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什么学历啊，收入多少，身高怎么样……”一般情况下，李继延一拿起电话，这几个问题就会接踵而至。

现年55岁的李继延在杭州市萧山区开办了一家婚介所，更为外界熟悉的是，他这里提供的一项特色服务介绍上门女婿。

最近，他的电话明显又增多了，“每天都要接到几十个”。其中很多，都是咨询上门女婿相关问题的，有人想入赘，也有打算招赘的。早在10多年前，“萧山招赘”的话题就引发关注。相较而言，在萧山做上门女婿确实比其他地方更有诱惑力，至少经济条件比其他地方优渥。

但是，这并非萧山赘婿的全部。透过这个现象，经济实力强劲的萧山，带来的社会结构、经济单元甚至人口流动的变化，才是“萧山赘婿”现象更具价值的要点所在。通过婚姻中介的“热情”、赘婿来源的变化、对赘婿的要求、赘婿家庭生活境遇的改变，一幅萧山赘婿的“浮世绘”，悄然铺展开来，个人命运的改变，往往只是时代变迁的注脚而已。

婚介所的“筛选”

萧山赘婿，并非“新造”，其实早有历史传统，但这一轮的“勃兴”，着实与当地的婚介机构不无关联，从早年间的“成就姻缘好事”，到如今“赘婿婚介”的标价，似乎足以从侧面证实赘婿之“热”，而介绍赘婿，自然也就成为一门不错的“生意”。婚介所的筛选标准，则显现着社会机构和价值观的某种变迁。

李继延的婚介所位于萧山区西河路一座不起眼的小楼里，步入楼梯，可谓“未见其店，先见其广告”。就在婚介所门口的走廊上，张贴、悬挂着多个标语和横幅，无不凸显其介绍上门女婿的特色。

这里的主人李继延，就在店内的吧台后面办公。李继延告诉《等深线》记者，他从事赘婿婚介的业务已经多年，根据他自己的统计，他已经成功介绍4000多对婚姻，其中四分之一为“上门女婿”，这让“赘婿婚介”成为了他的一个特色业务。


根据李继延的说法，目前在他这里登记欲招上门女婿的家庭约有300多户，欲做上门女婿的男青年有100多名。女方一般多是父母帮女儿登记，男方则多是男孩自己上门登记。

在线下的婚介机构中，李继延的赘婿介绍业务收费不低，向登记者每人收费15000元，并不向客户保证成功。服务的周期为两年，两年之后若无合适者可再延长一年。不过在李继延这里，不是愿意交钱就能成为他的客户，在签合同之前，他还有一道筛选程序。

他专门列出了一张表，写明不接收的群体，诸如赌博、纹身、吸毒、有犯罪记录以及其他一些不良嗜好者。“这里人还是比较传统低调，不大能接受那种太张扬的。”

李继延说，一般情况下，条件相当者更容易成功，虽然招赘的家庭不要求男方提供车、房，但男方的收入最好高过女方，“比如男方一年挣15万元，女方挣10万元”。

而不论男女，诸如事业单位、公务员、教师、医生、企业白领等则更吃香，“要是销售压力就很大”。如果男方自己创业，或者在阿里这类知名互联网公司工作，则会更受欢迎。更受欢迎的女方多为拥有稳定职业，又比较居家的类型。

不过，不论是面对采访还是面对客户时，李继延显然更多是向男方提出要求，除了身高、学历、职业这些因素外，男方还需要“面相和善、人品好”。而他拒绝的，也更多是男青年。

4月中旬的一天，一位中专学历，目前做司机的小伙前来店内咨询，欲做上门女婿。李继延以“条件不佳”为由，没有接受他的登记。

而差不多同时，一位年收入四五十万元的博士也通过网络咨询。这位博士的观念比较独立，他告诉李继延，自己相亲时都是AA制，谈恋爱时送给女方的钱物都会记下来，要是将来分手会要求对方返还，李继延也没接受他的登记。

赘婿“哪里”来？

电视剧《赘婿》的播出，似乎点燃了整个社会对于赘婿来源的好奇，这其中也夹杂着某些特定的认知。但是，《等深线》记者采访获得的情况表明，赘婿的来源各异，社会地位、家庭条件不一，男方经济地位贫困而“入赘”，已经不再是唯一的“赘婿”来源了。

