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本平台后,每天为您挖掘8篇历史史事 所谓北洋政府,是指民国初年由袁世凯及其继任者于1912年至1928年建都于北京的中华民国政府。翻开历史教科书,可以发现,对北洋政府的评价,历来都偏低,说它“黑暗”、“反动”、“卖国”的都有。应该说,我们对北洋政府的评价偏低是不正确的。 不仅如此,如果尊重客观事实,从全面的而不是个别的方面去考察,还不得不承认: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是最民主共和最资产阶级化的时期。北洋政府对外是“硬”,与列强态度强硬,拼死抗争,在外交和边防上是于中华民族有大功的时期。北洋政府对内是“软”,在各项施政措施上都相当宽容和人性,从而让当时的社会波澜壮阔,风起云涌。这样的“硬”和“软”,是值得肯定的。 二、“硬”——北洋政府在外交上拼死抗争 在北洋政府的主导下,中国加入协约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北洋政府通过对德国及奥匈帝国宣战,废除了它们的治外法权,终止了向它们支付清朝签署的庚子条约赔款,还赢得了暂停向协约国支付庚子赔款的5年期限。开了突破了不平等条约防线的先河。 徐树铮 1919年为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徐树铮将军队派驻外蒙各地,完成了对外蒙古的收复!尤其是唐努乌梁海,被沙俄渗透达多年,终于回到祖国怀抱!11月22日,北洋政府以《中国大总统公告》下令取消外蒙古自治,恢复旧制。同时废除《中俄声明》和《恰克图协定》,北京政府在库伦设立“中华民国西北筹边使公署”,由徐树铮部在外蒙古驻防。 “一战”的胜利后,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1919年巴黎和会的荣誉,而且因此成为国际联盟的会员国,后来还被选为国联行政院六个非常任会员之一。首次进入就成为国际社会重要成员,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然而,巴黎和会最后达成的凡尔赛和约却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交给了日本,北洋政府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强硬地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中国拒签和约是巴黎和会的首创,后来罗马尼亚、塞尔维亚也仿效中国,拒签和约。这多少显示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 因巴黎和会引发的“国民外交”运动,使中国首次站了起来,再也不被当成殖民地国家一样看待。它奠定了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础。 苏俄在十月革命后,于1919年7月25日和1920年9月27日两次发表宣言,宣布废除沙皇俄国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在中国的一切特权。1924年5月31日,当时的中国中央政府即北洋政府和苏联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也叫《中苏协定》。 1921年8月,美国为了挽回巴黎和会遭挫折的世界目标,发起召开华盛顿会议。在答复是否参加华埠会议时,中国便明确表示要在华埠会议坚持废除不平等条约,并要求解除英日同盟,以利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11月,华盛顿会议召开,除租借地问题外,中国其他提案均以签署条约或协议书形式形成文件,日本不得不吐出部分“战利品”:中日民四条约(即“二十一条”)、对德和约关于山东的条款被推翻!这是晚清以来对日本的一次重大胜利。 1925年6月24日,北洋政府再向各国政府发出修改不平等条约的照会,要求召开华盛顿会议确定的关税会议和法权会议。同年10月26日,关税特别会议在北京召开,共13个西方国家参加。11月19日会议第二委员会通过决议,主要内容是:各国承认中国享受关税自主之权利,允许解除各国与中国间现行各项条约中所包含之关税束缚,并允许中国国定关税率条例于1929年1月1日发生效力。是北洋政府的努力,让1929年该条约生效时的蒋介石南京政府白白享受果实。 从以上事例完全可以认为,北洋政府在外交上的拼死抗争,从而在坚定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在取消不平等条约和提高国家地位方面,是取得了巨大成就的,是终于让世界知道中国已经不再是软弱的国家了。 