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各成员经济体领导人、代表前往共植APEC亚太伙伴林

　　中国日报网1月5日电：（远达）2014渐行渐远，回顾过去的一年，中国外交亮点纷呈，可圈可点。2014年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局之年,也是中国外交全面进取的丰收之年。

　　《联合早报》记者蔡永伟1月4日报道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政短短两年多，即对外交开展多项创新。对此，有学者认为“习式外交”的战略日益清晰——中国当前及未来的外交政策，将在保持平稳的基础上继续创新，并且延续邓小平时期韬光养晦的基本精神，执行“邓时代外交的升级版”。

　　“丰收之年。”中国外长王毅上月底在一场研讨会上，如此总结2014年的外交工作。在他看来，中国外交在2013年新领导层上台后“成功开局”，并在2014年“取得一系列新的重大进展”。

　　首先，是大力推进外交理论实践创新。其次，中国也深化全方位对外交往，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两人自上任以来，先后出访17次，足迹遍及五大洲50多国，会见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近500人次。这些往来为中国对外关系带来重要成果。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王湘穗教授受访时说，过去两年的连串外交动作显示，“习式外交”已然成型。

　　王湘穗分析，“习式外交”的最大特点是主动性，相较于过去被动地按照国际和区域问题或议题开展外交工作，习近平如今拥有自己的外交战略和口号，并且主动地提出具体措施来实现这些构想，促使中国的地缘战略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

　　王湘穗又指出，习近平也对外展现了大局观，表达了与其他国家共同设计规则的意愿。“中国已经开始从一个不太发声、对世界或国际义务比较犹豫的国家，变得更加主动。”

　　中国外交五大创新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陈志敏教授则认为，中国外交在过去两年有五大创新。

　　根据陈志敏的归纳，中国外交首先在定位上有所创新，特别强调了大国外交，中国有了大国的自觉、诉求、责任。

　　第二是制度创新。这包括重建国家海洋局，通过海警局整合所有海上执法力量，以及建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解决了过往“外交分权”的统筹问题。

　　第三是战略创新，即通过中国梦凝聚民心；用大国外交和底线思维展示中国意志；以金砖国家为依托，通过亲诚惠容、重中之重的周边外交和“一带一路”的战略，构建中国的海陆伙伴体系；通过新型大国关系稳定周边与主要大国关系；通过新型义利观和命运共同体发展与发展中国家关系。

　　第四是手段创新。除了通过各种吸引力的手段来发展与各国关系，也注重使用一些强制力量，来推动外交目标的实现。

　　最后是方式创新。对于多边外交，有别于过去主张在外部建立补充性的国际新制度，如今中国正在建立一些具有“替代性潜力”的新机制，比如亚投行和金砖银行。

　　中国近来在外交开展多项创新，给外界开启了不小的想象空间。

　　有人认为中国打算结盟，也有人将“一带一路”联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和丝路基金所提供的资金输血视为“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由此联想“中国正为外交革命铺路”。不过，有学者认为，这些创新并未构成“革命”。

　　也是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的陈志敏教授上月底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一场论坛上指出，所谓外交革命，是指一个国家在结盟、主权、力量使用、政策目标等问题上的逆转，但中国外交并未在这些方面出现根本变化。

　　陈志敏进一步分析，对于大国外交这一定位创新，中国其实仍是个发展中国家，因此还需将发展作为重要议程，并坚守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秉持公正等原则。

　　至于外交制度创新，他指出，通过建立国安委的外交统筹，并非是要以“安全外交”取代“发展外交”。而战略创新同样不意味着，中国想将“经营海外”取代“经营国内”。

　　针对外交手段和方式创新，他认为，中国要强调更好运用综合实力，特别是巧实力，而不是要用“强制外交”取代“吸引外交”。中国并没有走向“敌友外交”的打算，也没必要树敌，而是要结伴不结盟。

　　陈志敏补充说，中国的目的不是颠覆现有制度，而是要对现有国际体系的主导国家形成一个重大外部压力，以推动它们开展必要改革。

　　展望未来，中国是否需要外交革命？陈志敏的答案是不需要。

　　在他看来，虽然一些预测显示，中国综合实力极可能在2030年达到世界第一，但实力地位变化未必构成根本上改变外交原则和实践的动力。

　　此外，目前的外交问题仅是局部问题，未来局势预计不会急剧且全面恶化，因此不会迫使中国外交进行全面革命。陈志敏说，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能在防止国际形势恶化方面发挥很大作用。他也认为，中国内部外交共识发生全面变化，导致外交走向革命性道路的可能性也比较小。

　　中国外交升级版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教授指出，认为中国会采取革命外交或对抗外交，是外界的一个很大的误区。在他看来，中国现在的外交是邓小平时代外交的升级版。

　　也是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的王逸舟分析，邓时代是中国发展非常罕见的一个繁荣时代，经济史无前例地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国家的国际地位可谓处在历史上最佳时期，因此现在没有理由废除邓时代外交的基本精神，即和平与发展。

　　王逸舟认为，升级版的中国外交继承了邓时代“韬光养晦”的基本精神，强调守拙和不卑不亢。升级版的中国外交在这基础之上，出现了新取向。

　　他指出，随着利益的全球拓展，中国更重视国内与国际规则、资源和市场的对接，“哪怕不能完全对接，起码有某种程度上的契合，否则国内发展要受挫，或者国际上不理解中国”。

　　此外，中国正竭力开拓战略性新边疆，尤其是全球制高点，例如在极地、外空、大洋、互联网、网络金融等方面均有后来居上的态势。

　　再者，中国也在探索国际公共产品供应之道。王逸舟认为，中国外交目前最缺的就是在更大范围、可供多边共同使用的公共产品。

“这是中国的必由之路，是中国走向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角色，也是（邓时代外交）升级版的一个积极进取方向。”

　　王逸舟相信，中国外交升级版不仅将带动中国周边格局的发展让自己受益，在很多年以后也会带来全球格局和秩序的深刻变革。

　　他说：“时间对中国是有利的，只要我们自己发展壮大，现在很多问题都属于成长中的烦恼，都属于目前磨合阶段出现的特殊状况。相信随着中国的发展和改革，问题将来可能会迎刃而解。”（编辑：王辉）(中国日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