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27日，王书金签收刑事裁定。当日，王书金故意杀人、强奸上诉案二审在河北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裁定驳回上诉人，维持一审判处王书金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判决。图/新华）

　　王书金上诉

　　本刊记者/徐天

　　2月2日上午，王书金被执行死刑。相比王书金案曾在死刑复核阶段等待七年，此次重审的死刑复核仅用了一个多月。

　　自2005年落网后，王书金先是主动供述了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强奸杀人案系他所为，之后得知聂树斌已为该案伏法，他也多次提出，希望法院能认定他才是该案真凶，还聂树斌清白。

　　辩护律师朱爱民最后一次见他，是重审的二审开庭前一天，王书金依然坚持，如果石家庄西郊玉米地的案子依然不被认定系他所为，想再提出申诉。因河北疫情影响，朱爱民本想等疫情缓解后，再去河北递交申诉材料。而王书金的死讯，就在这时突如其来。

　　王书金曾多次告诉朱爱民，希望再见见自己的亲属。执行死刑前，他的家属拒绝了会见。王书金还曾说，希望能在死后捐献遗体。朱爱民说，不知此事后文。

　　围绕聂树斌与王书金在石家庄西郊玉米地案中“一案两凶”的局面，舆论场沸沸扬扬争论了15年，至此划上了句号。

　　“一听这个消息，我汗哗就下来了”

　　得知王书金被执行死刑，不是来自于司法机关的通知，而是媒体记者采访的要求。2月2日上午，一名记者打电话来问朱爱民，他的当事人王书金被执行死刑了，他知不知情。“我相当震惊，一听这个消息，我汗哗就下来了。”

　　朱爱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后一次见王书金，是在2020年12月17日，王书金案重审的二审开庭前。王书金的诉求始终如一，希望法庭能认定石家庄西郊玉米地案系他所为。当时，朱爱民问王书金，如果不被认定有什么打算？王书金说，想再申诉。为此，朱爱民开始整理相关材料，但因河北疫情暂时搁置，本想等疫情过后再启动。

　　朱爱民原本以为，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死刑复核期间的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因此，王书金案如果进入死刑复核程序，最高法应当会知会他，了解他是否担任辩护人。但直至王书金被执行死刑，他都不知道该案已进入死刑复核程序中。

　　对此，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国政法大学司法改革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毛立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没有法律条文规定，在死刑复核期间，最高法必须告知辩护人，一般需要辩护人主动去最高法咨询案件进展。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刑事诉讼法研究会理事陈永生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案件进入死刑复核阶段，确实不会通知辩护人，这是一个程序缺陷。

　　按照刑诉法的规定，对于可能判处死刑的被告必须有辩护人，对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被告，法院应该为其指定辩护人。陈永生认为，按理来说，死刑复核属于审判程序，被告也应当得到法律援助。但在长期的实践中，死刑复核中的法律援助是被“架空”的。需要律师主动积极地去向最高法递交材料、询问进展，最高法才有可能安排相关的会见。

　　陈永生指出，王书金案辩护律师不知道该案进入死刑复核程序，也不知道王书金今天被执行死刑，这个情况确实不合理，但并非不合法。

　　另外，相较王书金案前一次死刑复核历时7年，此次死刑复核非常快。从重审二审宣判的2020年12月22日算起，至今40余天。陈永生认为，一方面，我国没有对死刑复核程序作出具体的期限要求，因此此次死刑复核用时较短，并不违背相关法律；另一方面，石家庄西郊玉米地案“一案两凶”十分知名，这也不是王书金案第一次在程序上到最高法了，最高法甚至相关法官对这个案子都比较清楚，所以死刑复核所用时间稍短一些，也在情理之中。

　　仍不被认定为聂案真凶

　　无论是多年前王书金案一审、二审，还是此次重审的一审、二审，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强奸杀人案，始终未被纳入起诉范围。

