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8日，教育部官网更新一波全国政协委员提案答复函。其中一份《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的提案，次日引发舆论关注，并旋即登上微博热搜榜首。教育部在答复函中称，将“适度改进体育教师教学方法、形式，更多注重学生‘阳刚之气’培养”。

就在一天前，教育部印发实施《防范中小学生欺凌专项治理行动工作方案》，要求学校全面梳理排查，及时发现苗头迹象或隐患点，“对可能发生的欺凌行为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控制”。教育部工作人员可能没有想到，片面强调“阳刚之气培养”的教育政策，恰恰可能助长基于性别气质、性别认同与性倾向的校园欺凌。

当我们谈论“阳刚之气”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全现在采访了4位性别学者，全面剖析教育部“提案答复”事件中凸显的社会性别问题。

01 隐含的性别歧视

“阳刚之气为什么要打引号？是No offensive（无意冒犯）的意思吗？”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讲师罗鸣认为，阳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意味着勇敢奋发的品格，但表面上看，“阳”字更多对应的是男性，“在公共舆论话语中，使用性别中立的词会更好。像‘阳刚’这样的词要如何融入现代社会的语境和舆论场域中，可能很多人还没有意识。”

由于教育部的答复函，网友们才注意到去年5月已在网络上公开的这份政协提案。全国政协常委斯泽夫称，他观察发现，“男孩子们缺少了‘阳刚之气’”，表现就是“男孩子有柔弱、自卑、胆怯等现象”，另称之为男孩子“女性气质化”、“女性化”。

上海社科院性别学者陈亚亚认为，将负面气质与女性挂钩，正面气质与男性挂钩，是错误的认知，强化了性别刻板印象，“这些气质跟性别没有关系，实际上环境中的性别歧视减少后，学校中的不少女生也体现出了‘阳刚’气质，如坚强、勇敢、果断。如果说的是这种正面气质，两性都需要培养。”

性别研究学者黄海涛则指出，阴柔和阳刚的二元划分，本身就建立在性别不平等的基础上，“也就是男强女弱，对女性和阴柔气质进行制度性的歧视和打压。”他认为，谈论“防止男孩的女性化”，其实忽略了“阳刚之气”也有危险的一面，其中可能包含一套有侵略性的暴力观念。

《中国性别暴力和男性气质研究定量调查报告》（2013）显示，在现有或曾有伴侣的女性中，39%的人报告曾经遭受过来自男性伴侣的肢体和/或性暴力，而男性报告的对女性伴侣的施暴率更高，达到52%。在男性受访者中，73%的人认为男人应该强硬，52%的人赞成男性用暴力维护尊严，“由此可以推论，如果男性认为自己的权威受到女性伴侣的挑战，那他们将可能通过使用暴力来保护自己的权威地位。”

报告写道：换言之，当地流行的性别平等观念是基于“性别差异”的有限性别平等，而这些所谓的“性别差异”，其实正是社会构建的性别刻板印象和性别不平等。尽管男女受访者高度赞成男女平等的抽象原则、反对男性对女性伴侣施加暴力，但正是这些基于“性别差异”之上的性别不平等，合法化了男性对女性施加的伴侣暴力。

02 校园欺凌的性别制度土壤

“有大量因男子气概而产生的校园暴力和欺凌，比如对‘娘娘腔’男孩的厌恶、排斥，或者鼓吹‘暴力至上’的文化。对阴柔气质的排斥本身就是暴力的根源。”黄海涛说，校园反欺凌也要建立在对“阳刚之气”进行反思的基础上，“表面上说要反校园欺凌，却没有根除欺凌得以产生的社会性别制度的土壤，那就是缘木求鱼了。”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性别与教育研究博士生崔乐同样认为，教育部“更注重‘阳刚之气’的培养”的答复，是基于性别气质与性别身份的歧视。“这样的教育政策会强化刻板的性别观念，助长基于性别气质、性别认同与性倾向的欺凌。”他担心，在这样的教育理念下，那些性别气质阴柔的男生、以及跨性别学生（尤其是生理性别为男性、自我认同为女性的跨性别学生）会因此受到歧视。

性少数公益机构“同语”发布的《性与性别少数学生校园环境报告》（2016）指出，对所有学生而言，校园环境（即对性与性别少数学生友好与否）与该校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显著相关。调查数据表明，对自己的性与性别少数身份表现出更多的焦虑和负面认知的学生更可能存在负面情绪以及发生旷课、逃学、试图自杀以及攻击他人等风险行为。即使本人不是性与性别少数，那些亲身遭遇过或曾观察到校园内针对性与性别少数学生的不同形式霸凌的学生，较之同侪有更多负面情绪。

