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后冷战到后接触——中国如何与美国竞争?
摘要: 作者简介 谢韬，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院长、教授。 2018年5月20日，“中国国际问题论坛2018：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与世界”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召开。在会议中，各位学者发表了很多高 ...
 作者简介 谢韬，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院长、教授。 2018年5月20日，“中国国际问题论坛2018：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与世界”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召开。在会议中，各位学者发表了很多高见，讨论热烈，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交政策提出了很多新观察和新思考。在取得部分与会学者的授权后，“人民大学国政评论”微信公众号将陆续推出其中的一些发言，欢迎大家关注。本文为谢韬教授的发言。 从后冷战到后接触： 中国如何与美国竞争? 最近中美关系波动很大，国内外各种分析很多，我也讲讲自己的一些想法。 首先看中美合作的基础。从中方来看，冷战时期是共同的安全威胁，在后冷战时代主要是经贸合作，我们也习惯把经贸合作描述为双边关系的压舱石。但是美国人很少用压舱石来描述中美经贸关系，主要是中方在用这个词。从美国来看，冷战时期合作的第一动力也是共同的安全威胁，而在后冷战时代，共同的安全威胁当然有，如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恐怖主义、打击海盗等等，但是这些威胁和冷战时期的安全威胁根本无法相比。 实际上，后冷战时代美国对华政策包括三大目标。正如上个月<<外交季刊>>的一篇封面文章指出，这三大目标分别是市场经济改革、政治改革、以及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体系。这篇文章还明确指出，在这三个领域，中国都让美国大失所望。可以说，在美方看来，经贸关系只不过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一部分，而不是国内所说的压舱石。的确，2000年美国国会通过法律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过美国政府这样做并非完全是为了经贸上的互利，而是因为当时美国国内很多人认为（以当时的总统克林顿为代表），以经贸为重点的对华接触政策将推动中国国内政治改革，并有助于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 然而时至今天，很多美国精英认为，这样的接触政策完全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是彻底的失败。大约是2015年开始，美国国内就对华政策开始了一场大辩论。代表性观点有兰普顿的“中美关系处于临界点”的讲话，还有白邦瑞的轰动一时的<<百年马拉松>>等等，这里就不一一列举。这场辩论可以说已经结束，因为今天无论是美国左派还是右派，他们的基本共识就是对华接触政策失败了，必须改弦易撤。至于后接触时代怎么应对中国，或者说如何对华强硬，这个问题还没有共识。 总之，40年后的今天，中美关系合作的基础似乎越来越少。没有共同的敌人，经贸互利给美国带来的好处在美国国内受到质疑，非传统安全领域（如气候变化和反恐）的合作也没有特别深入，在积极面减弱的情况下，竞争就很容易成为双边关系的主旋律了。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这种竞争已经演变成全方位的战略性竞争，包括军事实力、高科技和意识形态等等。 具体点讲，短期内中美在台湾和南海两个问题上的摩擦或许会增加，因为从美国国内的政治角度讲，这两个问题几乎是纯美国外交问题，涉及到的国内选民利益很少，特朗普政府在这方面的灵活性要大得多。但是对中国来说就不一样了，这两个问题都涉及到中国的国内政治安全，尤其是台湾问题，是我们外交的首要问题，因此我们在这方面的灵活性相对来说小得多。 至于人权和民主，这两个问题涉及到美国长期的国内政治安全和国际领导权。短期来看，中国的崛起不会对美国政治体制构成挑战，但是如果中国长期保持稳定发展，并且中国的发展模式通过各种渠道（如经贸关系或者政治伙伴关系）不断外延，就会对美国的政治价值观构成威胁。 事实上，一些美国政治精英已经越发感知到来自中国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威胁并有所行动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17年底，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发布的所谓锐实力报告，指责中国政府通过各种手段对西方发达民主国家和新兴民主国家进行所谓的“渗透”。锐实力这个概念现在在西方很火，实际上反映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我们担心的是西方对中国的“和平演变”和“精神污染”。