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听一心二用 边做边听关注 博望坡博古通今见真伪关注 鼎新阁为新思想,新观念鼓呼关注 作者:章天 来源:九道湾 原题:首要问题不是信仰 诚信社会的建立有赖社会每一分子遵守公共规则,在专制国度里公共规则却难建立和执行。 这些年针对中国社会道德滑坡的问题,各方人士提出了各种解药。其中有一道药颇为流行,也是我曾经比较认可的,那就是:要增进中国人的信仰。 信仰缺乏导致的道德滑坡,道德滑坡引发的底线丧失,的确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现在的中国可谓进入了一个“互害社会”:每个行业都不负责任,损人利己,卖牛奶的不喝自家牛奶,卖蔬菜的不吃自己蔬菜……每个人都在诅咒他人丧良心的同时自己泰然逾越底线。 想想中国曾经是一个“礼仪之邦”,如今沦丧至此,着实令人痛心。于是不少现代儒家倡导重振传统文化和道德观,教育小孩子从小读三字经、小学开始学国学,国家层面则投巨资在全世界多地开设孔子学院…… 然而,这一切似乎没什么用,“互害”症状并未得到缓解,更别说根治了。我本人也从支持“信仰说”转为怀疑和否定态度了。那些讲究诚信的社会,是由于民众有信仰的缘故么?我在日本访学三月期间,向不少日本友人了解他们的信仰状况,得到的回答大体差不多:谈不上有多么坚定,也就是重大节日时去拜祭一下讨一个喜头,年轻人更是淡漠。 那么是什么支撑着日本社会的诚信呢?试举日本“毒大米事件”为例,这场2008年在日本掀起大波澜的事件最后以日本农水省事务次官白须敏朗和日本农林水产大臣太田诚一引咎辞职、“毒大米”中间商奈良县广陵町米谷销售公司社长上吊自杀而告终。 其实,所谓的“毒大米”严格说来只是“问题大米”,是日本作为工业原料从中国购入的,这些大米中含有超标的黄曲霉毒素及杀虫剂甲胺磷。当初农水省与三笠公司签订合同,规定这些大米仅限于工业用途。但该公司为谋取暴利将这批“毒大米”伪装成食用米卖给酒厂、学校、医院等单位。 很多中国人不知道的是:让日本人胆战心惊的“毒大米”,却是普通国人天天吃的优质大米。因为,中国的优质大米的甲胺磷含量限定为0.1ppm,而日本的“毒大米”的甲胺磷含量为0.02ppm-0.06ppm。两者甲胺磷含量相差数十倍之巨! 这批“问题大米”虽然流失到日本民间,但并未造成一人中毒和死亡。事件曝光后,农林水产大臣太田诚一曾在一个电视节目中表示:“(问题大米)并不是什么值得惊慌的大问题”。然而他的这番话招来尖锐的批评:“真不像话,难道要等死了人才算大问题吗?” “毒大米事件” 2008年9月5日被曝光后,日本社会沸腾了,民众抗议、媒体报道。随后启动的调查好似一股强劲的旋风。仅仅半个月(9月19日),日本农林水产大臣太田诚一就引咎辞职了。 试想一下,同样的事件发生在中国,将会如何呢?前段时间发生的“问题疫苗事件”,尽管民怨沸腾,却未见一个官员出来道歉,更别提引咎辞职了。两相对比,便可知道日本社会何以诚信而中国社会何以不诚信的根源了:媒体拥有自由报道权可以监督不讲诚信的企业和玩忽职守的监管部门,民众手中有选票可以惩罚不尽心为人民服务的官员。 诚信社会的建立有赖于社会每一分子对公共规则的遵守,而在一个专制国度里这种公共规则很难建立,即便建立了也很难得到广泛执行。因为不受约束的权力常常随意改变规则,从而树立了一个特别坏的榜样,导致民众也不把公共规则当回事,潜规则盛行。 东西德统一、东德档案被公开后,世人看到了这样一个东德:人民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企业偷工减料蔚然成风;以严谨勤奋著称的德意志民族在希特勒时代没有失去的民族特性在东德时代荡然无存;1/6居民成为秘密警察线民,互相监视和告密。 然而统一之后、恢复了自由的东德人,所有以上痼疾不治而愈。前些日子人民日报的一条微博这样说: 给门卫上支烟,大门立即打开;停车费30元,递上10元说不要票了,收费员开心放行;对办事员意思意思,户口两天办妥……他们明天也求人办事,开始了新一轮折磨。谁是恶性循环的第一推手呢?压垮骆驼的绝不仅仅是最后那根稻草,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针对人民日报的说法,中国网络上流行开“人民不行”的说法:经济不行,主要是人民不行;楼市低迷,主要是人民不行;疫苗出问题,主要是人民不行…… 在我看来,这颇类似于当年东德民众的处境。