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跟前几年一样,雾霾又席卷大半个中国。这些天,华北,东北,华东不断陷入重霾(见下面三图)。这几年治霾我们不可谓不努力,从超低排放的快速推动,到煤改气,煤改电,冬季停产限产,到山东临沂关餐馆,河北临漳禁止蒸馒头等,各地使出浑身解数,把企业和老百姓折腾得够呛。但雾霾依然,说来就来。这是怎么回事?十多年前,我们的污染物指标比现在高得多,但没有这么重的雾霾,我们现在把典型的大气污染物-硫硝尘控制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水平,雾霾反而比以前重了呢? 2020年1月4日的雾霾指标图 2020年1月12日的雾霾指标图 2020年1月15日的雾霾指标图图片(所有图片摘自北京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网站) 我们的治理技术和思路出了问题!正如IFCE 的专家们在2014年就指出,雾霾的爆发是不完善的湿法脱硫工艺所引起的,加上这几年又搞超低脱硝,虽然氮氧化物下降了,但喷了不少氨水,没有完全反应的氨,逃逸到大气中,使大气中氨含量增加,又加剧了PM2.5 的二次生成。 这个问题讨论了两三年,行业内应该是比较清楚了,各地也纷纷采取行动,要求治理脱硫后排出的“有色烟羽”。但环保部前不久叫停了各地的“有色烟羽”治理,要求“对稳定达到超低排放要求的电厂,不得强制要求治理‘白色烟羽’”, 这又是怎么回事? 这里面涉及到几个问题,有企业的利益,行政部门的面子,以及专家的不作为和乱作为。 首先是利益问题。电力系统是国内率先弄脱硫的,湿法脱硫从欧洲,日本引进,成本低,效率高,很快得到推广,但在使用过程中,为了省事省钱,取消了必备的烟气升温器(GGH),造成烟气性质发生改变,从排干烟气到排湿烟气,从高空排放到低空排放,所以 2012年底脱硫设施全面启动后,2013年初雾霾就铺天盖地的爆发了!为了挽救这一失误,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电厂接受财政补贴,开始推行超低排放,在短短的三年内,硫硝尘的排放就低于欧美的电厂,雾霾得到一定程度的减缓。尽管雾霾和传统的污染物-硫硝尘有关,超低排放能够控制住一部分雾霾因子,但雾霾的爆发更多的是烟气里的湿度和超细颗粒物 (所谓 ‘可凝结颗粒物’)所致, 超低排放并没有解决这两个问题。而且,在脱硝的过程中,过量的氨水造成氨逃逸,使大气中的氨含量增加,加剧了大气中气态污染物向颗粒物的转化,所以尽管单个电厂的传统污染物降到很低, 但反应到区域雾霾治理的效果上却打了一个大的折扣。 现在要电厂继续治理 “有色烟羽“, 电力系统是非常不愿意。一是没有统一的标准和方法,目前有的地区要求升温脱白(上海,浙江), 有的地区要求冷凝降温,降低湿度和烟气里超细颗粒物 (河北,天津等),二是也没有补贴了,大部分电厂目前效益都不太好,要他们自掏腰包来治理,经济上有些压力。所以,作为一个利益集团,电力系统是反对治理 “有色烟羽”的。而电力系统是很有话语权的,这就是为什么环保部的文件里,专门说电厂超低了,就可以不做了,没有说钢厂,焦化厂超低了可以不做。电力系统惹的祸,现在却不愿意买单! 国家层面的行政主管部门一直没有采取积极的措施来面对“有色烟羽”,一方面是因为当年取消了对烟气排放温度的要求,也是主管部门同意的,如果说这是个大错,一些官员的面子会很难堪,二是主管部门还是把问题想得太简单, 认为排放标准都世界最好了,雾霾肯定会治下去,但不知 “按住葫芦起了瓢”, 硫硝尘是降下去了,指标也领先世界了,但治理手段带来的副作用,却抵消了大部分治理效果。 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出在专家层面。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政府已经非常注重专家的意见。一些大的决策,都是经过专家讨论形成的,雾霾治理也是如此。但在雾霾成因分析和治理雾霾的问题上,国内主流专家的表现,却是让人大跌眼镜! 在这几年雾霾爆发的原因和治理路径的讨论中,大概有四类专家。一是针对某一具体或单一问题研究的专家,对雾霾爆发的原因和治理路径提不出太多的意见,二是对雾霾原因有研究的,能够看到问题,但不愿意得罪利益集团和一些权威,不愿意直接指出的,三是有一定研究的,有一定话语权的,但为了维护某些利益或者自身的权威,把事情倒过来说的,四是有深入研究的,或者有丰富烟气治理经验的资深工程师,虽然话语权不够,但敢大声呼吁的。 电力系统的某些专家是属于第三类的,这两年他们为了推脱电力系统的责任,不断的说“白色烟羽”主要是水蒸汽,“脱白”是为了“美容”,不但在公众中造成混淆,甚至弄到环保部门也为他们背书,活生生导演出一出二十一世纪的“指鹿为马”的丑剧。 还有一些专家,位高权重,但不知是知识老化,还是利益影响,面对清晰的雾霾成因的证据,视而不见,总找些陈腐理论来说事,一会儿污染强度过大,一会儿产业结构偏重,最近又推出什么气候变化导致了雾霾,前两个倒是事实,但不是雾霾爆发的主要原因,而气候变化是几十年,上百年才看到效果的,难道这六,七年华北和东北地区气象条件发生巨变,湿度大增,风力大减了吗?由于这些专家有话语权,这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对主管部门影响很大,导致积极有效的雾霾治理政策迟迟不能出台。 还有就是国家级的“大气污染防治攻关联合中心”,成立两年了,每次解读重霾爆发过程,他们分析的原因总是“高湿气象条件下,气态污染物二次转化和颗粒物吸湿增长,推高了PM2.5浓度峰值”,提出的措施也总是“针对燃煤源二氧化硫及工业氮氧化合物排放加大管控力度,将有助于降低PM2.5 浓度峰值”,殊不知,2018年,京津冀和长三角的主要城市,二氧化硫超标天数已经到零了,二氧化氮超标天数比例也只有0.8% 到2.2%。还在折腾这两个指标!这个中心到现在也没有提出什么有效的治霾措施。 向齐鲁工业大学的周勇研究员那样的专家是少之又少,一方面分析严谨,数据详实,能够确认“有色烟羽”的排放和氨含量升高是导致雾霾久治不愈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积极呼吁,提出对策,有力的推动了对雾霾原因的探讨和治理。还有一批在一线治理的工程师,他们富有经验,不但指出问题,还在积极探索更有效的方案,开发创新技术,遗憾的是这些专家话语权不够,得到的资源也很少。 又是新的一年,雾霾仍然是挥之不去的痛!一方面我们要为环保部门的努力点赞,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超低排放远不是治理雾霾的终点,我们还要治理有色烟羽,还要削减可凝结颗粒物。为了亿万百姓的身体健康,我们必须放弃部门利益,为了成千上万失去工作的人们,我们必须丢掉廉价的面子,为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我们的专家要承担起历史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