黄林，就不同于人们惯常的认知。他是山东人，自己创业，在南京开了一家科技公司，主要和政府及周边工厂打交道。他1986年出生，至今单身。他本是来杭州谈业务，在网上看到金点子比较火，然后就过来了，他到婚介机构登记了自己的情况，希望能够成为萧山赘婿。

黄林是家中独子，父母都是公务员。高中毕业后，他去部队当了兵，在部队期间考上了军校，拿到了本科文凭。转业之后他也成了一名公务员，不过所在单位工作比较清闲，“爱折腾”的他开了网店，但也因此受到非议。后来索性离开体制，进入企业。

进入企业没两年，黄林摸索到一些门路，接着出来单干。据他介绍，自己年收入四五十万元，去年要不是因为疫情，效益会更好。目前，他已在南京购房，在山东老家也有两套房屋。

黄林说，父母前些年因为意外，已双双去世。这些年来，自己一直忙于事业，无暇顾及个人问题，“总有些漂泊之感”。现在，他就想找个合适的家庭，以让自己更有归属感。

李兴也是在网络上关注到赘婿的话题之后，专程来找李继延的。他是江苏丹阳人，也出生于1986年，中专学历，此前曾做过验光师、龙套演员、房产中介等，去年因车祸腿部受伤，目前正在家中休养。

李兴也是家中独子，父亲已经去世，只剩下母亲。由于爷爷和父亲都是赘婿，李兴自称是“赘婿世家”。尽管有此“家世”，他说此前其实并没有入赘的想法，直至看到电视剧《赘婿》受到启发，才想上门。

在李兴看来，自己并没有特别大的优势，对女方的要求并不多，除了生肖相配，只希望对方“性格好一点、独立一点”。而他更在乎的，是能够遇到一个“厉害”的老丈人，让自己佩服的类型。就像父亲当初之所以愿意上门，就是因为父亲的老丈人是生产队的干部，父亲被其人格魅力所吸引。

在杭州，西湖旁的万松书院也是一个重要的民间相亲场所。每个周六的上午，这里会专门开辟一个相亲角，有婚姻嫁娶需求的人士，常常也会来这里寻觅合适的对象。

四川小伙吴飞近来时常出现在这里，他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家庭入赘。吴飞出生于1985年，是家中独子，母亲前两年病逝，现只剩下父亲一人在老家。吴飞目前在杭州打工，从事产品售后，经济条件并不宽裕。

吴飞现在想找个“真心成家、有眼缘、脾气好一点”的女士，在他的相亲简历中注明了“可以到对方家庭中生活”。吴飞坦言，自己家里穷，因此想做上门女婿，至于女方是否离异、是否有孩子，这些都不重要。

给彩礼 送奔驰

在谈及招入赘女婿的萧山家庭情况时，李继延告诉《等深线》记者：“百分之七八十都是家里资产上千万元，有三四套房子。”这些家庭主要为当地的一些拆迁户或者办工厂者，女孩的学历大多为大专或本科，从事的职业往往遍及护士、教师等多个行业。

而在记者接触的一些“赘婿”当中，女方也确实相对出手“阔绰”，这虽然不是所有赘婿生活的“一概写照”，但也确实是其中的一种“类型”。而1989年出生的王成，体会到了这一点。

王成老家在河南，家中还有一个哥哥。自己小时候，父母就在萧山打工，幼时的王成常跟着父母来萧山玩，“那时候对萧山的印象很好，想着如果将来能留在这里，就挺好的”。

念书成绩并不理想，王成后来去了北京一所民办学校就读，不过拿到的大专文凭不被国家承认，后来他也来到萧山打工。大约工作三四年时间之后，王成父亲的老板，将自己的侄女介绍给了王成。

“妻子其实开始有点排斥这种传统思想（指上门），最开始聊的时候也没有产生什么好感。”王成说，两人的沟通停滞了半年时间。后来，妻子家里搞装修，父亲在此处干活。一天，王成开车接父亲时，与妻子见了第一面。

在王成的记忆里，与小自己两三岁的妻子见面时，两人“感觉比较对眼”，双方也有共同话题。交往随之深入，不久之后就到谈婚论嫁的地步，对方家中只是一个独生女儿，希望王成能上门。王成也问过父母的意见，“他们主要还是尊重我，也希望我过得更好，在更好的地方生活，并不在乎儿子是上门女婿有什么不好听的话”。

