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东感染了,我连卧室门都不敢出,只能在房间里靠锻炼‘自救’”
王跃州,中国留学生,现居德里
前天对我来说是晴天霹雳的一天,因为和我住在一起的印度房东一家感染了新冠。
我是一名在印度留学的大学生,和两名中国同学一起租住在德里老城的一套房子里。那是一栋四层的小楼,我们在三层,印度房东一家住在二层。昨天,房东一家感到不舒服,想去医院做新冠检测,但排队检测的人太多太多,根本排不上,于是他们就做了一个CT,影像结果是:肺部已经感染。
得知这个消息后,我和同学们更加紧张了。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已经不止一次从窗户中看到救护车开到附近,接走临近的住户,但没有想到,这一次,病毒竟然离我们这么近,和我们只隔一层薄薄的楼板。
为了保护自己,我现在连自己卧室的门都不出,哪怕去我们这一层的客厅,我都要戴上口罩。因为我知道,印度医院的资源现在特别紧张,一旦得病,可能根本没办法得到治疗。所以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每天多吃蛋白质,在屋子里做锻炼,希望以这样的方式“自救”,提高一点自己的免疫力,躲过病毒。
唯一还算幸运的是,印度的快递比较发达,买食物和日用品不需要外出,可以网上预订送货上门,物资供应和物价也还算稳定有保障。不过,取货时候我也总是特别小心,让快递小哥把东西放在门口,等通风半天之后再拿进来,并要立刻消毒。
我现在非常紧张,可说实话,前一段时间,我也和印度其他人一样认为疫情控制住了,有些松懈。不过,我只是心理上放松,防护措施还是一直在做,但很多印度当地人却是所有行为都放松了。记得今年1月时,我曾去过印度北部另外两个邦,当时我惊异地看到:在这两个地方的大街上,竟然没有一个人戴口罩,对,没有一个人!
即使是在防疫情况要“好很多”的德里,很多人也是在用印度本土的一种包头的羊毛布代替口罩。我的一个邻居就每天戴着这么一块布出门,我实在看不下去,还送了一批口罩给他,可他始终不愿意戴,说是不习惯。后来,他感染了。
现在印度官方通报的感染和死亡数据已经非常严重,但我的个人感受是,实际上的感染情况要比官方数字严重得多。因为我的社交网络上最近突然多了许多大家转发的求助帖,都是亲戚朋友得了新冠,需要康复者的血液等等,这是去年一年从来没有出现的。
此外据我了解,有很多人即使有不舒服,也不会去检测,因为他们不敢:检测阳性的话就无法继续工作,生计会有问题。我自己就认识有这样想法的人,只要症状不严重,就自己熬着。所以我一直认为,印度很多人已经在不知不觉间染上了病毒,甚至有了抗体,有的症状轻的甚至自己都糊里糊涂不知道,但他们都可以传染他人。
在我看来,印度政府采取的措施、下达的命令,听起来都是对的,但执行的能力和结果却很差。比如德里现在说是“封城”了,但前几天我有朋友从德里的卫星城诺伊达来找我拿药,一路居然十分顺利地过来了,这到底是封了还是没封?我觉得现在的情况很像那个笑话,“在印度人看来,‘计划好了’就等于‘完成好了’。”
现在,像我这样还滞留在印度的留学生大约还有四五十个,有个别还在学校集体住宿。我们此刻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国。我们也很不想给国内添麻烦,但看印度现在的情况,或许一两年内都好转不了。
还记得去年疫情严重时,中国驻印使馆曾协助组织商业包机让留学生回国,但我当时害怕会影响毕业,拿不到学位,就没有回去。今年春节又有一趟包机,但那时疫情看起来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我也过于相信印度政府,因此也没有报名。我一直认为,我在过去一年里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基于理智,可现在回过头来看,觉得自己好傻。
“我的每个客户几乎都有直系或旁系亲属病倒,很多从家庭佣人、劳工处感染”
杨绪红,中国工商银行孟买分行副总经理,现居孟买
从我的个人感受来说,印度最近这一轮疫情暴发和去年的第一波简直是“天壤之别”。不仅仅是官方通报的数字每天蹭蹭上涨,更是一种切身体会上的显著不同:
去年,我很少听说我们的哪个印度合作伙伴、客户或朋友家里出现感染的,更少听说谁得了重症。但最近两周以来,每当我打电话和客户或伙伴沟通时,几乎都会听到他们说,“家里有人得新冠了”,或是“亲戚中有人感染了”。更让我心惊的是,这样的情况几乎是普遍存在的,而且好些都是重症,甚至还有病亡。可以说,这一轮疫情几乎影响到了印度每一个家庭,对他们的心理冲击与去年不可同日而语。
印度疫情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我认为是有迹可循的。在第二波疫情暴发之前,我曾在路上仔细地观察过,街上每十个人中基本只有五六个人戴口罩,而在这五六个人中,只有两三个人是把口鼻都遮住了。如果再仔细看,会发现很多人其实戴的也不是口罩,而是纱巾、手帕,换句话说,只要嘴巴上有块布,就算“口罩”了。而且,我估计一些人一两个月都没有换过他们的“口罩”。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印度疫情持续了这么久,口罩却从来没有短缺过:一方面是产量的确增加了,但另一方面,戴口罩对很多印度人来说真的就只是一个形式。
