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庆|重庆投资依赖型经济被打回原形
摘要: 2018全国GDP增速排行榜节前出炉，果不出所料，重庆在经历多年全国排名第一后，这一年度，即或使出洪荒之力，也只是免强摸高到6%，断崖式跌至全国倒数第七位。排排坐，吃果果，重庆从一个领跑的混成了一个陪 ...
  2018全国GDP增速排行榜节前出炉，果不出所料，重庆在经历多年全国排名第一后，这一年度，即或使出洪荒之力，也只是免强摸高到6%，断崖式跌至全国倒数第七位。排排坐，吃果果，重庆从一个领跑的混成了一个陪跑的。 笔者以为，这其实是重庆投资依赖型经济后遗症爆发的必然结果，说中听点，重庆经济重回常态；尖锐地讲，重庆经济被彻底打回了原形。  重庆“善于负债”的背后 重庆经济发展的确是从薄时代起飞的，但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重庆就走上了“善于负债”的发展之路。 细心的经济观察者们发现，重庆发展之路并非出于体制创新，而是试图通过“有形之手”，对政府主导的投资发展型经济转速加码，从而强力驱动区域经济短道起飞，使得GDP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嘹亮。 这一模式一度被誉为“重庆模式”。 事实求是地讲，这种发展模式（或策略）并非得益于薄或后来继任者孙都督的高屋建瓴，而是两个羽扇纶巾的师爷，谙合了薄、孙的“鸿鹄之志”。 经济师爷非黄奇帆莫属，他主导的“八大投”融资平台，成为日后重庆投资依赖型经济的源头活水；而温和的左翼经济学者杨帆，则是“重庆模式”的理论奠基人。 事在人为，从2011年-2016年，重庆GDP一种狂奔，连续数年拿下全国增速之冠。  但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重庆经济急功近利，高速成长的背后，其实是通过透支繁荣得来的。 2011年重庆GDP突破一万亿元，GDP增幅超过15%，与天津并列首夺全国第一。这似乎是重庆在地方经济竞争中的完胜！但只要条分缕析就会发现：重庆细分的经济数据当时就已相当沉重，这一年重庆完成固定资产投资7600亿元，占当年重庆GDP的比重高达76%，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3。而重庆各区县政府债务余额却高达3000多亿元；40个区县政府中就有15个债务率高于100%、偿债率高于20%，偿债压力巨大，债务风险飙高。 此后几年，重庆政府投资热情有增无减，年年放出天量，至2015年时，重庆GDP已达15719亿元，比上一年度增长了10.2%，仍远远跑在全国首位。但这一年重庆固定资产投资额却高达15480亿元，几乎与GDP持平，比全国平均水平还高出近36%，甚至比毗邻成都的7007亿元和武汉的7725亿元相加的投资总额都高。 可以肯定地说，巨量投资是拉动了重庆GDP增速的主因。 师爷黄奇帆有许多雅号，其中最响亮的是重庆CEO、金融市长、学者官员这三项。从薄到孙的主政时期，黄一直是主导经济的行政首长，论及资本投融资，黄奇帆确实是高手，影响中国经济界的黄氏“五注入法”就是那一时期抛出来的，重庆借此打造了以“八大投”为投融资平台的经济扩展模式。 [img][/img] 但奇怪的是，黄奇帆2016年离开重庆赴京任职时，重庆市政府公布的债务总额却清爽到不足3000亿元，颇令人生疑。但若要追根刨底，谜底仍捏在黄奇帆的牌局里，黄市长促推重庆“八大投”时就表明，政府不会为企业借贷担保，那么“八大头”产生的巨额债务，就算不到政府头上了，真是喜大普奔，不明觉厉！？ 事实上，重庆GDP一路飘红背后，仅重庆城投企业有息债务就高达10073亿元，而大重庆债务率更是达到惊人的488%，高居中国各省市前列亦是不争的事实。 首都经贸大学刘海影教授在研究“重庆模式”后就曾指出：投资超高速增长构成了重庆经济快速扩张的主要动力，政府不但是经济直接参与者，也是幕后强力拉升的操盘手。 