劝他开博客，虽然那时我并没有开博客。张鸣是最早从博客等网络平台受益、也是最早善用网络平台的学者之一。直到后来，我利用网络平台如博客、微博、微信公众号等等都比他慢一拍两拍。

两年后，我远走云南生活，离开首善之区的热闹。虽然，从事后看，新千年前后十来年的文化热，我也是其中的参与者鼓动者，我离开后有几年的闭关几乎就是脱队；但我当时并没有这样的“历史自觉”。我在云南生活，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不断开疆拓土时，北上广等作为我们社会的头脑、发动机在网络及其真实世界上演了一出又一出轰轰烈烈的历史大戏，从事后看，这似乎又是历史退潮之际“龙战于野其血玄黄”之前的辉煌。但我们当时并无此“历史自觉”。

我在此前后并没有废笔，在一些杂志写的专栏文字为张鸣看见，他打电话说过不止一次，说中文系出身写的历史小文章写得不错，好看。我到云南生活，虽然仍偶尔给报刊写稿，但仿佛真有些与世隔绝了。我写的读史随笔也写得远了，因此跟编辑和当时的社会热潮有了距离。

不少在都市的真实和网络世界夺取功名者来边陲旅游时，见到我会遗憾我远离文明社会也远离了机会，跟社会脱节了。当然，不同领域的朋友来看望我几乎都笑骂我当了逃兵，张鸣，还有别的朋友来云南时都提到了这一点，他们几乎说了大同小异的话：你把我们忽悠到前线（一线）作战，自己跑到这山清水秀的地方修身养性来了。

四

战斗之心性不仅是当代价值相异的国人的真实，也是百年来我国仁人志士们的真实。中西的争战、自由与专制的争战、阶级阶层的争战，号令之下，使各领域的国民都有怀抱战士乃至烈士之心。历史学者罗志田在梳理近代中国的重大领域时，一再证明，在军战、商战之外，还有学战。有名的《呐喊》自序中说其写作：“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

我后来跟李慎之等老先生交往时，发现他们的思维中确实有布局、行兵布阵的底色。在投入于文明启蒙这一自身和民族社会的事业时，李先生等人就多次跟我说，我们的哪一块比较弱，需要有人去落实。做小学教员，以启蒙之；做公民常识，以教化之，等等，他们念兹在兹的就是普及、提高“人的自觉”。

在这一大命题下，分解到历史如近代史领域，就是哪一段的工作做得比较成熟了，哪一段还很薄弱。茅海建、陈子明的历史写作都得到过李先生的称赏。有几次他提到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等等时期的党史还有空白，给我留下了印象。以至于我看到张鸣关于四十年代土改的论述以及关于“共同纲领”的论述，立即给李先生推荐，他看后也认可，欣慰地说，这样一来，从二十年代到当代史，基本上就很完整了。

从这一战斗的自觉来说，张鸣的工作早已超越了一般学者，而把自己跟其所研究的历史上的仁人志士相链接了。当然，进一步地，这位对农村和中国农民怀抱深刻见地的学者在后来网络平台的工具或玩具来临时，善用网络媒体，走出书斋，直接跟读者大众交流。他绝不缺乏才情，更不缺乏我中国文化中的才士贤良之心。

五

有“纯学者”或年轻朋友批评“学战”或“战斗”思维，以为斗争哲学会毒害我们的心灵，世界是和合的，大家应该一团和气。我也曾从“仇必和而解”出发，推演自己是否没有了敌人。但哲学的“和解”推导并不能否定战斗。如果借用网络术语，我们更能理解战士的人生意义。在不断增富的网络世界里生活，我们几乎时不时需要补漏洞、杀毒，修补bug，这就是有益也有效的战斗。借用宗教术语，这样的战斗之于我们的人生乃是一种修行。

在现代历史上，熊十力先生从革命军中脱队，进行原创性的学术研究，但他几乎是以战士的心从事学术。在熊先生看来，不仅当时的反革命，就是革命队伍，也有需要补课的东西。因为我中国文明在此空前的转型中，面对的远不止具体的敌人，还有从上至下、从敌到己的无明带来的丑恶和愚昧。这个愚昧的大命题，同时代的鲁迅、胡适、晏阳初等人都注意到了。

人性愚昧带来的问题并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明。对我们自身的反省和揭露工作一直在进行，只是远远不够。从类人孩到巨婴，我们的个体和整体难以迈入成年。近几年的官商自杀率已经超过半个世纪前的特殊时期，张鸣曾经说过：“官员患抑郁症跟一般人不一样，一般人是得了抑郁症才跳楼，而官员是跳楼才得抑郁症。”

虽然有很多人假冒张鸣、王朔等人的话语，但王朔确实说过，成年人的社会交往，“不是大耳贴子抽得你怎么怎么样的那种，或者一下子掉粪坑里的那种。”“相比之下，我显得粗鄙。”一位我尊敬的学者朋友曾到云南旅游，当他内急走入路边茅厕时，据说没十秒钟就提着裤子跑出来了，屁股后面是成千上万的苍蝇追逐，后来他“吓得不敢回来了”。这个故事是实喻，说明“人文渊薮”也可能是丑恶的渊薮。生活需要我们《睁了眼看》：“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

三年后，我回到北京，出版了《中国男》《老子传》，送给张鸣请教。张鸣称道《老子传》，他后来一再说，我的影响最大的书并不好，但影响小的书写得最好。张鸣评论我的还有不少，我其实并不完全赞同他的看法。他对我的看法也会摇摆，有时说我就是诗人，有时说我还是有学问的。后来，我出版了《大时间》，他表示不解，说自己不懂易经。去年，我出版《时间之书》，他则说我利用这个题目抒情，满足诗人的趣味。

张鸣《暗逻辑》，2018-2，九州出版社

谢谢张鸣给我这次机会，在为他的新书《暗逻辑》写文时，让我重温了这些年跟他的友谊，让我把他跟历史和百年中国进行了链接。我在这篇散得可以的文字里呼应了他的书名，“暗逻辑”。希望读者能够理解这其中的逻辑。据说世界上的逻辑分两种，一种叫逻辑，一种叫暗逻辑。读懂张鸣和暗逻辑的人自然理解张鸣的选择，也知道他的人格尊严和自我期许。这个生于1957年的人，六十年风水轮流转，从不平而鸣到不再鸣叫。他之选择沉默并非只是囿于气候的行为，也并非某些战士标榜的姿态：“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对定数和暗逻辑有解吗？对千万只苍蝇有说的吗？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过，“对不可以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哲学史家冯友兰教授说过，人必须先说很多话，然后保持沉默。

以此向张鸣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