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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奇虎360公司董事长

著名天使投资人 周鸿祎先生

本文转载自：纽约时报杂志

编译：张震、Edison、Rik

如需转载请联系原作者，违者必究！

这组词序并没有任何意义，真正让它们有价值的地方在于，这个词序是由一个被称为 MetaMask 的软件专门为我一个人生产的。

用密码学（cryptography）术语表达，就是助记词（seed phrase）。这组词汇读起来感觉毫无连贯性而言，却可以转变成一把钥匙，打开数字银行账户，或者进行在线认证。而且只需几步就完成了。

电脑在屏幕上告诉我要保证我的助记词的安全：写下来或者放在电脑上一个安全的地方。我匆匆的将 12 个单词写在便签纸上，然后点击了一个按钮，就变成了 64 个看起来毫无规律可言的字符：

1b0be2162cedb2744d016943bb14e71de6af95a63af3790d6b41b1e719dc5c66

这在密码学中被称为「密匙」：这是一种身份验证的方式，但与现实生活中拿钥匙开锁的方式有很大的不同。我的助记词每次都可以产生准确的字母顺序，但如何对钥匙的初始词组进行反工程尚不可知，这就是为什么将种子词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密匙的字母会进行两次的转变，创造一串新的字符：

0x6c2ecd6388c550e8d99ada34a1cd55bedd052ad9

这一串字符就是我的以太坊（Ethereum）区块链的地址。

在过去一年间，加密货币比特币的价值增长了超过 1000%，以太坊与比特币属于同一类货币。

以太坊拥有自己的货币，最著名的就是以太币，但这个平台不仅拥有钱，它的范围更加广泛。你可以把的以太坊的地址看成类似银行账户、邮箱地址或者一个社保号。

目前，它在的电脑上就是一串毫无意义的字符，但只要我想进行任何的交易，比如参与一个众筹活动或者进行一个在线的公投，这个地址就会传给出一个临时的计算机网络，对交易进行验证。验证的结果会再一次传到更大范围的网络，会有更多的机器进入一种竞争的状态，进行复杂的数学运算，胜出者会单独对这笔交易进行记录，在以太坊的历史上，每笔交易都进行了规范的记录。

因为这些交易都是通过一种有序的数据「块」进行登记，所以这个记录就被成为区块链。

完成整个交易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从我的角度来看，这种体验与平常的网络生活并没有多大的差别。

但从技术层面来看，确实相当的神奇，有一些东西在 10 年前几乎是难以想象的。在不依赖传统机构建立信任的情况下，我成功的完成了一笔安全交易。没有中间商；没有社交媒体网络收集我本次交易的数据以便更好的进行广告的精准推送；没有信用机构跟踪这次活动以便进行经济可信状况的建构。

是这个平台让所有的这一切成为了可能吗？

不过，没有人拥有这个平台。没有风投资本家投资以太坊，因为根本没有这个公司。

作为一种组织形式，以太坊比任何一家私营公司都更加的民主。没有专制领导的咆哮。只要加入这个社区，做一些工作，你就是在帮助驾驶以太坊这艘航船。

同比特币以及其他大多区块链平台一样，以太坊更像是一个蜂巢，而非一个正式的实体。它的界线很模糊，是一种扁平化的等级制度。

还有另外一面：在这个蜂巢中，有一些人通过他们的劳动，所积累的账面净值已达到数十亿美元，2017 年一月一日，以太币的价值只有 8 美元，而一年以后，这个价值就达到了 843 美元。

对于这种转变，你可能会是一种蔑视的态度，觉得不值一提。毕竟，比特币和以太币价值失控性的增长绝对是非理性蔓延的典型案例。这种神秘的技术突破目前看起来与登录网站进行信用卡还款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我们为什么要关心这样一种技术呢？

但这种蔑视是一种目光短浅的做法。

从互联网发展的历史中，我们学习到了一件事情，这种软件架构看似神秘，可这种技术一旦发展成更加宽泛的计算，则会释放出深远的力量，影响全球。

如果邮件标准在 20 世纪 70 年代予以采用，将公匙和密匙作为一种默认设置，从索尼到 John Podesta（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竞选总干事）的每个人都将不会再受到大规模邮件被黑的困扰，数百万的普通用户也不用再身份盗用的问题。