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当年薄、王双双下课仅月余，一支由时任国务院国资委主任王勇率领的30多家央企高管就空降重庆，这里面不但有赫赫有名“三桶油”，还有财大气粗的建设银行、华夏银行和国家进出口银行，这30多家央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发展的角度”，大笔一挥就为重庆签下3506亿元大单，重庆地方媒体为此惊叹：这是建国以来重庆最大规模的签约，是中央稳定重庆的大礼单！ 事实上，若不是当时中央救场，重庆的债务危机，可能早就爆发了！ 民生铺陈与产能过剩的后果 先说重庆民生，重庆曾因诱人的民生工程，差不已成为中国希望之城的象征，但悬空的圣殿，终在眼花缭乱的时代风云中坠落。 2010年黄奇帆在接受《中国改革》杂志采访时说：重庆将筹建3000万平方米公租房，总投资规模超过700亿元，加上后来的五个重庆、民生十条、农民增收计划等等，重庆未来两年民生总投资将高达3400多亿元。 但依据财政部重庆当年预算执行情况报告，重庆地方财政当年收入仅完成1991亿元，中央补贴后，全额财政也只有2749.5亿元，这样看来，重庆即使不吃不喝，只搞民生工程这一项，资本都敷不过坎了。 那一时期，薄有许多雄心勃勃的韬略和盘算，搞民生是抓心立名得人心的幸福工程，所以此后一年，重庆财政开支猛然超过3961亿元，接近GDP四成；而全国其它省市这一比例仅为23%左右，重庆当年一般意义上的财政赤字就高达1053亿元，占GDP的10.5%，远超3%国际公认警戒线。 [img][/img] 但薄却为此赢得了巨大的社会声誉，这对政务公开和政治嗅觉向来迟钝的中国公民来讲，眼前看得见的利益是最大的幸福公约数，以至当下仍有许多人为薄“透支的繁荣”叫好。 事实上，“五个重庆”差不多就是中国梦重庆分梦，做大远不如做响，但壮丽却未可知，比如公租房建设和锦绣重庆的实施，使全国银杏树涨声一片，形同洛阳纸贵。 黄奇帆当年来重庆时，曾立志要像黄桷树那样扎根重庆，而不是拿银杏树作励志比喻，重庆被誉为中国三大火炉，植树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绿化和遮荫，但银杏树过于高大挺拔，树盖远不及黄桷树那么荫翳蔽日。 这事连《重庆模式》的教父杨帆都看不下去了，他在一个名为“中国需要新的政治文明——中国时局座谈会”上，对重庆民生提出了两点批评：一、重庆大种银杏树，有劳民伤财之嫌；二、民生工程做得太大，太过张杨…… 再谈谈重庆产能过剩问题。 即使从今天来看，重庆产业更新升级仍然远未完成，高新技术对重庆GDP的贡献仅为17%，而毗邻的成都，这一数据却接近30%。 重庆最值得骄傲的是笔记本电脑制造，全球三台笔记本电脑中，就有一台就出自重庆，这也称得上是重庆高新技术产业中为数不多的亮点。 但就是这个“重庆骄傲”，却有着难以启齿的环境诱因：2008年趁四川5•12大地震惊骇之际，借着富士康飘摇不定的投资意向，由黄奇帆主导，重庆倾尽全力将笔电项目从失魂落魄的成都巧取豪夺而去，而富士康落户重庆的结果，又把全球主要笔电厂商引向重庆，各种配套厂商及产业链企业也蜂拥而至，重庆就此形成了每年8000万台笔记本电脑的产能。 但老实说，重庆全域仍属“起吊机经济”，传统产业格局依然未变。 [img][/img] 2007年汪洋离任薄接管重庆时，重庆钢产量仅为436万吨，水泥产量为2819万吨，铝材产量为81万吨，因这三个行业都属国家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理应以政府有形之手抑制并逐渐淘汰出局，但作为重庆的支柱产业，三大领域却在薄就任后高歌猛进，迎来了异乎寻常的发展期。 2014年，重庆钢产量猛增到1323万吨，水泥产量6667万吨，铝材产量133万吨，中国十大过剩产能行业，重庆中招有三。一篇题为《重庆的真相》的文章直言不讳地指出，“即便是2015年，整个国家为了解决过过剩问题焦头烂额的时候，钱多得没地方花的重庆，竟然还得意洋洋的继续加大对这些产业的投资……这一年，重庆钢铁又增产了4.%，水泥增产2.2%，而铝材产量更是暴增28%，简直匪夷所思。” 那么，有着中国底特津之称的重庆，汽车发展又如何呢？ 