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使用的农历“是不怕死的洋人送来的”吗？
摘要: 缘起 本文题目中的问题本来是一个不值一辩的问题。但是，最近三年多来，网上有一种传播颇广的说法：现行的“农历”是明清之际来华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编制甚至创造的。这一说法完全颠覆了许多人原来关于“农历 ...
 本文题目中的问题本来是一个不值一辩的问题。但是，最近三年多来，网上有一种传播颇广的说法：现行的“农历”是明清之际来华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编制甚至创造的。这一说法完全颠覆了许多人原来关于“农历”的印象，以至于常常有朋友问我是不是真的如此。后来，我在一个国际会议的主旨演讲中居然也听到了类似的说法，现场的一两百位参会者居然也无人起来质证。为此，我不得不在随后自己的报告中十分跑题地对此做了一番辩驳和解释。 本以为这事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不想昨天有一个相当有影响力的公众号上又推出了“农历是咱老祖宗自创的吗？不是，是不怕死的洋人送来的”一文，用很大的篇幅论述类这样的观点： 农历虽然是古代产物，但跟“古老民族智慧”实在不沾边，全靠耶稣会天主教士的天文技术输出才得以存在。 甚至可以说，自中古末至近古以来的几乎所有“中国传统历法”都得依靠印度佛教徒、中亚伊斯兰教徒和西欧天主教徒的输入，知识产权完全自有的历法基本不存在。 可惜的是，这种观点以及作者在文中对此所做的论述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但是，这篇文章显得十分“学术化”，作者不仅在文中旁征博引，甚至还仿照一般的学术性文章，在文末列出了一个参考文献表： 参考文献： 江晓原（2001）《天文西学东渐集》 江晓原（2001）《群星灿烂耀九州：古代天学》 佩雷菲特（2007）《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王云婕（2016）《明代钦天监研究》 黄一农（1991）《择日之争与“康熙历狱”》 黄振威（2004）《明末清初知识分子、耶稣会士与的编纂》 石云里（2014）Islamic Astronomy in the Service of Yuan and Ming Monarchs 王亚敏（2009）《从康熙历狱看清初士人的西学观》 行内人一看就知道，这些人都是这个领域里的知名专家。把他们列在这里，极大地增加了文章的迷惑性。但是，我敢说，他们中间没有人提出过这篇公众号推文所表达的观点、也没有人会同意这些观点。而由于所在公众号的影响力，这篇文章在一天之内就获得了78146次点击，411个好评，跟贴者众多。从读者的评论来看，虽然有极个别的人不相信或者将信将疑，但大部分人还是接受了这种说法。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再做些解释。 什么是“农历”？ “农历”是民国时期才开始出现的一个名词，主要用来指按照传统格式编制和印发的民用历书。其内容除了年月日和节气等核心的日期信息外，还包含有逐日列出的每日宜忌等附加内容，以供择日使用。在皇朝时期，这种历书一般有一个专用的名字。例如，在清朝，这种历书最初名叫《XX年时宪历》。但从乾隆朝开始，为了避皇帝的名讳（弘历），又改名《XX年时宪书》。 到了民国时期，每年仍然会印发这种民用历书，但印刷和发行的渠道已经突破了政府专营的限制，因此历书的形式和名称也就变得多样化起来。这些历书有的沿用了清代历书的名称，叫做《民国XX年时宪书》。但“时宪书”是一个带有旧时代烙印的名称，所以，许多历书就采用了《民国XX年农历通书》这样的名字。 