如果，万维网的发明人 Tim Berners-Lee 在最初的标准中采纳定位社交身份协议，今天我们可能就没有 Facebook 了。

以太坊这类区块链背后坚定的信仰者认为，分布式的信任网络是软件架构的一个进步，历史一定会证明它的伟大意义。这种期望进一步推涨了加密货币的价值。

但是，比特币泡沫很可能最终会成为区块链真正意义上的一个狂欢。很多追捧者认为，对这种新技术的期许并不在于到取代我们现有的货币，而是取代我们当前对互联网的观念，同时将网络世界拉回到一个去中心化的平等体制。

如果你相信这些追捧者的言论，区块链就是未来。但这也是一种回到互联网本来意义的方式。

在无限的资源和全球连接这种乌托邦梦想的激励下，在过去的这些年，互联网似乎变成了一个替罪羊：成为了我们所面临的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

俄罗斯黑客在 Facebook 上利用虚假新闻瓦解了民主体制；推特和 Reddit 上仇恨言论肆虐；极客精英们的巨大财富使得收入不平等状况加剧。

对于我们很多在互联网初期就开始使用网络的人来说，最近的几年让我们有一种堕落之感。

互联网本来承诺成为由大量小报、博客、自建的百科等新媒体；二十世纪主导大众文化的信息巨头本应该让位给更加去中心化的体制，一种合作性的网络而不再是一个具有等级制度的传播渠道，反映出互联网本身的点对点架构。

然而今天的网络不再是乌托邦，充斥着金融泡沫、垃圾信息和无数的其它问题。但是，人们总猜想堕落的背后隐藏着进步。

去年，这样的侥幸最终坍塌。在互联网，怀疑并不是什么新的事物。不同之处在于，批评的声音更多的是来自以前对网络极度推崇的人。

「我们想要对互联网进行修补，」Walter Isaacson 说。他是乔布斯传记的作者，这句话是他在川普当选几周后写的一篇文章中所说。

「经过 40 年的发展，互联网开始腐化，不仅仅是互联网还有我们。」谷歌前战略官 James Williams 告诉《卫报》：「注意力经济的活力正结构性的危害人类的意志。」

纽约顶级的风投公司 Union Square Ventures 的管理合伙人 Brad Burnham 在博客上抱怨数字时代的准垄断所导致的额外危害：

「在 Facebook 无差异化的内容洪流中，出版社发现自己正变成商品内容供应商。谷歌搜索算法的一个微小变化就能导致一家网站财富的流失。当亚马逊决定在中国直接采购商品并重新规划自己商品的需求时，制造商只能眼睁睁的看着销售下滑。」（Burnham 的公司投资了我在 2006 年成立的公司；等到 2011 年公司被出售时，我们之间并没有财务关系。）

甚至是网络的发明人 Berners-Lee 也写了一篇博客表明自己的忧虑，以广告为基础的社交媒体和搜索引擎创造了一种环境，「让人震惊或者专门为吸引偏见所发布的虚假信息，像野火一样在网络上肆意传播。」

对于大多数评论家来说，解决这些巨大的结构性问题的办法就是，要么提出关于这些工具危险性的新忠告，比如掉我们的智能手机，让孩子们远离社交媒体，要么只能借助于强有力的监管和反垄断手腕：使科技巨头与其他对公共利益至关重要的行业（如早先的铁路或电话网络）一样受到审查。

这两个想法都值得赞扬：我们可能应该制定一套新的习惯来管理我们如何与社交媒体进行互动。看起来像 Google 和 Facebook 这样强大的公司就应该像电视网络一样面临相同的监管审查，这完全是明智的做法。

但这些干预措施不太可能解决网络世界面临的核心问题。

毕竟，在上世纪 90 年代不仅仅是司法部的反垄断部门质疑微软的垄断权力，同时也出现了新的软件和硬件，比如网络、开源软件和苹果产品，这些都破坏了微软的主导地位。

以太坊（Ethereum）这样的平台背后的区块链布道者认为，软件、密码和分布式系统方面的一系列先进技术，有能力解决当今的数字问题。比如，在线广告的腐蚀性激励机制；Facebook、谷歌和亚马逊的准垄断；俄罗斯的误报运动。