我们来看一组官方公布的数据：重庆工业增加值的增速从2017年的9.5%降至2018年的3.0%；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从2017年的9.6%降至2018年的0.5%；而作为支柱产业的汽车工业更是从2017年的6%一头扎进2018年-17.3%的冰窟窿。 正因为传统产业拖累，加之债务偿还巨大，重庆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随之缩小，2018年上半年，重庆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仅为5.5%，下降近八个百分点，从而导致2018年重庆工业增加值猛降至1.8%，同比也下降近八个百分点，全年GDP能够维持在6%的增速，已是相当惊异了。 虽然如此，但GDP增幅全国第一的重庆，如今跌幅怕也是全国第一了。 重庆模式民主与民生问题反思 2012年新年伊始，《人民日报》头版曾发表过题为“重庆探索共富契合科学发展”的文章，对重庆2007年以来的治理，进行背书式夸赞；无独有偶，新加坡《联合早报》竟然也在同一时间的“中国新闻”版上，特别推出了“重庆模式vs广东模式，中国地方治理多元试错尝试”的特别报道。 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之争，一时成为社会舆论焦点。 [img][/img] 那一时期，重庆模式的风光显而易见的，“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薄，乃至后来的孙，在基层民众中颇受欢迎。人民对民生的关怀，远远大于对民主价值的研判，在体制稳健不变的社会背景下，改良主义总是先声夺人。 何况那几年里，正逢政府换届，GDP考核成为中国官场的通病，据一项权威分析，经济每增高1%，地方官僚们升迁的机率就会提高4.8-10%，重庆大手笔高调保增长促消费的民生工程，自然得到上下一致的吆喝与关注。 相对于这一时期的广东，因为经济“腾笼换鸟”，民生怨尤四起，群体事件锐增，特别是“乌坎事件”，将体制性腐败和基层民生困顿后的爆发，显露无遗，实事求是地讲，汪洋“幸福广东”的目标，看上去似乎没有达标。 如果只从现实主义角度去研判，重庆模式在中国政治秀中，的确领先于广东模式。 但作为重庆人，这正是笔者要反思的地方，分蛋糕和做大蛋糕其实并不矛盾，重庆的问题在于竭泽而渔后，透支的繁荣要偿还，大众显然忽略了这个要命的问题。 中山大学政务学院教授肖滨考察重庆后，就曾睿智指出：重庆模式突出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作用，强调价值重建中的红色话语权，在社会控制中主动出击，这种“官主”，非“民主”的社会改革，难免不留下遗患未来的后遗症。 据此，我们不难看出，重庆模式不是以体制创新为改革前瞻，而是以当前民生关切为契入，党政顶层“补缺”式改革痕迹甚重，这样的社会治理，必须以实惠的经济派糖为诱因，辅之以高压的政治手段为配套，这的确是薄长期治政的手段和强项。 但传统政治理念和价值内涵与市场经济的紧张关系，根本不能解决重庆乃至整个中国社会沉苛已久的深层矛盾，一朝强人离去，这一模式就难以为继了。 这也是重庆模式的理论家、吹鼓手杨帆只给重庆经济打60分的原因。 [img][/img] 再回头来审视广东模式，中国沿海改革早于内地五六年，广东在那一时期出现的问题，其实是历史矛盾积累后必须交账的结果。因此，肤浅的改革已无关广东社会的痛痒，广东需要什么样的模式？从重庆挥师南下的汪洋，其实是心知肚明的。 汪洋擅长抓大概念与体制创新，指出利益集团是改革的最大阻力，大胆提出“人官狗官”论，大力推动经济转型升级，行政体制改革、率先简化社团组织登记手序，营造媒体相对宽松自由的环境；甚至警车为游行、示威人员开道，柔性检讨治政方式，妥善处理“乌坎事件”等等……广东在社会治理方面也是先行先试，务实回归体制改革的核心，这对中国社会转型，有着非常实用的指导价值。 事实上，我们静观薄、孙事件后，重庆在倡导“除余毒”之时，完全摒弃了唱红打黑、传讲读唱的威压手段，开始尝试回归现代社会主流价值，尤其在经济转型方面，先甜后苦的重庆，不得不以投资收缩的方式，延缓明斯基时刻的到来。 