就这样，王成顺理成章地上了门。老丈人家按照萧山当地的习惯，提供了十多二十万元的彩礼，还给王成买了一辆奔驰。酒席主要由妻子家操办，王成老家的亲戚则来到萧山祝贺。

现如今，王成的父母依然在萧山务工，跟着哥哥一家一起生活，哥哥也在萧山周边买了房。王成跟着妻子一家居住，家中除了妻子和两个儿子外，还有丈人丈母娘，以及爷爷奶奶，一家四世同堂。

不久前，王成自己开了一家小型装修公司，妻子也一直同朋友做婚纱生意。谈起婚后的日子，王成觉得“家庭关系比较和谐，大家都比较随意”。他在网上看到过很多说赘婿家庭不好的言论，不过他从不放心上。

从地铁合欢站出发，步行不久就能来到王成家中，虽属于乡下，但距萧山城区不远，目前也正在城市化。他家是一栋四层小楼，和周边邻居家相比，显得相对气派。平日里，他和妻子早上出门上班，晚上则“一大家人一起吃饭，热热闹闹的”。

老丈人平日在工地上工作，丈母娘负责照顾两个小孩。回家时，王成的车一停进院子，两个儿子便扑上来同他打闹。院子里还停着另外两辆小轿车，一辆老丈人在开，另一辆是丈母娘接送孩子的。“不久前还卖了一辆，妻子觉得开车不方便。”王成说。

回家后的王成并不忙碌，晚饭丈母娘在张罗，王成则有时间同孩子玩耍。虽是河南人，生活久了，爷爷奶奶纯正的萧山话，王成也能听得明白。

“上门女婿在很多人眼中过得不愉快，其实不是这样，几乎类似于把自己捧在手心里，所有人都注重你。”王成说，自己刚结婚之时没有心理负担，反而这几年有了压力，这种压力不是来自家庭矛盾，而是来自责任。

按照他的说法，小两口闹别扭的时候有，但并没有大的矛盾。家长也不会参与，甚至家长都不会知道两人产生了别扭。很多入赘家庭中常见的矛盾，在他这里似乎并不存在，比如常见的孩子姓氏问题，王成的两个儿子都跟妻子姓，他没觉得有什么不好，而且孩子的名字都还是自己取的。

“留住”女儿

记者所接触到的赘婿家庭中，招赘的原因无外乎“家中独女不舍得外嫁”，或是“家中两个女儿须留一个在家”。家住城厢街道的张倩就属于后者。这种动因的存在，成为了“萧山赘婿”出现并一直存在的文化层面的动力，而这种文化层面的动力，甚至超越了家庭经济能力的界限，也就是说，从女方家庭而言，其实招入赘女婿，并不是家资千万家庭的专利。在入赘家庭中，“女方不随男方回家过年”，也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为某种文化特征，而这往往出现在夫妻年龄较大的家庭中。

张倩今年44岁，她还有个妹妹。根据张倩的说法，按当地传统，家中两个女儿的家庭，需要留一个，一般是大女儿在家，作为长女，她留在家中是自然而然的事。虽然她所在的湖头陈地区现在已变为城镇，但她结婚之时，家中还在种地。要招赘的另一原因，“也是希望能够多一个劳动力”。

张倩说，丈夫跟自己同岁，是千岛湖地区人，家庭条件不好，他十几岁就在杭州打工，两人由朋友介绍而相识。张倩理解丈夫外出打拼的闯劲：“他老家那边交通不发达，第一次去时，坐船加坐车，整整花了一天。”

在张倩的概念里，招赘只是婚姻的一种形式，并不是一上门就能开奔驰宝马，“那种情况有倒是有，但肯定只是极少数”。她和丈夫结婚时，一切从简，“没谈什么彩礼”。而婚后的生活也恬淡自如，没有什么大风大浪，家里的事情商量着办。

赘婿家庭中，女方跟男方回家过年的情况并不多见，张倩家中同样如此。目前，婆婆已经去世，只剩下公公。每年过年时，丈夫都会回老家看望公公，张倩则“有时去有时不去”，丈夫也能够接受，两人之间也未因“回谁家过年”而闹矛盾。