如果他们成功了，他们的发明可能会比任何反垄断规则更有效地挑战科技巨头的霸权。他们甚至声称，为资本主义的赢家通吃模式提供了一个替代方案，而不会把财富不平等推到了强盗贵族时代以来没有见过的高度。

这一补救措施在任何普通科技消费者了解的产品中都尚不可见。到目前为止，唯一一个进入主流认可的区块链项目就是比特币，但它正处于一个投机泡沫中。

这场泡沫使得连上世纪 90 年代的互联网 IPO 热潮看起来都只能算是邻居的车库拍卖。这里存在着困扰所有试图理解区块链人的一个认知冲突：这场很可能发生的革命的潜在力量正在被它所吸引的人群积极地削弱，这群人是名副其实的骗子、假先知和雇佣兵。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那些追求开放和去中心化网络的技术专家们发现自己被一群想一夜暴富的机会主义者所包围。

问题在于，泡沫破灭后，区块链的真正承诺能否持久。

对一些现代科技史的学生来说，互联网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剧本。

就像 Tim Wu 在他 2010 年出版的书中提出的「总开关」那样，所有主要的 20 世纪信息技术都有一个相似的发展模式。从一开始爱好者和出于好奇心和社团的玩具，到最后终结于跨国公司对股东价值最大化的持续关注。Wu 称这种模式为周期，至少在表面上，互联网以令人信服的准确度符合这样的周期。

互联网最初是由政府资助的学术研究项目和业余爱好组成的大杂烩。但万维网首次进入大众想象中的 20 年后，它在谷歌、Facebook 和亚马逊——也间接地从苹果公司——这些在资本主义史上最强大、最有价值的公司中诞生了。

区块链的倡导者并不接受这一周期的必然性。

他们认为，事实上，互联网的根本比以前的信息技术更彻底地开放和分散，而且如果我们成功地坚持这种根本，它本可以保持这种状态。网络世界就不会被少数信息时代的巨头主宰；我们的新闻平台也不会这么容易受到操纵和欺诈；身份盗窃将远不这么常见；广告收入也将分布在更广泛的媒体领域。

要理解其中的原因，我们可以将互联网看作是相互堆叠在一起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系统，就像考古挖掘中的地质层一样。

其中一层是由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开发的软件协议组成的，并在 90 年代达到了临界数量，至少在受众方面是如此。（协议是通用语言的软件版本，是多台计算机同意彼此通信的一种方式。有一些协议控制着互联网原始数据的流通，有一些协议控制发送电子邮件消息，以及有一些协议定义网页地址。）

然后在他们之上，是另一层基于网络的服务——Facebook、谷歌、亚马逊、Twitter——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基本上都是这些服务掌控互联网世界。

第一层——我们称为 InternetOne——是建立在开放协议之上的，而开放协议则依次由学术研究人员和不归属与任何人的国际标准组织定义和维护。

事实上，最初的开放性仍然存在于我们周围，以一种我们可能不太能意识到的方式。电子邮件仍然是基于开放协议 POP、SMTP 和 IMAP；网站仍然使用开放协议 HTTP 服务；比特仍然通过互联网的原始开放协议 TCP/IP 传输。

你完全不需要了解这些软件协议是如何在技术上运转的，就可以直接享受它们带来的好处。他们共有的关键特征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使用。

如果你想建立一个网页，你不需要向拥有 HTTP 协议的公司支付授权费；如果你想用 SMTP 发送电子邮件，你不必向广告商出售你的部分身份。与维基百科一样，互联网的开放协议是人类历史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基于人民群众的产品。

要理解这些协议的好处是多么巨大而又难以察觉，那就想象一下其中一个关键标准没有被开发出来会是怎么样。

例如，我们用来定义地理位置的开放标准 GPS。

全球定位系统（GPS）最初由美国军方开发，在里根政府时期首次被用于民用。在大约 10 年的时间里，它主要被航空工业使用，直到个人消费者开始在汽车导航系统中使用它。

现在我们有了智能手机，可以从我们头顶的 GPS 卫星接收到信号，我们利用这一非凡的力量做了各种事情，从寻找附近的餐馆、玩 Pokemon Go，到协调救灾力量，无所不包。

