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的记忆》

知青协会将举办回顾知青上山下乡50年晚会预告之一

五十年前(公元一九六八年)，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全国数以百万的知识青年参与了这个长达十多年之久的历史运动。五十年后的今天，落脚并生活在大华府地区的当年的知青朋友们将举办一个名为《青春的记忆》的晚会，以此来回顾知青那一代人的青春生活，那一段刻骨铭心的人生经历。

晚会时间：2018年9月22日，星期六晚；5:30am入场，6:00pm开饭，7:00pm-9:30pm晚会。地点：Cabin John Middle School,10701 Gainsborough Rd, Potomac, MD 20854。

目前，晚会筹备组和许多知青协会的朋友们正在积极为这场晚会做着各项准备工作。

在大华府地区，不少知青朋友已经参加了知青协会的活动多年。但是，还有许多有知青经历的朋友们尚未参与协会的活动。在此，我们邀请所有的知青朋友，抽出一点时间，前来参加晚会。人生能有几个五十年？希望大华府的知青朋友们珍惜这次机会，让我们一同回忆那不同寻常的青春年华！

晚会收费原则：会员会费：单人$15，夫妻$20。不带食品者，每人收费$10。非会员另收场地费$5。

在筹备这个《青春的记忆》晚会时，一些知青朋友撰写了回忆知青生活的文章。我们将陆续登载部分文章，作为这次知青50年活动的铺垫吧。本次转载的是老知青左一心送交的十三篇短文里的一篇。

知青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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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知青”这名字想起……

左一心

        好像一件外衣，也好像一种身份，或者，是个人的某一个标签，某一种特质，总之，很多场合都会体现出：我是一个知青。朋友，大多是当过知青的人；谈话，常是有关知青的内容；写作，印象最深的是当年的知青生活；思考，很多事物都免不了拿它与农村生活作比较；做事，不知不觉还常用着下乡时学来的方法。不错，我就是一个知青，不管生活在何处，都是一个深深打上知青烙印的人。

        知青这名字并不高大上，相反倒是很接地气，因为全中国有近两千万人当过知青，六、七十年代城市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孩子下过乡。可知青其实是很了不起的，该是冠古绝今、举世无双的一代人吧，没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年代能出现这么特别的群体。知青也成就了最复杂的一群人，上至国家最高领导、尖端科学家，世界各行各业的精英人士；下至下岗工人、家庭妇女、靠低保维持生活甚至仍在农村为温饱而挣扎的底层平民。虽然缔造了一段历史，知青们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却各有感受，各持观点，有些人还针锋相对，争论不休。离盖棺定论还有些年头，将来的正史野史会怎样记载？

        一般人概念里的所谓“知青”，并没有包括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为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政府组织移居农村的城市青年、到边远地区创建或加入农场的城市青年，以及很多在城里读了书回乡务农的青年。按说，那些人跟后来的知青也差不多，虽然下乡的年代和理由或许有些不同，其实也是应该算在知青里头的。现在人们所说的“知青”，大约是从六十年代初舆论上捧出的董加耕、邢燕子、侯隽等几个“建设新农村”的“知识青年”典型开始。“知青”从那时起正式冠名，到文革前、文革中大规模上山下乡，最后到七十年代中后期结束。稍有不同的，文革前像湖南这样拜极左路线所赐，有大规模知青下乡的省份并不多，很多地方对于“知青”的概念是从文革开始的。

        知青一代下乡时间错落，算来至今该是五十年前左右的事了。成规模下乡的，我们湖南1964年推广“桃园经验”，大量学生因出身影响不准升学，六千多知青下放江永，已“领先”全国；而规模最大的，当是文革中1968年的“一个面向”，几届毕业生一起下乡了；此后知青下乡绵绵不绝，延续十多年。当年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如今都已届不惑至古稀的年龄。回首往事时，虽然情绪、观点各不相同，但那段经历的刻骨铭心是一致的、必然的。按古人的说法，“五十而知天命”，知青的五十“知龄”又怎能不引起广泛而深刻的反思？于是社科人文方面的研究、网络和实地研讨、博物馆纪念馆、出版物电视剧、文艺汇演和组织返乡活动……虽然多半是民间在组织运作，但也热热闹闹四面八方不时有消息传来。今年更是到处都在搞纪念下乡五十周年的活动，包括海外的知青协会，也以各种形式在组织纪念。已届退休年龄的人们成熟了，对上山下乡有了更多的思考，对逝去的青春有更多的留恋，他们希望给这个世界留下自己最难忘的东西。