当然，不管用什么名字，这些历书的日期信息除了清代历书中包含的年月日和节气外，还加上了欧洲的格里高利历的日期信息。在历书中，这部分信息一般被冠以“阳历”的名称，而来自传统历书的日期信息则被冠以“阴历”的名称。这样的冠名方式其实并不科学，因为格里高利历固然是阳历，但是中国传统历法中使用的却不是纯粹的阴历，而是阴阳合历。也就是说，其中的月份是按照月亮的圆缺周期（朔望月）来排的，而年份则是根据太阳运动的回归年周期来排的，直接体现回归年周期的就是二十四节气。 民国时期的民用历书中一般还保留有每日宜忌这样的择日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起来后，带有这种农历通书曾经短暂的存在过。但从1953年起，有关宜忌的内容都被类似于“历史上的今天”（比如列宁生日）之类的信息所取代。但是，所谓的“农历”中，仍然同时列出了格里高利历（“阳历”或者"公历”）和中国传统的阴阳合历（“阴历”）中的日期信息。 由此看来，如果不考虑每日宜忌之类的附加内容，那么“农历”的核心就是：格里高利历 传统阴阳合历，前者来自欧洲，后者直接来自清朝历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现代通用的“农历”是民国以后才有的，根本不是汤若望等传教士编制的。 什么是中国传统的阴阳合历？ 如果把“农历”仅仅理解成清朝传下来的传统阴阳合历，那是否可以说“农历”是汤若望编制的呢？答案也是否定的。 一般来说，阴阳合历应该包含三大要素：回归年 朔望月 置闰规则。之所以要有置闰规则，是因为12个朔望月的只有355到356天，比一个回归年的365到366天要短不少。如果不加调整，过不了几年，月份与反应太阳运动的季节就会完全错位。这个时候就需要人为地在十二个朔望月之外加上一个月，也就是置闰，以便复位。什么时候才能加上一个闰月，这个月应该加载哪个位置，这些需要一定的规则，也就是置闰规则。 中国传统阴阳合历中是使用二十四节气来反映回归年的，其主要特征是：二十四节气 朔望月 置闰规则。其中的二十四节气系统萌芽于先秦时期，最迟到西汉初期已经成熟，并完整地出现在《淮南子·天文训》中。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发动了一场历法改革，完成了《太初历》。这部历法中的日期安排完全遵从了二十四节气 朔望月 置闰规则的模式。二十四节气系统规定，从立春开始，逢单数的为“节”或者“节气”，逢双数的则叫“中”或者“中气”。为了保证回归年与朔望月周期之间相对稳定的对应关系，《太初历》首次规定：在正常情况下，每个朔望月里必须包含一个“节”和一个“中”，“节”在月初，“中”在月末；一旦某个月（如二月）的“中”跑到下个月去了，那就应该在这个没有中气月份后加入一个闰月，把它叫做“闰X月”（如“闰二月”）。从闰月后的那个月开始，回归年与朔望月周期之间的对应关系就会得到回复。这个规则被称作“以无中气之月置闰”，在以后历朝历代都受到遵从，一直到清朝结束都是如此。 显然，这样一套系统是中国所独有的，并且早在《太初历》中已经创立，根本就不是舶来品，更不是汤若望带来的。 汤若望给中国历法带来了什么？ 毫无疑问，汤若望是明崇祯年间历法改革中的主将之一，也是唯一活到清朝初年的改历主将。那他究竟给中国历法带来了些什么？ 首先，中国历法的内容不光是推算年月日和节气的安排，对日月五星位置以及日月食等天象进行计算也属于历法所涵盖的范围。汤若望等传教士给这次历法改革带来的是第谷的天文学系统，外加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等欧洲近代天文学大家的一些工作成果，并把这些知识都编入了《崇祯历书》这部百科全书式的天文学著作之中。与中国固有的天文学系统相比，该书中所包含的系统在日月五星位置和日月食等天象的计算上能够达到更高和更加稳定的精度水平。 其次，中国古代历法在考虑节气安排时有两套方案。一套方案叫做“平气”法，是把一回归年平分成二十四段，每段十五天多一点，从年初开始往后顺推，由此安排一年的节气。