也即是说，2018年重庆GDP增速断崖式下滑，其实是重庆经济结构转型、产业升级必须付出的惨痛代价，且还只是刚刚开始，远未到头。这也是笔者观点：因为隐形债务过于庞大，重庆的苦日子还在后面！ 重庆经验没有社会示范意义 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每个特定阶段都会形成特定的经济模式，并藉此带动全局经济的发展： 深圳成为上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引擎； 上海浦东又为90年代中国深化改革打开一扇窗口； 苏南模式为中国乡镇企业先试先行，提供了可以复制的样本； 温州模式更是超越了固有的社会及所有制形态，大大降低了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成本。 即或像农村改革中的小岗村，也为中国长期以来没有能解决的自然经济找到温饱的方向；而大邱庄和华西村突破了单一的农业产业结构，并向多元化的产业平台成功延升，显明农村也可以在更高层面上确立自己的竞争优势。 [img][/img] 甚至像中国农家乐发祥地的郫县农科村，也以现代农业观光、农业休闲旅游的方式，改变了城里人生活和存在方式，并从南到北，轰轰烈烈地掀起了中国农家乐的经营热潮，从而带动了全国2000多万农村人口就地安居乐业，挽回了数以万计的留守儿童家庭悲剧。 资本的快速成长来源于产业附加值，资本的快速积累来源于对成功产业的复制。今天，当我们重新反省重庆模式时，却发现黄奇帆不可复制，重庆经验也不可复制，话说回来，一个投资依赖型经济增长模式，谁敢复制？谁又有资本去复制呢？ 重庆经济转型远未完成，而且未来几年将是既关键又危险的爆发期，若不能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找到一条更适合城市产业发展的创新之路，一俟债大压身，膨大的经济泡沫瞬间破灭，必将危及重庆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对于重庆，笔者仍有期待并深深祝福！ 博客中国 [img][/img] 张国庆|重庆投资依赖型经济被打回原形 白约 [img][/img] 0 [img][/img] 17.84 万 2018全国GDP增速排行榜节前出炉，果不出所料，重庆在经历多年全国排名第一后，这一年度，即或使出洪荒之力，也只是免强摸高到6%，断崖式跌至全国倒数第七位。排排坐，吃果果，重庆从一个领跑的混成了一个陪跑的。 笔者以为，这其实是重庆投资依赖型经济后遗症爆发的必然结果，说中听点，重庆经济重回常态；尖锐地讲，重庆经济被彻底打回了原形。 重庆“善于负债”的背后 重庆经济发展的确是从薄时代起飞的，但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重庆就走上了“善于负债”的发展之路。 细心的经济观察者们发现，重庆发展之路并非出于体制创新，而是试图通过“有形之手”，对政府主导的投资发展型经济转速加码，从而强力驱动区域经济短道起飞，使得GDP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嘹亮。 这一模式一度被誉为“重庆模式”。 事实求是地讲，这种发展模式（或策略）并非得益于薄或后来继任者孙都督的高屋建瓴，而是两个羽扇纶巾的师爷，谙合了薄、孙的“鸿鹄之志”。 经济师爷非黄奇帆莫属，他主导的“八大投”融资平台，成为日后重庆投资依赖型经济的源头活水；而温和的左翼经济学者杨帆，则是“重庆模式”的理论奠基人。 事在人为，从2011年-2016年，重庆GDP一种狂奔，连续数年拿下全国增速之冠。 但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重庆经济急功近利，高速成长的背后，其实是通过透支繁荣得来的。 2011年重庆GDP突破一万亿元，GDP增幅超过15%，与天津并列首夺全国第一。这似乎是重庆在地方经济竞争中的完胜！