跟张倩一样，瓜沥镇山北村的刘丽也是“要留在家中的大女儿”。现年39岁的刘丽，自她高中起，奶奶就告诉她，将来要留在家中，“就像吃了定心丸，不再想出嫁的事”。谈恋爱时，张倩也首先跟对方讲清楚自己的情况，对方接受才会继续。

高中学历的张丽，跟丈夫属于自由恋爱。当初，她跟来自河南农村的丈夫，因在同一家单位上班而相识。丈夫初中还没读完，就来到萧山打工。

两人确定交往后，丈夫就住在了张丽家中，至结婚时已有两三年。张丽说：“原来他住在工厂的宿舍，但他一个人生活也有不少花费，反正奔着结婚的目的，住到家里来更方便。”结婚时，家中也给丈夫先后买了摩托车、面包车，对后来搞工程的丈夫事业上给予了支持。

公公去世得早，两人结婚后，将婆婆接来萧山，婆婆也找了新的老伴。张丽与丈夫很少回河南老家，一般就清明节回去为公公扫墓。

现如今，张丽已生育了两个女儿，大女儿已读高中，两个女儿都随自己姓，“当时找上门女婿，其实对孩子的姓氏还是很看重的”。

张丽说，按照萧山当地的风俗，当地嫁女儿时，男方给的彩礼父母会原封不动存到女儿账户，还要买车，添置嫁妆，准备红包、金器、压箱钱等。

尽管如此，但张丽还是希望将来把女儿嫁出去，张丽认为“招赘”是老辈人的想法。对于女儿将来的婚姻，“关键还是看她的态度，她如果要留，家里的条件也能让她留下来”。

不过，不止一人认为招赘属于“老辈人的想法”，萧山区一名领导干部也有同样的看法。这名干部是萧山本地人，几十年来，从普通公务员一直走上领导岗位，对萧山的风土人情十分了解。

提到上门女婿的话题，他毫不犹豫地说道，那就是“老思想”。在他的生活和工作圈子中，也有人招赘，但数量不多。对于社会上所流传的“有钱人家招赘，以便钱财不外流”的说法，他并不赞同。

这名干部说，他就认识一位企业老板，家中独生女儿招了上门女婿，但这名小伙子人品不佳，将家族的财产都转移到自己名下之后，与老丈人家分道扬镳，“并不是招了赘，就能够控制住他的”。

矛盾何来？

有幸福的，也总有不幸的，萧山赘婿的也是如此。

上海君悦（杭州）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张春霞，此前带领团队驻在萧山区婚姻登记处，负责婚姻咨询工作长达4年。她的团队里有律师和心理咨询师，主要为市民调解有关婚姻方面的家庭矛盾，对当事人进行心理疏导。

4年来，张春霞的团队也接待过诸多前来咨询的赘婿家庭。在那些案例中，岳父岳母比较强势常是一个矛盾点，在这类家庭，女儿相对弱势，遇事常听父母的安排，家里的事情也多由父母做主，女婿很多则只是被通知，时间久了之后，女婿容易产生一种疏离感。

张春霞说，这些上门而来的赘婿往往跟女方父母一起居住，时常会有一种“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压力，心里多少有些憋屈。赘婿对于一些事物即便有自己的看法，可能也不得不向女方家庭暂时妥协。

但等到其羽翼丰满、底气充足之后，尤其是在男方的事业发展比较顺利的情况下，他们就会提出自己的意见。赘婿一旦坚持自己的主见，往往就会改变家庭中以前的相处模式，跟一向强势的女方家庭之间，极易产生矛盾。

张春霞介绍，在那些出现问题的赘婿家庭中，孩子的姓氏也是一个矛盾点。如果男方不在乎孩子的姓氏还好，不过有些男士即便上门也会要求给孩子冠姓，有些强势的男士甚至会要求不管几个孩子都跟自己姓。

这种情况下，双双常常会约定，头胎跟女方姓，二胎跟男方姓。但有时可能头胎生了女儿，跟女方姓，二胎又生了儿子，招赘一方则更希望儿子跟自己姓，因而又产生矛盾。

张春霞提到，“回家过年”也时常成为赘婿家庭的一个爆发点。男方虽然上门到女方家，但毕竟自己有了老婆，不论是出于面子或是其他原因，都会有想将妻子带回老家的想法。但很多女方由于气候、饮食习惯或是地域等方面的原因，往往不愿去男方老家过年。男方就会觉得，女方看不起自己。