事实上,直到今年三月之前,人们都认为印度的疫情控制非常好,虽说每天还有一两万新增病例,但他们认为自己人口基数大,这点数字不算什么,所以,印度上上下下全社会一度都觉得非常乐观。今年三月时,印度的饭馆甚至全部开放堂食,里面到处人来人往,谈笑风生,而且有很多聚会。选举、公共集会也全部放开了。现在回看,这一波剧烈爆发可以说是印度全社会忽略大意的后果。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疫情有很大一部分是家庭内部传染,尤其有不少病例是通过印度家庭中的佣人传染的。在印度,许多富人家庭都会雇佣保姆、佣人、劳工,而且一家雇佣好几个,有打扫卫生的,做饭的,看孩子的,遛狗的,不同工种,“各司其职”,而佣人也把病毒传染给了其他家庭成员。这种情况也导致防控难度进一步加大。
从本月初起,我所在的印度最大城市孟买就已经开始“封城”。不过,印度的“封城”和国内不太一样,它更像是“宵禁”,也相对宽松:白天,基本的生活服务都还是开的,商店、杂货店都可以买东西,晚上关闭。饭馆也开张,不过现在不允许堂食,只能外带。人可以出去上班、买东西,但不可以漫无目的地闲逛。公交系统还在运行,但没有许可的私家车不能随便出街。不过,整体来说,封锁之后,孟买街头的行人和车辆都少了许多。
我个人现在每隔一天还是要去办公室一趟,因为有太多的事情要处理,不过,从去年印度疫情还在初期的时候,我们就已经采取了像国内那样的措施,分组上班,最大限度地减少在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我也会叮嘱司机等印度本地同事戴口罩,下班后千万不要参加聚会,但他们是否会这样做,就不得而知了。
在印度现在这种局面下,很多中企员工就指望着国产疫苗能快点进来,但我感觉这可能比较难以实现。印度自己是疫苗生产大国,和中国的关系也不太好,所以没有意愿引入中国疫苗。但要接种印度疫苗,我们也很担心:他们三期试验还没有结束,疫苗质量到底怎么样?不知道;打完之后,抗体会变成阳性,申请回国时能不能认?也不知道。
然而,眼睁睁地看着印度的病例一天比一天上升得快,我觉得恐怕也顾不上以后了,眼下保命才是最要紧。于是,在4月印度开放对45岁以上人群注射后,我立即去医院接种本地疫苗。后来,听说有其他中国人也接种了。
据我所知,现在在印度的中企员工绝大部分都希望回国。但是,这一愿望实现起来也有一定困难:一是印度和中国间已没有直飞航班,就连中转路线也很少,大部分国家已暂停和印度之间的客运航班;二是我们一些中资企业是央企、国企,我们需要保障国家在印度的利益和业务运营,有一份责任在这里。去年印度暴发第一轮疫情时,大部分中资人员已经通过商业包机和其他渠道返回国内,今天仍坚守在这里的中企员工大约只有五六百人,大多都是实在没有办法扔下业务回国的。
所以,我们最期待的还是印度自身的情况能有好转。尽管大部分预测是,印度的感染情况还没到高峰,要到五月才能迎来拐点。但我看到,孟买在实施封锁一段时间以后,前两天的单日新增感染人数已经有所下降,这说明严格的社交隔离措施还是有用的。
“一户6人,3个感染或许,我们的‘群体免疫’过程才刚刚开始”
谭喜凝,互联网企业员工,2017年嫁与印度男友,现居古尔冈
我印度的家中住着六个人:公公、婆婆、丈夫、我,还有一对夫妻租户。现在,六个人中已经有三人感染了新冠病毒。我想,或许我们正刚刚进入“群体免疫”过程的开端。
我的婆婆和丈夫大概是在上个月底印度传统节日“洒红节”上感染的。那天,婆婆去亲戚家参加宗教活动,回来后不久就出现了发烧、疲乏等症状,后来丈夫也很快有了症状。再后来,亲戚告诉我们,他们家人的检测结果也是阳性。我不知道传染链到底是怎样的,但一切都发生得非常快。
不幸中的幸运是,两人的症状都比较轻,所以在家中自己进行一些保守的康复治疗。公公已经接种了新冠疫苗,负责照顾他们,而目前还是阴性的我则搬入了家中的顶层,独自一人隔离起来。我也开始联系国内的一些朋友,下单一些药物,为万一感染提前做一些准备。
比我和家人要不幸一些的,是我们家的租客,他们是一对夫妻,妻子在我丈夫和婆婆感染期间,也确诊了。她的情况要严重得多,被送进了医院的ICU观察治疗。她住的是一家很不错的大型私立医院,但据说那里一些治疗新冠的药物已经用完了。然而,她仍然是相对“幸运”的,因为印度还有一些连床位都没有了的医院,至少古尔冈这样的大城市医疗资源还没有被“击穿”,她还有床位可以得到治疗。
所以,从我个人的经历和观察来看,这轮疫情中家庭内部传染情况非常严重。我家已经算是有隔离条件的了,但70%以上印度人的家庭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而且印度人家庭观念很强,习惯两三代人住在一起,因此老人和小孩也比较容易感染。
不过,或许是由于宗教和文化原因,我感到印度人虽然也为疫情和得病的亲人感到焦急、痛苦,但整体的社会心理状态并不像许多外国媒体报道的那么“惨”。印度社会的等级概念很重,一些穷人会认为,比起感染,明天有钱生活下去或许会更重要;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即使有一天真的因病过世了,我们又能怎样呢?就好像在我婆婆和老公眼中,得病与否,病情怎么发展,“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