但只要条分缕析就会发现：重庆细分的经济数据当时就已相当沉重，这一年重庆完成固定资产投资7600亿元，占当年重庆GDP的比重高达76%，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3。而重庆各区县政府债务余额却高达3000多亿元；40个区县政府中就有15个债务率高于100%、偿债率高于20%，偿债压力巨大，债务风险飙高。 此后几年，重庆政府投资热情有增无减，年年放出天量，至2015年时，重庆GDP已达15719亿元，比上一年度增长了10.2%，仍远远跑在全国首位。但这一年重庆固定资产投资额却高达15480亿元，几乎与GDP持平，比全国平均水平还高出近36%，甚至比毗邻成都的7007亿元和武汉的7725亿元相加的投资总额都高。 可以肯定地说，巨量投资是拉动了重庆GDP增速的主因。 师爷黄奇帆有许多雅号，其中最响亮的是重庆CEO、金融市长、学者官员这三项。从薄到孙的主政时期，黄一直是主导经济的行政首长，论及资本投融资，黄奇帆确实是高手，影响中国经济界的黄氏“五注入法”就是那一时期抛出来的，重庆借此打造了以“八大投”为投融资平台的经济扩展模式。 但奇怪的是，黄奇帆2016年离开重庆赴京任职时，重庆市政府公布的债务总额却清爽到不足3000亿元，颇令人生疑。但若要追根刨底，谜底仍捏在黄奇帆的牌局里，黄市长促推重庆“八大投”时就表明，政府不会为企业借贷担保，那么“八大头”产生的巨额债务，就算不到政府头上了，真是喜大普奔，不明觉厉！？ 事实上，重庆GDP一路飘红背后，仅重庆城投企业有息债务就高达10073亿元，而大重庆债务率更是达到惊人的488%，高居中国各省市前列亦是不争的事实。 首都经贸大学刘海影教授在研究“重庆模式”后就曾指出：投资超高速增长构成了重庆经济快速扩张的主要动力，政府不但是经济直接参与者，也是幕后强力拉升的操盘手。 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当年薄、王双双下课仅月余，一支由时任国务院国资委主任王勇率领的30多家央企高管就空降重庆，这里面不但有赫赫有名“三桶油”，还有财大气粗的建设银行、华夏银行和国家进出口银行，这30多家央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发展的角度”，大笔一挥就为重庆签下3506亿元大单，重庆地方媒体为此惊叹：这是建国以来重庆最大规模的签约，是中央稳定重庆的大礼单！ 事实上，若不是当时中央救场，重庆的债务危机，可能早就爆发了！ 民生铺陈与产能过剩的后果 先说重庆民生，重庆曾因诱人的民生工程，差不已成为中国希望之城的象征，但悬空的圣殿，终在眼花缭乱的时代风云中坠落。 2010年黄奇帆在接受《中国改革》杂志采访时说：重庆将筹建3000万平方米公租房，总投资规模超过700亿元，加上后来的五个重庆、民生十条、农民增收计划等等，重庆未来两年民生总投资将高达3400多亿元。 但依据财政部重庆当年预算执行情况报告，重庆地方财政当年收入仅完成1991亿元，中央补贴后，全额财政也只有2749.5亿元，这样看来，重庆即使不吃不喝，只搞民生工程这一项，资本都敷不过坎了。 那一时期，薄有许多雄心勃勃的韬略和盘算，搞民生是抓心立名得人心的幸福工程，所以此后一年，重庆财政开支猛然超过3961亿元，接近GDP四成；而全国其它省市这一比例仅为23%左右，重庆当年一般意义上的财政赤字就高达1053亿元，占GDP的10.5%，远超3%国际公认警戒线。 但薄却为此赢得了巨大的社会声誉，这对政务公开和政治嗅觉向来迟钝的中国公民来讲，眼前看得见的利益是最大的幸福公约数，以至当下仍有许多人为薄“透支的繁荣”叫好。 事实上，“五个重庆”差不多就是中国梦重庆分梦，做大远不如做响，但壮丽却未可知，比如公租房建设和锦绣重庆的实施，使全国银杏树涨声一片，形同洛阳纸贵。 黄奇帆当年来重庆时，曾立志要像黄桷树那样扎根重庆，而不是拿银杏树作励志比喻，重庆被誉为中国三大火炉，植树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绿化和遮荫，但银杏树过于高大挺拔，树盖远不及黄桷树那么荫翳蔽日。 