“教育，包括体育教育，应当支持所有人的全面发展，体现平等、多元、尊重的理念。在体育课程中反思性与性别规范尤其必要。”崔乐认为，性别与教育领域的国际研究显示，体育课程往往渗透和强化刻板的性别观念，排斥性与性别多元的学生；而如今，在体育教育中检视性与性别规范已成为国际教育学界的共识。

例如，新西兰教育部2020年发布的情感与性教育大纲要求：体育教学应该支持学生批判性地反思主流的性与性别规范；学校应当提供性别中立的校服，学生应该能够根据自己意愿选择校服；学生应当能够根据性别认同选择厕所和更衣室。

黄海涛也期望，教育更应采取差异化的制度设计评价每个学生，体育教育也可以是性别赋权的手段，比如，资助女生的足球队、橄榄球队、棒球队等。

03 重新想象“阳刚之气”

作为指导上述校园调查的“同语”研究顾问，罗鸣也指出，“根深蒂固的性别框架，同样规训着男生，在校园中可能会面临同辈压力，甚至那些表现得没那么‘粗鲁’的男孩，都会有被嘲笑、被欺凌的经历。”

“男性女性化之所以能成为一个问题，正是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的男性气质和男性身份受到很大挑战的表现。比如，过去会被推崇的男性形象是以农业、工业中的男性形象为核心的，而现在随着服务行业比例越来越大，男性精英的气质已经很不一样了。”罗鸣说。

黄海涛指出，政协常委作为国家议政机构的要员，参与对国家教育政策的建言，很容易把性别问题和国家发展绑定在一起。中外历史上都曾不断涌现“男子气概焦虑”的现象，把国家和民族的衰落归因于阴柔化的性别气质。

近年来，欧美知识分子和公共媒体都关注到“全球男性危机”：在女性主义崛起之下，越来越多的男性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变得岌岌可危，甚至索性将女性树立为对立面，由此成为特朗普、普京等乐衷于显示自己硬汉气质的政治人物的忠实拥趸。

在去年出版的畅销书《男孩与性》中，Peggy Orenstein探讨了“新阳刚之气”。她在美国各地采访了100位16到22岁的男孩，发现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男人”形象竟然倒退到了1955年，也就是占主导地位、有侵略性、外表坚毅帅气、性爱技巧高超、内心坚忍、运动能力强。与之相比，接受调查的少女们更倾向于拒绝刻板的性别角色。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黄海涛也感到某种性别本质主义的倒退：体育曾经也是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方式，要成为社会主义合格的建设者，是“去性别化”的。妇女从传统的母职中解放出来，可以用劳动生产创造更多价值。但是市场经济时代，体力劳动贬值，女性更多进入服务业，市场也需要性别差异来刺激消费，造成性别二元划分愈加严重。相应的，学校教育体制也在不断强化性别差异，比如性教育课男女分开上，男女生穿着根据性别设计的校服。

“通过体育教育培养‘阳刚之气’，是对性别气质的一种误解，即将其纯粹归因于生理问题，这反而会进一步加剧体格弱小的孩子的心理压力，假如没有达到特定的身体标准，就会被认为不符合某种性别气质的要求。”黄海涛说。

而另一方面，身心二元分离还会有更大的隐患，“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男生用非常阳刚的外表，来掩饰内心的细腻敏感，造成自厌心理，或者身体上的折磨。”他提出，应当重新审视人们对于“阳刚”的想象，“小众文化里的‘金刚芭比’，身体阳刚，气质阴柔，像这样身心融合的性别表达，是否注定更边缘？”

罗鸣认为，教育改革的目标如果要适应和促进社会经济转型，如今应该鼓励培养创新精神，而自我的探索和发现正是创造力的源泉，“如果勇敢是所谓的‘阳刚之气’，在竞争中不怕困难获得成功是一种，那么真实地表达自我算不算勇敢呢？”

“谈论什么是好的性别教育之前，学校必须以面对事实而不是消灭‘问题’的态度去做教育，充分包容和保护学生探索他们的身体、性别身份以及和他人的关系。”罗鸣说，反校园欺凌机制内应该包括性别教育，以教育引导而不是惩罚为目的，比如国外的校园欺凌治理机制中都会明晰地列举出性别欺凌的表现形式，这本身也是教育学生识别它们的预防手段。

