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是一场高级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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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止庵的交谈，我充满了好奇。对于一个藏书家的书房；对于他年少时生活的无量大人胡同，那个在八九十年代，见证过一席“文学流动盛宴”的地方；还有他如何兜兜转转，从口腔科医生、报社记者、90年代初期的外企职员，再终于走到作家的路上。 他的书房就在望京，一个我还挺熟悉的老小区。那里住着我大学的几位老师，每次去都觉得那里的人面目可亲，迎面走来随便一位穿着质朴的长者都可能是大儒。止庵的书房隐于此特别相宜，在我心目中，他不是知名的作家，更像是一位可亲的邻家兄长，无论说到哪个话题都可以告诉你一堆相关逸事。 房里绝对的主角是书，四壁都是书架，一本紧挨一本，不少带着保护的封套。 扫览下来便知，书籍的摆放都经过精心的规划，按照某一主题以及相互关联性来归置，按序记录下来应该就可以探知他的个人阅读和研究脉络了。 作为有名的作家和藏书家，他对读书的态度倒是淡然，“读书也非非读不可，有好些书也不必要读的”，若是一定要归结，“读书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让自己在人生起起伏伏间学会自处。” 他翻阅了一百多个版本的<<庄子>>才写了<<樗下读庄>>；为研究周作人，收集了所有日文版的周作人著作；对于曾经不满意的一本著作，舍得花上三年时间再重写一遍。 与之对应，他阅读过大量的小说却从不轻易想写，“我看卡夫卡的<<地洞>>，看到后半段，就知道我写不出”，他说的时候眼神低垂，似有所思，“写作这件事，若是不能再进一步不如不写”。我听着，生了敬意。在他的字典里没有“差不多”这三个字。 然而，我没收获到属于那个时代的离奇趣事。止庵的父亲是诗人沙鸥，“我和父亲的性格很不相同，他好客豪放，我则谨慎，凡事追求精确”。或是这样的性格，虽然成长于文学家庭，77年恢复高考止庵报读得是医科，第一份工作是口腔科大夫。 此后经过十数年其他的工作经历，他是过了四十岁才彻底辞了职专注下来写作。只不过那之前的七年，他以一年一本书的速度，早已积累起声名，稿约不断。 他信奉加缪的“重要的不是活得最好，而要活得最多”，喜欢旅行就会在出发前做出详尽的行程规划，常常两三倍于旅行本身的时间。 日本的百大温泉他去了七十处，喜欢骨董市集、旧书店更是从不落下，喜欢的那些日本作家、导演的旧时行踪他更会逐一走访，去求证感受。即使这样，他仍说不够了解日本，一贯谦和。 文学是生活的萃取，想象力的凝练，若是真正的作家，便是持之一生地积累，不辍耕耘。 L:在北京胡同里长大，你对当时的生活有什么印象吗？ Z:那个年代的北京，在文革背景下，父母、哥哥、姐姐，家里的每个人都自顾不暇，我几乎都是一个人成长，感觉每一天都特别的长，文字成为唯一的寄托，我反复看一切能找到的书。 跟邻居借来的一本<<水浒传>>能看上30多遍，连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的自我修养>>我都读过，因为找不到别的书。这种文字饥渴一直伴随着我，在外企上班的时候，我的公文包里一半是资料，另一边放的是罗兰·巴特的书。 Z:我父亲是重庆人，1948年去了西柏坡，后来跟随解放军进了北京，在统战部工作。他是一个诗人，在一个很不浪漫的年代，有着非常浪漫的性格，这让他吃了不少亏，也惹了不少麻烦。 因此，他给我的性格造成一个完全相反的影响：一直以来，我都循规蹈矩，每走一步都小心谨慎。我换过很多份工作，但是，每一次换工作都仔细规划好下一份。 L:为什么喜欢太宰治这类看起来跟你完全不一样的人？ Z:我喜欢跟自己不一样的人，芥川龙之介、三岛由纪夫、太宰治都是，但是喜欢，却不能学，也学不会。 我在80年代的时候也有过一段灰暗时期，干什么事情都不成，非常绝望，想过自杀，也只是想想。太宰治、三岛由纪夫的自杀，什么年纪、什么时间都是计划好的。三岛自杀那天因为早去了几分钟，他先绕着女儿学校转了几圈，一直到时间到了才实施计划，这一般人做不到，只能向往。 L:在人生的那段灰暗时期，你是如何走过的？ Z:1987年，我人生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顶点，想去澳洲留学，但是身上一分钱没有。在香港开公司的亲戚答应借钱给我，前提是我先学会英语。