在专制社会里,当权力者在规则之外、随便破坏规则时,处于弱势地位的“人民”当然也不会傻乎乎地遵守规则了,当然也会选择有利于他们自己的潜规则了。人民因此变得狡诈和卑劣起来。 可见要缓解中国当下道德滑坡、底线丧失问题,从而走出“互害社会”,首要的不在于怎样去增进人民的信仰,而在于怎样去制约和规范权力,使得公权力也必须遵守公共规则。舍此,则无解。 附:<<瞭望>>周刊刊文剖析中国社会诚信状况: 中国诚信缺失,主要是政府不诚信 一个名叫郭美美的20岁女孩微博炫富,将中国最重要公益机构之一的中国红十字会推向舆论漩涡的中心,使其面临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近年来,三鹿“毒奶粉”事件、“瘦肉精”事件、“染色馒头”事件、唐骏学历“造假门”……各个领域诚信危机已演化为当前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 诚信危机的根源是什么?如何化解这场危机?最新一期的<<瞭望>>周刊采访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周孝正教授,对当前中国社会诚信状况进行了深度剖析。文章称,当前中国社会诚信缺失的主要原因,还是政务诚信出了问题。 社会诚信关键是政务诚信 有人说,中国正处于一个道德滑坡、诚信大面积缺失的时代。 对此,周孝正说,目前中国的诚信问题,从三个层面来讲,即国家主权信用、一般企业信用、自然人信用,或是说政务诚信、商务诚信、个人诚信,都不同程度地出了大问题。 在政务诚信、商务诚信、个人诚信中,关键还是政务诚信,或者说国家主权信用起到主导作用。这是因为政府既是社会信用制度的制定者、执行者和维护者,又是公共信用的示范者,由此决定了政务诚信在社会信用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如果政府不讲诚信,企业诚信就难以做到,个人诚信就更无从谈起。 当前政务诚信出了大问题 对于当前诚信缺失的主要原因,周孝正认为,还是政务诚信出了大问题。政务诚信作为诚信体系建设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直接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形象。“民无信不立”,诚实守信,才能政令畅通,才能确保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 目前,有些地方政府诚信缺失现象严重,对社会风气起到不好的示范作用。比如,一些地方招商引资的时候承诺得很好,又是开发项目奖励,又是政策性奖励,但这些承诺经常不能如约兑现,或根本不兑现。 重建诚信: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 周孝正表示,在当前,中国要最终化解这场社会诚信危机,必须先解决政务诚信的问题。2010年中央党校秋季开学典礼上提出“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有着鲜明的指向和现实针对性。 “权为民所赋”,要解决的就是一个权力的来源和基础问题,即中共的执政权力只能来自于人民群众的授权;“权为民所用”要解决的是权力的目的和归宿问题,即中共的执政权力只能是用来为人民谋福利。两者关系互为因果,前者是前提,决定和约束着后者,后者是结果,体现权力的性质,并反作用于前者。 正如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所警示,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历史选择了党,不等于历史永远会选择党。 当前,必须积极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只有切实落实宪法给予每个人的权利,让社会充满公平、正义的阳光,才能让百姓在诚信的环境中有尊严地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