　　今天上午，王书金执行死刑后，最高法刑三庭负责人在答记者问中表示，刑事诉讼法规定，对刑事案件的判处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相反，如果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也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而在石家庄西郊玉米地一案中，经侦查机关核查和检察机关审查，均认为不能成立，公安机关不予认定，公诉机关不予指控。而人民法院审理公诉案件，应当根据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进行审理。因此，起诉书中未指控石家庄西郊玉米地案，法院对该案不予认定，符合法律规定。

　　陈永生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有关最高法给出的石家庄西郊玉米地案不被认定的原因，他有认可的，也有持不同看法之处。

　　针对“人民法院审理公诉案件，应当根据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进行审理”，陈永生认为，这正是“不告不理”原则的体现，审判必须以起诉作为前提。

　　不过，对于该案的证据，陈永生认为，并不仅仅只有口供。围绕着王书金的口供细节，该案还有现场勘验，另外还有在各界都展开过广泛讨论的“一串钥匙”这一隐蔽性证据。因此，如果用“仅有口供”来反驳该案系王书金所为，有一定的缺陷。

　　陈永生指出，依据钥匙这一隐秘性证据，以及王书金的口供、现场勘验以及指认，可以从法律层面认定此案系王书金所为。不过，这一问题见仁见智，相对主观。从证据法上说，这处在法官自由心证的权限范围之内。最终，该案仍然不被认定为王书金所为、没有达到定罪标准，从法律上说，也是成立的。

　　由此展开的还有另一个问题，即王书金主动供述实施了石家庄西郊玉米地案，是否认定为重大立功。

　　刑三庭负责人指出，立功是指犯罪分子到案后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或者提供侦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线索并经查证属实，或者阻止他人犯罪活动，协助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或者具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对于犯罪分子归案后供述自己的罪行，认定为立功既于法无据，也有悖于法理和情理，即使查证属实，也只能认定为自首或者坦白，同时犯罪分子应当对查证属实的所犯罪行依法承担刑事责任。因此，王书金的供述，并不是立功。

　　陈永生对此则有不同看法，他认为，王书金应被认定立功。陈永生指出，在自首坦白和立功之间，有一个区分点，即犯罪分子所供述的案子是否系他所为。在石家庄西郊玉米地一案上，司法机关始终不认定该案系王书金所为。而聂案平反又与王书金的供述密切相关，可以说，王书金协助司法机关纠正了一起重大错案，因此司法机关应当认定王书金立功，而且是重大立功。不过，即便认定立功，也不会对王书金最终的死刑判决产生影响。

　　谁来承担民事赔偿？

　　得知王书金执行死刑，同村的王哲峰说，自己出气了。

　　他的妻子张某芬在1993年11月失踪，王哲峰一开始以为妻子被拐了。一边在全国各地寻妻，一边拉扯两个孩子长大。直到12年后，同村的王书金落网，他才知道，妻子被其强奸后杀害。

　　2020年12月，邯郸中院再审王书金案，王哲峰与孩子委托了代理律师，提出了民事赔偿的诉求，金额约73万元。最终，法院判决王书金赔偿原告人经济损失37887.5元。

　　王书金死了，王哲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出气了，也算可以了，这些年的冤屈，他们给了我说法。”但是，民事赔偿部分，由谁来赔呢？王书金曾告诉律师朱爱民，想赔，但是自己名下并无财产。王哲峰至今也没得到执行民事赔偿的任何消息，疫情当前，所有问题都先搁置了。

　　据了解，中国正在推进刑事案件被害人救助制度。2009年，中央政法委、最高法、最高检联合相关部门下发《关于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若干意见》，确立了要为刑事案件被害人提供国家救助。不过，时至今日，这一制度在各地落实情况仍千差万别。王哲峰该得到的民事赔偿，由谁来赔，仍是未知数。

　　眼下，王哲峰更关心的是另一件事。2005年，随着王书金的指认，妻子遗骨被找到、入殓。当时为了做鉴定，公安机关取走了一段大腿骨。王哲峰希望妻子能保留全尸，等了七天，见公安机关始终没有要还妻子大腿骨的意思，才盖棺下葬。

　　如今，王书金伏法，他希望那节大腿骨能回到妻子身边，入土为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