于是，我花了一年时间，在家学习外语，期间不看任何中文的东西。我学了一年，能说点话了，亲戚却不提借钱的事。当时，恰巧我在外企工作的同学，想要离职，就把我介绍进去了。 那是一家丹麦公司，我的工作是医疗设备推销，一定年龄可能就不能干了，不能做为终身职业。所以，当时我就在寻找一个没有年龄、性别、相貌限制的事，这件事就是我以前干的事情——写作，所以，在外企工作的时候，我一直在写书，离开的时候已经出了七本书，手上拿到的出版约稿，也足够忙几年了。 L:你做过医生、记者、外企业务员，这些经历对你有什么影响？ Z:我做过的所有工作基本都是自己的短项，当时很多噩梦一样的经历，我都当成一种对自己的锻炼。 我惯用左手，但是，口腔科医生用的所有设备都是方便右手的，所以我不得不锻炼使用右手。我是一个非常不爱说话的人，但是，做记者和业务员的时候，都需要跟人沟通，甚至应付很多刁钻的客户。所以，在去外企之前，我专门买了一本外贸方面的书，在书上演练洽谈业务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我准备的还没用完，生意已经谈成了。 Z:我从小就喜欢读书和写作，并且一生只想做这一件事。但是，在那个年代，作家这条路不好走，作家的整体生活状态也不好。因为父亲的缘故，我家从小就是文人聚集地，家里经常摆不止一桌饭，有时候甚至摆到邻居家院子里。 那个时候，我见识了太多被生活边缘化的作家和艺术家，他们那种失控状态，我一点也不喜欢。即使到了现在，我也不想把作家当成一个职业和生活来源。我可以写作，但是不能依赖写作为生。我当医生、记者、外企业务员，直到1999年，整整18年的时间，是一种浪费，但是，也为我现在可以从容过自己想过的生活提供了基础。 L:不是职业，不是生活来源，那写作对你来说是什么？ Z:在外企工作11年，我没做过自己的生意，但是见识过什么是大生意。拿出版一本书来说，码洋20块钱，书店拿2块多，出版社1块多，作家1块多，出版5000册，赚不了多少钱，所以写作不是生意，只能当作游戏，一种非常高级的游戏，高级到别人请你玩，还要给你钱。 我一直认为不得不干的事情可以糊弄，但是可干可不干的事情必须认真干，否则，为什么要干？写作是游戏，是可干可不干的，所以，必须认真做好。 Z:第一，以前做过，但是没有做好的事情。2000年，我出版过一本<<画廊故事>>，在我的书里算是卖的最好，也是当时稿费拿最多的，但是我一直觉得这本书不太对。后来，我专门去欧洲、美国、日本看展览，写了很多笔记，对于画的理解，已经远远超出当时水平，于是，2015年，我开始重写这本书，到今年终于写完，篇幅增加了一倍，原来的内容保留不到十分之一。 第二，以前想做，但是没有做成的事情。我的日记本里一直留着一个故事，是80年代的时候想写的一本小说的构思，因为到外企上班搁置了，后来我翻出笔记的时候，整整二十五年过去了，现在，我想把这个故事写完。把这两件事情做完了，我的人生想做的事情就都做完了。 L:你读过很多书，也写过不少传记随笔，哪些人对你的人生有真正意义上的推动？ Z:第一个是庄子，他对我人生观的形成有巨大影响。我读<<庄子>>的时候，处在人生最困顿的阶段，非常愤世嫉俗。当时，我4个月没去上班，在家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庄子>>，读完之后的感觉就跟受了洗礼一样，看待自己和世界的关系都不一样了，很多以前放不下的事情都可以放下了。还有一个是卡夫卡，他对我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是<<地洞>>，我的世界观基本就来源于此。 L:做为一个藏书家，可以推荐几本对你影响比较大的书吗？ Z: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我的履历书>>，其中有一件事对我影响非常大：他是一个非常守时的人，一次跟女人约会，对方迟到，他又给了半个小时，这个时间一过就不会再给对方半点机会，即使离开的时候正好瞥见女人的身影。 还有，格拉宁的<<奇特的一生>>，里面的主人公柳比歇夫用特殊时间统计法规划自己的人生，他每天用正负值统计自己做过的事情，将所有无效的事情都标注为负值，这个对我影响特别大，所以我特别担心负值。 她是虹影，享誉世界文坛的著名英籍华人女作家，以传奇般的身世与广受争议的作品让全世界着迷。她绝不写小情小调的言情小说，所有作品几乎都有宏大背景，写尽女性的苦难与抗争。下周，我们一起走近这位传奇女作家。 撰文 ✎Miss鲁 摄影📷蚂蚁 转载与合作请后台留言获取内容授权 @Miss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