这事连《重庆模式》的教父杨帆都看不下去了，他在一个名为“中国需要新的政治文明——中国时局座谈会”上，对重庆民生提出了两点批评：一、重庆大种银杏树，有劳民伤财之嫌；二、民生工程做得太大，太过张杨…… 再谈谈重庆产能过剩问题。 即使从今天来看，重庆产业更新升级仍然远未完成，高新技术对重庆GDP的贡献仅为17%，而毗邻的成都，这一数据却接近30%。 重庆最值得骄傲的是笔记本电脑制造，全球三台笔记本电脑中，就有一台就出自重庆，这也称得上是重庆高新技术产业中为数不多的亮点。 但就是这个“重庆骄傲”，却有着难以启齿的环境诱因：2008年趁四川5•12大地震惊骇之际，借着富士康飘摇不定的投资意向，由黄奇帆主导，重庆倾尽全力将笔电项目从失魂落魄的成都巧取豪夺而去，而富士康落户重庆的结果，又把全球主要笔电厂商引向重庆，各种配套厂商及产业链企业也蜂拥而至，重庆就此形成了每年8000万台笔记本电脑的产能。 但老实说，重庆全域仍属“起吊机经济”，传统产业格局依然未变。 2007年汪洋离任薄接管重庆时，重庆钢产量仅为436万吨，水泥产量为2819万吨，铝材产量为81万吨，因这三个行业都属国家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理应以政府有形之手抑制并逐渐淘汰出局，但作为重庆的支柱产业，三大领域却在薄就任后高歌猛进，迎来了异乎寻常的发展期。 2014年，重庆钢产量猛增到1323万吨，水泥产量6667万吨，铝材产量133万吨，中国十大过剩产能行业，重庆中招有三。一篇题为《重庆的真相》的文章直言不讳地指出，“即便是2015年，整个国家为了解决过过剩问题焦头烂额的时候，钱多得没地方花的重庆，竟然还得意洋洋的继续加大对这些产业的投资……这一年，重庆钢铁又增产了4.%，水泥增产2.2%，而铝材产量更是暴增28%，简直匪夷所思。” 那么，有着中国底特津之称的重庆，汽车发展又如何呢？ 我们来看一组官方公布的数据：重庆工业增加值的增速从2017年的9.5%降至2018年的3.0%；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从2017年的9.6%降至2018年的0.5%；而作为支柱产业的汽车工业更是从2017年的6%一头扎进2018年-17.3%的冰窟窿。 正因为传统产业拖累，加之债务偿还巨大，重庆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随之缩小，2018年上半年，重庆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仅为5.5%，下降近八个百分点，从而导致2018年重庆工业增加值猛降至1.8%，同比也下降近八个百分点，全年GDP能够维持在6%的增速，已是相当惊异了。 虽然如此，但GDP增幅全国第一的重庆，如今跌幅怕也是全国第一了。 重庆模式民主与民生问题反思 2012年新年伊始，《人民日报》头版曾发表过题为“重庆探索共富契合科学发展”的文章，对重庆2007年以来的治理，进行背书式夸赞；无独有偶，新加坡《联合早报》竟然也在同一时间的“中国新闻”版上，特别推出了“重庆模式vs广东模式，中国地方治理多元试错尝试”的特别报道。 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之争，一时成为社会舆论焦点。 那一时期，重庆模式的风光显而易见的，“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薄，乃至后来的孙，在基层民众中颇受欢迎。人民对民生的关怀，远远大于对民主价值的研判，在体制稳健不变的社会背景下，改良主义总是先声夺人。 何况那几年里，正逢政府换届，GDP考核成为中国官场的通病，据一项权威分析，经济每增高1%，地方官僚们升迁的机率就会提高4.8-10%，重庆大手笔高调保增长促消费的民生工程，自然得到上下一致的吆喝与关注。 相对于这一时期的广东，因为经济“腾笼换鸟”，民生怨尤四起，群体事件锐增，特别是“乌坎事件”，将体制性腐败和基层民生困顿后的爆发，显露无遗，实事求是地讲，汪洋“幸福广东”的目标，看上去似乎没有达标。 