        我可能是比较迟钝而且有些宿命的人，随着年龄增长眼界宽了些，才知道原来很多事情的缘起和发展都很复杂，甚至是匪夷所思。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个人仿佛是大海里的一滴水，田野里的一株草，大漠里的一粒沙，对大环境完全没有选择的余地。一个人何时出生——是国泰民安、风平浪静，还是战火硝烟、运动变革的年代；或者出生在哪里——哪个洲、哪个国家，城市、郊区还是农村；甚至，出生在哪一个家庭——是权力高层、富豪之家还是平民百姓的家里；这些能由自己选择吗？不能。普通的水滴、小草、砂砾被动地经受着阳光雨露、风霜冰雪，却并不知道、更无法左右那太阳与云层之间的变化。知青大多是一介草民，起点太低了，国家、社会的上层离我们太过遥远，那里发生的一切我们想都想不到。即使“位卑未敢忘忧国”，我们也只能根据自己所受的教育，根据家庭的培养，根据所知的那一点点表面的资讯，指导自己的思想行为。而对自己唯一能做的，只有在所出生的环境里，尽可能编织自己的理想人生。

        关于知青问题，官方是有结论的。邓小平在1978年曾说，国家花三百个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据说李先念还加了一个不满意，叫国家不满意。1981国务院知青办《二十五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说了几层意思：一是知青上山下乡是根据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就业难的国情，解决就业的一次大试验；二是把就业问题当成政治运动去搞，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上有严重失误；三是对知青志在四方、勇于承担国家困难、艰苦创业的精神予以肯定；四是这条就业渠道也不能堵死，应根据历史的经验和形势的发展搞活，讲究实效。

        官方结论有了，绝大部分知青返城又过了半辈子，“试验品”群里却还一直在争论着“青春无悔”还是“有悔”。其实，这就是个伪命题。1800万知青，十数年的时光，里面各种情况是何等的复杂，一代人的情怀岂可一言以蔽之！况且所谓“悔”，是人针对主观思想行为的一种情绪，只能自己对自己的行为“悔”或“不悔”，不能包办或替代其他的人说什么。知青下乡时，环境与情势对一群十多岁年轻人的影响，几乎完全不是自己所能主宰的。那么完全被动的行为，又何谈悔与不悔？如今提问也好，讨论也罢，事实摆在那里，不管有悔无悔，不要把“一代人的青春”冠在前面。 

        就我个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后悔，但也绝不唱高调。我的确是自愿下乡的，那是在品学兼优高中却不让我进入的愤懑之下，也是在自以为“天生我材必有用，下乡也能干出成绩”的幼稚想法中。即使下乡后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也只有以“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来支撑自己，不再盼望“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却仍然存着渺茫而不可知的希望，坚持着自己的行为规范和底线。这无形中也培养了自己的韧性，逼出了一些生活技能。

其实，当年我们即便不因“贯彻阶级路线”下乡，留在城里也同样是运动一个接一个。无论学习、提拔，甚至个人问题，都要看出身成分，所谓“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极少数，一般人的境况比知青也好不到哪里去，五十步与百步之遥罢了，大环境早已决定了我们一代人的命运。当然，人还有偶然的机遇，有些能抓住，有些只能眼看着在天空飞过。比如参军、招工、上大学，都有时间节点和条件，往往也不是自己能左右的，不如视之淡然。回想走过的路，我很明了自己的得失，除了少年下乡没能抓紧时间继续好好看书学习，我没什么好后悔的。我想，我们这一代人在能力范围以内，已经尽可能按自己的意愿活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