何以是萧山？

尽管萧山“赘婿之都”的名声在外，但这种名声，更多存在于人们的口耳相传以及个别媒体的报道之中。萧山到底有多少上门女婿，占比如何，跟其他地区相比数量如何，官方目前都没有相关数据，也没有机构专门跟踪这个群体。

萧山区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只要男方双方任何一方具有浙江省内户籍，就可以在此处办理结婚登记，因而来此登记的并非都是萧山本地人，办理登记时他们也不会筛查男方是否上门。

在中国知网搜索，有关萧山赘婿的论文只有零星几篇，仅存的几篇文章也多是发表于10多年前。“萧山赘婿”显然还不是学界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

萧山是否真的“盛产”赘婿，其背后的社会经济原因又如何，目前鲜有比较权威的说法。不过从这些为数不多的研究中，也可以窥见一二。在诸多说法中，都提到萧山发达的经济水平，是让外地男青年上门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今来看，这种说法仍然具有一定程度的说服力。以2020年为例，萧山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15万元，同时期国内人均GDP为7万多元。尤其是十多二十年前，东西部的发展差距比较大时，萧山的经济条件更加具有吸引力。

抛去这些相对空洞的数字，萧山当地人谈及是否“有钱”，常提到办厂和拆迁两类群体，尤其是拆迁户，一拆之后就成为“千万富翁”是很多百姓都实实在在看得见的。

萧山区住建局一位负责人介绍，萧山这些年上马的重大项目多，城市化进程在加快，确实诞生了很多拆迁户。他告诉记者，当地拆迁赔偿可笼统地分为两大部分，一是针对原有旧房的赔偿款，二是按人口计算赔偿的安置房。

原有旧房由第三方机构评估，主要根据房屋占地面积、新旧程度等多重因素综合评估，赔偿少则一二百万元，多则几百万元。安置房的赔偿标准为每人60平方米，若配合政府拆迁还有10平方米的奖励，即每人可享受70平方米的安置房。

以上文提到的张倩和王成为例，张倩家在7年前就已拆迁，她告诉记者，当初拆迁时她家共有6口人，一共可拿到420平方米的安置房，原来的旧房再加上其他项目，共获得了220万元的赔偿款。

王成的家也即拆迁，他家共有8口人，能够分到560平方米的安置房，据其岳父估算，他家的4层小楼被拆之后，预计能够获得五六百万元的赔偿款。赔偿的安置房可以在市场上交易，以3万元的均价计算，560平方米的安置房价值已远超过千万元。

尽管经济条件确实可能是吸引赘婿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从事赘婿婚介多年的李继延也在思考，人口比例或许也是另一大诱因。萧山年鉴上的数据证实了他的说法，截至2019年底，萧山女性人口比男性人口多出20万人。

李继延自己也养育一个独生女儿，但他并没有招赘的想法。有人曾问他，“再过20年，还存不存在上门女婿”，他觉得婚姻跟社会经济大环境息息相关，他回答：“只要存在贫富差距，就会存在上门女婿。”

但萧山当地人的想法和观念也有着变化。出生于1997年的李芸就是一个例子。李芸本科毕业才两年，目前在当地一家机关单位上班。按照外界的论法，李芸算是一名实打实的“富家女”。父母在当地开办一家五金厂，厂里拥有400多名工人。

李芸说，父母没打算招个上门女婿，他们希望自己的对象是萧山本地人，家庭和谐，最好能够门当户对，主要是考虑跟对方家庭更容易沟通交流。

而在李芸自己的规划中，她也从没考虑过男方上门。她觉得婚姻的形式就是男娶女嫁，而招赘似乎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她身边的小姐妹们，家境跟自家相当，也没有听说谁家有招赘的想法。

李芸此前交往一个对象，其姐夫就是一名上门女婿，这名姐夫在前对象家中的厂里上班。根据李芸的观察，姐夫在家里没有多大的话语权，执行力和积极性也不高，“多少有些啃老的意思”，自己也因此对赘婿的印象不佳。

除了年轻女性不喜欢上门，愿意上门的男青年似乎也不多见。在萧山最繁华的商业区银隆百货附近，记者多次选择不同时段随机街采，受访的近20名男青年中，仅1人愿意上门。他给出的理由是家庭条件不优越，在杭州买房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