但是，如果当年军方把全球定位系统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又会怎样呢？

那么，估计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某个时候，表明消费者对建立精确的地理坐标感兴趣的一个市场信号可能会流向硅谷和其他科技中心的创新者，因为这样就可以把这些位置投影到数字地图上了。

竞争对手之间肯定会有几年激烈的竞争，他们都会把自己的专用卫星送入轨道，推进自己的独特协议。但考虑到从单一常见的方法验证位置的效率，最终市场会选定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模型。

我们就叫那个假想的公司 GeoBook 吧。

最初，对于试图在硬件和软件中建立定位意识的消费者和其他公司来说，全面拥抱 GeoBook 将是一种飞跃。但慢慢地，一个更黑暗的故事将会出现：

一个能够追踪全球数十亿人动向的单独一家私人公司，会建成一个基于我们移动位置的广告巨头。任何试图构建地理感知应用程序的初创企业在强大的 GeoBook 面前都很脆弱。适当的愤怒论战将会被写来谴责天空中这个老大哥的公众威胁。

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原因很简单。

地理定位，就好像网页和电子邮件地址和域名的位置一样，是一个我们用开放协议解决了的问题。正因为这是一个我们没遇到的问题，我们很少考虑到 GPS 是有多么出色地完成了工作，以及在它的基础上开发了多少不同的应用。

开放的，分散的网络在 InternetOne 层上非常活跃而且运转良好。但是自从我们在 90 年代中期在万维网上安定下来之后，我们就很少采用新的开放标准协议了。

在 1995 年之后，技术专家所解决的最大的问题——许多是围绕着身份、社区和支付机制——都留给了私营部门去解决。这在本世纪初带来了一个强大的互联网服务层，我们可以称之为 InternetTwo。

尽管互联网开放协议的发明者们极具聪明才智，但他们没有把一些关键元素放进开放协议。这些元素后来被证明对网络文化的未来至关重要。也许最重要的是，他们没有建立一个安全的开放标准来在网络上确定人类的身份。

信息的单位可以被定义——网页、链接、消息——但是人们没有自己的协议：没有办法定义和分享你的真实姓名、你的位置、你的兴趣，或者（也许最重要的是）你和其他网民的关系。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主要的疏忽，因为身份正是一个能从公认的解决方案中获益的问题。

它是以太坊的创始人 Vitalik Buterin 所描述的「基础层」基础设施：诸如语言、道路和邮政服务、商业和竞争发生的平台实际上都是通过在公共领域的底层来支持实现的。

在线下，我们没有一个开放的市场来购买实体护照或社保号码；我们有一些大多由国家力量支持的著名权威机构，用这些权威来想别人证明我们就是我们所声称的那个人。

但在网络上，私人部门突然介入，填补了这一真空。因为身份具有普遍问题的特征，所以市场受到了很强的激励要以一个共同的标准来界定你自己和你认识的人。

经济学家们称之为「报酬递增」或「网络效应」的自我强化反馈循环开始生效，经过一段时间在涉及如 Myspace 和 Friendster 的社交媒体初创企业的实验后，市场决定了什么才是本质上明确你自己和你所认识的人的专有标准。

这个标准就是 Facebook。

Facebook 的用户超过 20 亿，它的规模远远超过了上世纪 90 年代末互联网泡沫顶峰时期的整个互联网。成立仅 14 年，用户的增长就使它成为世界上第六大最有价值的公司。

Facebook 是可以划分 InternetOne 经济和 InternetTwo 经济的鸿沟的终极体现。没有一家私营公司拥有定义电子邮件、GPS 或开放网络的协议，但是有一个公司拥有能够定义今天的 20 亿人社会身份的数据——而有一个人，名叫 Mark Zuckerberg，拥有该公司的绝大多数表决权。

如果你认为集中式网络的兴起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循环，而早期网络开放协议的理想主义是一种青少轻狂的错误意识，那么我们就没什么理由再去烦恼我们是怎么放弃了 InternetOne 时期的愿景。究竟是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堕落的国家，没有办法回到伊甸园，还是说伊甸园本身就是一种必将被集权破坏的幻想。

无论在哪种情况下，试图恢复 InternetOne 的架构都没有意义；我们唯一的希望是通过监管和反垄断行动，利用国家的力量来控制这些企业巨头。

这是古老的 Audre Lorde 格言的变体:「主人的工具永远不会拆除主人的房子。」你不能通过提供更多的技术解决方案来解决技术为我们创造的问题。你需要在软件和服务器领域之外找到足以匹敌的外来力量才能瓦解垄断集团。