如果只从现实主义角度去研判，重庆模式在中国政治秀中，的确领先于广东模式。 但作为重庆人，这正是笔者要反思的地方，分蛋糕和做大蛋糕其实并不矛盾，重庆的问题在于竭泽而渔后，透支的繁荣要偿还，大众显然忽略了这个要命的问题。 中山大学政务学院教授肖滨考察重庆后，就曾睿智指出：重庆模式突出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作用，强调价值重建中的红色话语权，在社会控制中主动出击，这种“官主”，非“民主”的社会改革，难免不留下遗患未来的后遗症。 据此，我们不难看出，重庆模式不是以体制创新为改革前瞻，而是以当前民生关切为契入，党政顶层“补缺”式改革痕迹甚重，这样的社会治理，必须以实惠的经济派糖为诱因，辅之以高压的政治手段为配套，这的确是薄长期治政的手段和强项。 但传统政治理念和价值内涵与市场经济的紧张关系，根本不能解决重庆乃至整个中国社会沉苛已久的深层矛盾，一朝强人离去，这一模式就难以为继了。 这也是重庆模式的理论家、吹鼓手杨帆只给重庆经济打60分的原因。 再回头来审视广东模式，中国沿海改革早于内地五六年，广东在那一时期出现的问题，其实是历史矛盾积累后必须交账的结果。因此，肤浅的改革已无关广东社会的痛痒，广东需要什么样的模式？从重庆挥师南下的汪洋，其实是心知肚明的。 汪洋擅长抓大概念与体制创新，指出利益集团是改革的最大阻力，大胆提出“人官狗官”论，大力推动经济转型升级，行政体制改革、率先简化社团组织登记手序，营造媒体相对宽松自由的环境；甚至警车为游行、示威人员开道，柔性检讨治政方式，妥善处理“乌坎事件”等等……广东在社会治理方面也是先行先试，务实回归体制改革的核心，这对中国社会转型，有着非常实用的指导价值。 事实上，我们静观薄、孙事件后，重庆在倡导“除余毒”之时，完全摒弃了唱红打黑、传讲读唱的威压手段，开始尝试回归现代社会主流价值，尤其在经济转型方面，先甜后苦的重庆，不得不以投资收缩的方式，延缓明斯基时刻的到来。 也即是说，2018年重庆GDP增速断崖式下滑，其实是重庆经济结构转型、产业升级必须付出的惨痛代价，且还只是刚刚开始，远未到头。这也是笔者观点：因为隐形债务过于庞大，重庆的苦日子还在后面！ 重庆经验没有社会示范意义 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每个特定阶段都会形成特定的经济模式，并藉此带动全局经济的发展： 深圳成为上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引擎； 上海浦东又为90年代中国深化改革打开一扇窗口； 苏南模式为中国乡镇企业先试先行，提供了可以复制的样本； 温州模式更是超越了固有的社会及所有制形态，大大降低了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成本。 即或像农村改革中的小岗村，也为中国长期以来没有能解决的自然经济找到温饱的方向；而大邱庄和华西村突破了单一的农业产业结构，并向多元化的产业平台成功延升，显明农村也可以在更高层面上确立自己的竞争优势。 甚至像中国农家乐发祥地的郫县农科村，也以现代农业观光、农业休闲旅游的方式，改变了城里人生活和存在方式，并从南到北，轰轰烈烈地掀起了中国农家乐的经营热潮，从而带动了全国2000多万农村人口就地安居乐业，挽回了数以万计的留守儿童家庭悲剧。 资本的快速成长来源于产业附加值，资本的快速积累来源于对成功产业的复制。今天，当我们重新反省重庆模式时，却发现黄奇帆不可复制，重庆经验也不可复制，话说回来，一个投资依赖型经济增长模式，谁敢复制？谁又有资本去复制呢？ 重庆经济转型远未完成，而且未来几年将是既关键又危险的爆发期，若不能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找到一条更适合城市产业发展的创新之路，一俟债大压身，膨大的经济泡沫瞬间破灭，必将危及重庆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对于重庆，笔者仍有期待并深深祝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