三十年河东，西方现在反而担心中国对他们的“和平演变”和“精神污染”。其实这反映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国家，开始缺乏“制度自信”了。 还有一点，现在西方大肆炒作锐实力，这对海外华人极有可能产生重大负面影响。不仅类似“李文和案”的事件可能会重演，在国外从事高科技研究的华人科学家以及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华人学者，如果他们经常来中国开会，或者与中国学者进行合作研究，就有可能被怀疑是中国影响力的“代理人”。 今天上午开会的时候遇到朱锋老师，他说现在中美两国对“势”的感觉很不一样。很多美国人看到的是不利于自己的势态，相反很多中国人看到的是有利于自己的势态，结果给人的感觉是，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自信心高涨，美国反而处处显得不自信。比如说，最新一期的<<外交季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第一篇文章题目是“民主在衰亡吗？”第二篇讨论美国民主的失败，第三篇则是民主能否自救，第四篇是民主世纪的终结。从这些文章可以看出，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在反思，二是西方的悲观情绪比较高。 说到民主，也顺便谈一点美国国内政治。不管特朗普还有两年还是六年（我个人感觉他还有六年），特朗普所代表的特朗普主义不会是短暂的，其政治生命和影响力一定长于特朗普的任期。民粹主义和孤立主义似乎将在很长时间内左右美国国内政治版图以及美国的外交政策。另一方面，特朗普的胜利，就是民主党的失败。如果民主党继续打身份认同的牌，宣扬所谓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那么共和党继续控制白宫的几率很大。毕竟身份认同没法当饭吃，最后还得回到经济问题上。从罗斯福新政到克林顿把老布什拉下马，可以说民主党的竞选核心就是经济牌，为工人阶级（包括底层的少数族裔）谋福利。到了今天，民主党已经蜕变为以身份认同为核心的政党，而忽视了美国社会的经济现实，尤其贫富悬殊巨大，底层工人（尤其是白人）面临生存问题。如果2020年民主党继续以身份认同为竞选核心，不啻于把白宫拱手让给共和党。 最后回到中美关系，既然中国和美国已经进入了战略竞争时代，我们应该如何与美国竞争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可以看看美国在二战后是如何建立霸权的。David Lake在这方面的研究，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战后美国做的三件事情帮助它树立了霸权。第一是带动全球经济发展；不仅仅美国自己发展了，同时美国的发展也带动了其他国家的生活水平提高，尤其是建立自由贸易体系，对发展中国家开放美国市场。对中国来说，中国经济腾飞是不是也给其他国家带来了普遍性的（broad-based）经济利益？时殷弘老师好像几天前也就这个问题发表过评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也认为中国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不能局限于帮助某个国家修一条铁路，而是要给各国人民带来普遍性的好处。 美国战后霸权的第二个要素就是美国主导建立的一系列国际组织，包括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等。虽然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在弱化甚至退出一些自己建立的组织，但是这些组织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跨国合作做出了重大贡献。美国霸权的第三个要素就是意识形态，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自由民主，并且让很多国家的民众接受了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 中国要与美国竞争，我认为我们也需要在这三个方面努力。第一是让中国的经济发展给全世界带来更多的普遍性好处。要实现这一点，中国不仅要更大程度地开放自己的市场，并且在对外援助和海外投资的时候要尽可能地考虑到普通民众的经济利益。第二是要积极创建中国主导的国际组织，这方面亚投行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并且也得到了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的认可。第三就是要提出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这个意识形态不仅是中国特有的，而且应该是全世界都能接受的。用英语来说，就是uniquely Chinese but universally appealing。在这三个方面，中国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在短期内，除非美国自身出现重大决策错误或者国内出现严重政治危机，中国还需要专注于自身实力和经验的积累，而不是和美国展开全方位的竞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