另一套方案叫做“定气”法，是把天球上的黄道均分成二十四段，按照太阳实际进入每一段的日期来安排二十四节气。由于一年里太阳在黄道上的运动速度并不均匀，所以不同节气的长度是不一样的。 “平气”法人为成分较高，但简单易行，并且能保持大月（30天）和小月（29天）之间的自然（一大一小）循环。所以，《太初历》之后的绝大多数历法均采用这种方法。 “定气”法虽然更能反应太阳运动的世纪情况，但安排起来比较麻烦，尤其是无法保证月份一大一小的自然循环，造成连大月的出现。 所以，尽管历史上有历法家建议使用“定气”法，但往往是短命或者无果而终。汤若望等人经过同反对西方天文学的中国天文学家们的反复争论，最后终于使“定气”法得到永久性的使用。 但是，“定气”法是隋朝天文学家刘焯在公元604年前后编制的《皇极历》中发明的，而不是汤若望首创的。 当然，阴阳合历的编制会涉及到对太阳和月亮运动的计算。与同时期的中国天文学系统相比，汤若望等人引入的第谷体系在这类计算上确实占有一定的优势。但是，这种计算方法是可以改变的。到了乾隆年间，德国传教士戴进贤等人又在《历象考成后编》中引入了牛顿的日月理论，受到清朝的官方采纳，由此彻底取代了汤若望等人引入的第谷系统。而到了当代，农历编算中对日月运动的计算早就采用了用天体力学方法推出的历表，也完全不是汤若望和戴进贤当初的理论所能够同日而语的了。 几乎所有“中国传统历法”都得依靠印度佛教徒、中亚伊斯兰教徒吗？ 历史上印度天文学和伊斯兰天文学曾经传入中国，并产生过一定的影响，这是事实。但在明末之前，它们在精度上始终都没有表现出超越中国本土天文学的明显优势。 唐代是有不少印度天文学家在官方的天文机构中供职，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有哪一次修历是“依靠了外国佛教徒引入的印度历法做底本”。作为一位高僧，僧一行的《大衍历》有一两处提到过印度天文学家的一些工作。但与唐代传下来的其他所有历法一样，这部历法从形式到内容上来讲都没有脱离中国自有的传统。 宋代《应天历》在计算太阳进入黄道宫以及星期制方面可能受到外来天文学的影响，但该历法整体上同样也没有超出中国固有传统。历史上没有任何记载表明，“从宋朝开始，皇家制定的历法就得靠伊斯兰学者的技术输出了”。 到了郭守敬时代，虽然有大量的伊斯兰天文学家在北京工作，但他们与中国天文学家相互之间语言不通，基本上无法正常交流。郭守敬的《授时历》也是一部纯粹的中国历法，代表了中国传统历法的最高水平。至于西域人扎马鲁丁的《万年历》，最多只是在编制回回历书时才派上过用途。由于郭守敬编制的《授时历》是元朝采纳的官方历法，所以，也根本不存在“回回司天台”力压“汉儿司天台”的事，就像不存在后者力压前者一样。 至于明朝初期，伊斯兰历法的某些方面受到朱元璋的重视，并受到了翻译，但《回回历法》只获得与位居正统的《大统历》参照使用的地位。明初设立的回回司天台不久就被撤销，回回历法家也被收编到汉人主导的钦天监回回科里。而按照明朝的法律，回回天文学家只能世袭回回科的位置，史料记载中根本没有出现过“伊斯兰天文官家族世代垄断钦天监关键业务岗位”的情况。 汤若望送来“农历”说由何而来？ 出于好奇，我上网查了一下。最早一篇提出汤若望发明“农历”说法的，是“明朝吧”2009年的一个讨论组“中国现行的农历真的是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发明的吗？”，发起人写道： 一直惊叹于我国现行的农历，觉得很精确。曾经以为这是几千年朴素的劳动人民在劳动耕作过程中对地球运行、气候变迁的经验总结，结果直到刚才看了CCTV10的探索发现，才知道目前现行的农历是一个叫汤若望的德国传教士修订的。 如果这是真的话，说实话，我真的很失望！！汤若望的新历法被广泛推行并一直沿用至今——这就是仍然指导着我国农业生产的中国农历？？ 中国人自己的历法居然让一个外国人给修订且沿用至今，我们现在用的农历，有很多风水、吉凶等东西在里面，实在让我难以想象会与一个外国人挂钩，我难以相信这是真的。