三、“软”——北洋政府的管理最人性化 就政府管理的人性而言,在中国近代历史中,最值得称道的也就是北洋政府了。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北洋政府对内管理的宽容和“人性”,那么,就没有北京大学的“兼容并包”,没有《新青年》和《湘江评论》,没有新文化运动和中国历史上唯一胜利的学生运动——五四运动;甚至也没有孙中山的南方政权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了。 北洋政府对于教育具有宽容的心态。教育是百年大计,北洋政府为办好教育,是只认管理者的能力而不管他的思想和宗派。 先是任命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干部周诒春为清华大学的校长,后来更是“出格”,把具有国民党人身份、曾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已为敌对阵营骨干成员的蔡元培请去做北京大学的校长,而且一做就是十余年。正是在蔡元培治理下,北大兼容并包,延揽了政治观点、学术思想各异的人才,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辜鸿铭、梁漱溟等,他们当中有的是激进党人,有的是新派人物,有的是守旧分子。正是北洋政府的宽容和人性,北大、清华在上个世纪才为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的学术自由,培养和聚集了一大批民族精英;甚至可以说,近代历史中绝大多数的科学家、文学家、哲学家......都是在这个时期崛起的。 北洋政府时期,对于媒体总的是持开放态度,使言论自由有平台,有保障。 1920年,全国的报刊杂志有一千多种,甚至“没隔两三天就有一种新刊物问世”。在杂志方面,著名的有胡适的《独立评论》,鲁迅的《语丝》,陈独秀的《新青年》,伍联德的《良友》画报,戴季陶的《星期评论》,张东荪的《时事新报》,毛泽东的《湘江评论》等等。 在报纸方面,著名的有《申报》、《时报》、《晨报》、《晨钟报》、《大公报》等当时比较著名的报纸,都是民办的。那时的时评人很爽,对政府不满,可以谴责政府,对领袖不满,可以抨击领袖,没有任何人去指责你、纠缠你。这样的报刊杂志,当然就有众多的读者。 北洋政府时期,政治管理较松。“主义”是可以自由倡导的,无论是在大学讲坛,还是在酒楼茶肆,只要你有兴趣,什么君主立宪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都可以拿来作为谈论、演讲的话题。 游行集会更没有限制,诸如“二十一”条、巴黎和会、“八国最后通牒”等国家利益受损的消息传来时,愤怒的国民都可以自由地表达抗议,举行集会或示威游行,只要有人登高一呼,群情激奋,大家就上街了。像中国历史上唯一胜利的学生运动——五四运动,学生闹得那么凶,政府也没有采取什么强硬手段予以镇压。北洋政府的大总统徐世昌,一面颁令“依法逮办,以遏乱萌”,一面又不得不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承认他们“纯本天良”。虽然抓了几个学生,但是以蔡元培为首的校长团一斡旋,被捕学生就立即释放了。 当然,北洋政府时期也发生了军队对示威群众开枪,酿成刘和珍等人被杀害的“三一八”惨案这样严重的流血事件。1926年的3月18日因此被鲁迅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对于这一天的黑暗,段祺瑞无疑是要负责任的。 段祺瑞 事实上,段祺瑞确实以行动承担起了执政者应负的责任。他并没有给学生戴上“暴徒”、“暴乱”的帽子,借以强调军队是“忍无可忍,迫于自卫”,相反,当他得知学生罹难后,迅速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凶手受到惩办,死难者家属得以抚恤。面对学校举行的各种悼念活动以及全市的“国民追悼大会”和各种报刊的广泛而详尽的报导,段琪瑞执政府也没有进一步对受害者加以清算,更没有对参加游行的学生发配边疆,而是默许了人民的各种抗议活动。“三一八”惨案,还让“统治者一贯正确”的神话被打破。在政府不义行为发生之后,也只有在北洋政府时期才能伸张正义。能让政权认错,这在北洋政府时期是常有的事情,这种情况几乎是空前绝后的。 炎黄五千年 史事如春秋 长按上图2秒识别二维码就能关注本平台 长按上图2秒识别二维码就能关注本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