但是在这个类比中，主人的房子是一个双层小楼。上层建筑确实是无法用建造它的工具来拆除的，但是那下面的开放协议仍然有潜力去建造更好的东西。

对开放协议复兴最有说服力的倡导者之一 Juan Benet 是一个出生在墨西哥的程序员。

他现在住在位于加州帕洛阿尔托市郊的一个小巷的三居室出租屋里，住户就是他和他的女友、另一个程序员，加上一个不停变化的客人，一些客人属于 Benet 的组织：协议实验室（Protocol Labs）。

在九月的一个温暖的日子里，Benet 穿着一件黑色的协议实验室卫衣在门口迎接我。这个空间的内部让人想起了 HBO 的「硅谷」里的孵化器/联谊会会堂。它的客厅被一排黑色的电脑显示器所霸占。

在门厅里，「欢迎来到瑞文戴尔（Rivendell）」的字样在白板上潦草地写着，这是对「指环王」里艾雯城（Elven city）的一种致敬。「我们把这房子叫做瑞文戴尔，」贝内特不好意思地说，「但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瑞文戴尔。这里没有足够的书、瀑布或是精灵。」

Benet 现年 29 岁，他认为自己是上世纪 90 年代末和 21 世纪初曾短暂繁荣过的第一场 P2P 革命的孩子，那场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像 BitTorrent 这样通常是非法地传播媒体文件的网络推动的。

那场最初的繁荣在很多方面都是互联网分散的开放协议根源的逻辑延伸。互联网已经表明，你可以在基于群众的网络中可靠地发布文档。像 BitTorrent 或 Skype 这样的服务将这种逻辑带到下一个层次，允许普通用户在互联网上添加新功能：创建一个分布式的（主要是盗版的）媒体库，就像用 BitTorrent 那样。或者帮助人们通过互联网拨打电话，就像使用 Skype 一样。 Benet 坐在瑞文戴尔里的客厅/办公室里告诉我，他认为随着 Skype 和 BitTorrent 的兴起，21 世纪初就像是「P2P 的『盛夏』」——它的黄金时期。

「但后来，P2P 就撞上了一堵墙，因为人们开始喜欢集中的架构。」他说，「部分由于 p2p 业务模式是由盗版驱动的。」

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的毕业生 Benet 以一种让人想起 Elon Musk 的方式说话：当他说话的时候，他的眼睛扫视着你头顶上的一片空气，就像他在看一个看不见的提词器来寻找措辞一样。

他对协议实验室正在发展的技术充满热情，但也热衷于将其置于更广阔的环境中。对于 Benet 来说，从分布式系统到更集中的方法的转变，几乎没有人能预料到。

「游戏规则、管理所有这些技术的规则非常重要。」他说，「我们现在所构建的结构将会描绘出未来 5 年或 10 年后截然不同的图景。」

他接着说：「当时我很清楚，P2P 是一件特别的事情。但当时我并不清楚的它的风险有多高。我当时没有意识到我必须接过接力棒，现在轮到我来保护它了。

协议实验室正是 Benet 试图接下这根接力棒的尝试，它的第一个项目是对互联网文件系统的彻底改革，这个系统包括我们用来定位网络上网页位置的基本方案。 Benet 把他的系统称为 IPFS，这是「星际文件系统（InterPlanetary File System）」的缩写。

当前的协议 HTTP 将网页从一个单一的位置下载下来，并且没有内置的机制来归档在线页面。而 IPFS 允许用户从多个位置同时下载一个页面，并包括程序员所称的「历史版本控制」，这样过去的迭代就不会从历史记录中消失。

为了支持该协议，Benet 还创建了一个名为 Filecoin 的系统，该系统将允许用户有效地出租未使用的硬盘空间。（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种数据的 Airbnb）

「现在，地球上有无数待机或闲置的硬盘驱动器，以至于它们的所有者只是在赔钱，」Benet 说，「因此，你可以将大量的供应带上线，这将降低存储成本。」 但正如它的名字所暗示的，协议实验室的雄心远不止这些项目，Benet 的更大使命是在未来几年支持许多新的开源协议。