央视说得那么自豪，可我不知道怎么的，一点自豪感都没有，因为之前我一直坚信我们沿用的是古老祖先的历法。 然后，我又查到2014年2月7号发表在凯迪社区上的一篇博文（点击量13822），题目是“遗憾，中国《农历》的发明者竟然是个老外”。文章一开始说： 传统的农历新年又到了，过完春节，就意味着新的一年春天的开始。那么，如果有人问你，中国的农历是谁发明的，你会怎么回答呢？你一定会说，是中国的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劳动实践中总结出的经验或“结晶”。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今天我们正在使用的农历历法却并非我们引以为豪的勤劳勇敢的祖先发明，而是一位名叫“汤若望”（中文名）的德国传教士发明的。也许这个回答你不信，但事实却不容质疑。央视科教频道CCTIV10的《人物》栏目就讲述了德国传教士汤若望从年青时就远涉重洋来到中国传教，并带来了欧洲的科学文明，受到明朝崇祯皇帝重用，后又供职于清廷，直至去世也未回祖国的全过程。 作者最后的总结是： 1670年汤若望的《时宪历》被康煦皇帝平反正名，恢复使用，一直沿用至今，即今天的中国《农历》。 到了2014年4月27号，网上又出现了一篇题为“汤若望与中国农历”的博文（点击量10269），有一个副标题是“中国农历是汤若望编著——你不可不知道的事情”。文章第一句话是： 一直惊叹于我国现行的农历，觉得很精确。曾经以为这是几千年朴素的劳动人民在劳懂耕作过程中对地球运行、气候变迁的经验总结，结果直到昨晚看了CCTV10的探索发现，才知道目前现行的农历是一个叫汤若望的德国传教士编著的。 显然，这篇文章是上面第一位作者所写。并且，经过了一年，在又看了一遍CCTV10的那个节目后，他显然已经改变了当初的那种仓皇和不安。 查一下CCTV10播放过的关于汤若望的片子，可以发现，其“探索·发现”频道“果然播出过一部“他与帝国同行——汤若望神父”。这部片子中错误很多，而造成上面这几位作者误解的就是全片终结时的最后一句解说词：“公元1679年，由汤若望编纂的《时宪历》重新开始推行，一直沿用到今天。这就是和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都有着密切联系的农历！” 到2015年3月，网上又出现了一篇回应性的文章：“汤若望真的制定了我国现行的农历吗？”署名“推敲控”。作者说： 前几日，微博上有人说：“中国现行的农历是一个叫汤若望的德国传教士编著的.”此言一出，转发者甚众。不过也有网友指出，这种说法不正确。目前我们中国所用的农历是1929年修订的《紫金历》，而并不是汤若望修订的《时宪历》。 显然，这位作者接受了汤若望不是现行农历编纂者的说法。但是，为了论证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的发展受到过外来天文学家的重要影响，它列举了印度天文学与唐代僧一行、阿拉伯天文学与元代郭守敬、以及欧洲天文学与明末清初历法改革之间的关系，并得出结论： 从以上材料来看，中国的历法从来就是在劳动人民的生产需要下不断修订的产物。在修订的过程中，中国政权历来并不忌讳将外来文化“为我所用”、三次重大的历法修订都与外来文化有重大的关系。 不用再去看网上更多与此相关的博文就可以大体看出，“农历是咱老祖宗自创的吗？不是，是不怕死的洋人送来的” 这篇文章的写作“灵感”是由何而来的，并且这位作者自己又朝里面添了多少油，加了多少醋。 最后的结论是：越是权威性强的媒体，越是要注意自己传播内容的科学性。因为，这样的媒体如果犯错，那公众所可能受到的误导必定也就越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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