04 真正的性别问题和性别教育

斯泽夫还在提案中总结了男性青少年“女性化”的几个成因：教育环境方面，幼儿园、 小学老师（包括体育老师）多半是女性；生活环境方面，孩子从出生接触最多的是“母系”，从婴幼儿期到上高中主要由外婆带大。

“这样长期的生活环境处在‘婆婆妈妈’的环境里，使男孩子们缺少了‘阳刚之气’。”因此，斯泽夫建议，要大大增加男性体育教师队伍建设，并且呼吁社会学者研究“中国当前的男孩子们生活的环境‘母系化’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

黄海涛认为，上述提案似乎“把社会问题都归结于性别问题，又用性别问题转移某种社会焦虑”，“如果觉得中小学男老师太少是个问题，那要不要反思，为什么大学教授以男性居多，而中小学老师却以女性居多？”

在他看来，真正的性别问题也就是性别文化建构下的职场性别歧视被搁浅了，反而进一步强化了对女性的各种刻板印象，比如女性承担了更多育儿的家庭责任，以及更多担任“钱少活多”、准入门槛较低的社会服务工作。

“过去呼吁女性回归家庭亲自带孩子，是十分老套的话题。而现在，仍然将家庭教育的缺失统统归结于女性，完全不考虑男性在亲子养育和照料责任上的缺失，要如何解决；而为了强化男性气质，又要求大量引进男体育老师，也会加剧体育老师中的性别失衡，甚至决定师范类学校从体育教育招生开始，就将女生排除在外。”黄海涛说。

此外，罗鸣表示，斯泽夫的提案本身就是“男性中心”的，“对青少年‘异性化’的担忧首先是性别二元对立的结果，而厌女使得‘男孩女性化’尤其被关注、被问题化。所以我们的性别教育应该不仅仅讲不歧视女性，还要讲突破性别二元对立，这样才能涵纳顺性别、跨性别和其他性别认同的青年学生。”

05 去除性别区隔的教育管理

除了家庭和学校的教育环境，斯泽夫还特别在意影视教育的影响：孩子们追求“小鲜肉”式“奶油小生”，而不想当“战斗英雄”。这在近年来的舆论场中也是老生常谈的话题。

然而，陈亚亚看到的积极变化是，“新一代年轻人对中性化比较接纳”，舆论的剧烈反弹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个中的认知差异。

黄海涛也指出，流行文化中有大量较为中性的性别气质表达，在这样的消费社会氛围中长大的年轻人，对于多元的性别表达也会更加放松。恰恰是上一代人自己的成长过程中缺乏性别平等和多元的性别教育，因而对于不同的性别气质表达不够尊重。

“在我们的长辈中，这种代际的认知冲突并不少见。网络女权主义的正面成果还很少进入国家立法或咨政层面，让人感到还有很大的脱节。性别权力结构的松动，进步还挺慢的。”黄海涛说。

不过，在这次教育部回复政协委员提案的热点事件背后，也隐藏着我国政府和政协权力关系的互动和运作。事实上，许多政府公务员都对“回复提案”的工作颇有微词。

教育部的答复有意或无意地回避了提案中的性别争议，仅落脚在青少年的体育和健康教育上。也有网友指出，答复中“更注重‘阳刚之气’的培养”的表述没有作性别区分，“通过多种渠道新增体育教师”也没有强调是男性教师，值得肯定。

“由于目前政府部门要求对提案必须回复，有些还要求回复的满意率达到百分之百，所以即使提案存在错误、不当之处，也很难要求他们在答复中进行驳斥。”陈亚亚曾在地方政府部门挂职，对此有所体会，“当然即使如此，答复也有可改进之处，即不应回避性别问题，比如可以从正面重申我国性别平等的基本国策，以及在教育过程中实现性别平等的必要性。”

国务院印发实施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中，有一条目标是“性别平等原则和理念在各级各类教育课程标准及教学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具体策略措施包括：加大对教育管理者社会性别理论的培训力度，强化教育管理者的社会性别意识；在教育法规、政策和规划的制定、修订、执行和评估中，增加性别视角，落实性别平等原则。

纲要还提到，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传媒培训规划，提高媒体决策和管理者及从业人员的社会性别意识。完善传媒监管机制，增加性别监测内容，吸纳社会性别专家参与传媒监测活动。

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已有代表和委员培训体系，不知何时其中也能纳入社会性别专题培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