为什么互联网会从开放走向封闭？

一部分解释在于「不作为」这一原罪：当新一代的程序员开始着手解决 InternetOne 未解决的问题时，只要程序员保持系统闭源，就会有几乎无限的资金来源进行投资。

InternetOne 开放协议成功的秘诀在于，它们是在大多数人都不关心网络网络的时代发展起来的，因此他们能够悄悄地达到临界数量，而不必对付富有的企业集团和风险资本家。

不过，到 21 世纪中期，像 Facebook 这样有前途的新公司，即使在成为家喻户晓的品牌之前，也能吸引数百万美元的融资。而且，私人部门的资金确保了公司的关键软件保持关闭状态，以便为股东获取尽可能多的价值。

然而，正如风险投资家 Chris Dixon 指出的那样，还有另外一个在本质上比金融更具有技术性的因素。

「假设你想建立一个开放的 Twitter，」Dixon 坐在 Andreessen Horowitz 纽约办公室的会议室里解释说，他是那里的一位普通合伙人。「我在 Twitter 上叫做 @cdixon，那你怎么存储这个信息呢？你需要一个数据库。」 像 Facebook 或 Twitter 这样的封闭架构将用户的所有信息——他们的操作、他们的点赞和照片、他们在网络上与其他个人的关系图谱——放入一个由公司维护的私有数据库中。每当你查看你的 Facebook 新闻提要时，你都可以访问这个数据库非常小的一部分，只看到与你相关的信息。

运转 Facebook 的数据库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复杂操作，依赖于遍布全球的成千上万的服务器，由地球上最杰出的工程师们监管。从 Facebook 的角度来看，他们为人类提供了一项宝贵的服务：为地球上几乎所有人创建一个共同的社交图谱。 他们不得不出售广告来支付提供这项服务的成本——以及他们的网络的规模赋予他们的影响世界各地二十亿人的思想的惊人力量——是为了这共享社交图谱要付出的一项虽然不好，但也不可避免的代价。

这种权衡在 21 世纪中期确实是有道理的；创建一个能够追踪数以亿计的人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数据库——更不用说 20 亿了——是只有一个组织才能解决的问题。

但是正如 Benet 和他那些区块链传道伙伴们急于证明的那样，这样的合理性可能不再存在了。

那么，当大型科技公司已经吸引了数十亿用户，并坐拥数千亿美元现金的时候，你如何才能在这个时代让新的基础协议被有意义地采纳呢？

如果你恰好相信互联网在其当前的化身中对社会造成了重大的、日益严重的危害，那么这个看似深奥的问题——让人们采用新的开源技术标准的困难——最终会产生重要后果。

如果我们想不出一种方法来引入新的、能与现有架构匹敌的基础架构，那么我们就会被永远困在现在的互联网。

我们所能期望的最好的结果就是政府干预，以减少 Facebook 或谷歌的影响力，或者是某种来自消费者的反抗，鼓励市场转向更少霸权的在线服务，这就相当于是为了当地农民的市场销路而放弃大型农业设施的数字版。

这两种方法都不会颠覆 InternetTwo 的基本推动力。

2008 年，在 Zuckerberg 为他正在成长的公司开设了第一家国际总部后不久，第一个对封闭协议时代有意义的挑战的蛛丝马迹出现了。

一名（或一群）神秘的程序员以 Satoshi Nakamoto 的名义给密码学的学术社区成员们的电子邮箱分发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被叫做「比特币：点对点的电子现金系统」，在其中，Nakamoto 为一种数字货币概述了一个巧妙的系统，它不需要集中的可信权威来验证交易。

当时，Facebook 和比特币似乎属于完全不同的领域——一个是风投支持下蓬勃发展的社交媒体初创公司，让你分享生日祝福、与老朋友联系，而另一个则是一个不知名的电子邮件列表中的关于加密货币的错综复杂的方案。

但 10 年后，Nakamoto 在这篇论文中提出的想法已经对像 Facebook 这样的互联网巨头的霸主地位构成了最重大的挑战。

比特币的悖论之处在于，它很有可能成为一项真正革命性的突破，同时也是作为货币的一种巨大失败。

正如我所写的那样，在过去的五年里比特币的价值增长了近 100,000%，为早期投资者赚了一大笔钱，但也将其标榜为一种极不稳定的支付机制。而创造新比特币的过程也被证明需要惊人的能量消耗。

历史充满了新技术的故事，而最后这些新技术的最初应用与最终用途已经没什么关联了。所有对比特币作为支付系统的关注，可能同样会被证明是这样的一种干扰，是技术领域里会丢了西瓜的「芝麻」。

Nakamoto 在最初的宣言中把比特币定位为「点对点电子现金系统」，但在它的核心，他（或她或他们）提出的创新其实具有更一般的结构，这个结构有两个关键特征。

首先，比特币提供了一种证据，证明你可以创建一个安全的数据库——区块链——分散在成百上千的计算机上，而没有一个权威机构来控制和验证数据的真实性。

其次，Nakamoto 设计了比特币，以使维持分布式账本的工作本身就能得到少量的、越来越稀有的比特币支付。如果你将你计算机处理能力的一半投入到帮助比特币网络完成计算——从而抵御黑客和骗子——你就得到了一小块比特币。

Nakamoto 设计了这个系统，这样比特币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难以获得，从而确保了系统中一定数量的稀缺性。如果你在早期帮助比特币保持数据库的安全，你将比后来的人赚更多的比特币。这个过程被称为「挖矿」。

基于我们理解的目的，请忘记一切关于比特币热的其他事情，就记住这两件即可： Nakamoto 带来这个世界的是一种能在数据库没有管理员的情况下对内容达成一致认可的方法，以及一种不通过正式工资或是分得股权就能奖励那些帮助使数据库变得更有价值的人们的方法。这两种想法一起解决了分布式数据库问题和资金问题。

突然之间，一种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的幼年时期不存在的，支持开放协议的方法出现了。

这两个功能现在已经被复制到了数十个受到比特币启发的新系统中。其中一个系统就是以太坊，这是 Vitalik Buterin 在他 19 岁时在一篇白皮书中提出的。以太坊确实有它的货币，但是以太坊的设计核心并不是为了方便电子支付，而是要让人们在以太坊区块链上运行应用程序。

目前，有数百个以太坊应用程序正在开发中，从预测市场到 Facebook 的克隆，再到众筹服务。几乎所有的产品都处于内测前阶段，还没有准备好供消费者使用。尽管应用程序处于萌芽状态，但以太货币已经出现了微型比特币泡沫，很可能为 Buterin 带来巨额财富。

这些货币可以被明智地运用。 Juan Benet 的 Filecoin 系统将依赖于以太坊技术，并奖励那些使用它的 IPFS 协议，或者帮助维护它所需要的共享数据库的用户和开发人员。协议实验室正在创建自己的加密货币，也称为 Filecoin，并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在公开市场上出售部分 Filecoin。（在 2017 年的夏天，该公司通过向认证投资者提供 Benet 所说的代币「预售」，在头 60 分钟内筹集了 1.35 亿美元。）

许多加密货币首先是通过一种被称为「首次硬币发行（I.C.O）」的程序向公众供应的。这 I.C.O. 的缩写形式是故意在呼应定义了上世纪 90 年代第一次互联网泡沫的「首次公开发行（I.P.O.）」。但两者之间有一个关键的区别。

投机者可以在 I.C.O. 中买入，但它们并不是像在传统的 I.P.O. 中那样购买私人公司的股权及其专有软件。

之后，数字货币将继续被创造出来以换取劳动力——在 Filecoin 的情况下，也就是指那些帮助维持 Filecoin 网络的人们。帮助改进该软件的开发人员可以获得这些 Filecoin，普通用户也可以通过提供多余的硬盘空间来扩展网络的存储容量以获得 Filecoin。Filecoin 是一种信号，表明某人在某个地方为这个网络增加了价值。

像 Chris Dixon 这样的倡导者已经开始用「代币（tokens）」而不是硬币（coins）来指代这种劳动力交易中的补偿，以强调这样的技术并不一定是为了破坏现有的货币系统。

「我很喜欢这个代币的象征意义，因为它很清楚地表明它就像一个电玩城。」他说，「你去游乐场玩，在那里你可以使用这些代币。但我们并不是要取代美国政府。它不是真正的货币；它是一种在这个世界里的伪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