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市委书记的落马,让张海超又回到人们的视野中。
前些时间,12309中国检察网公布,新密原市委书记王铁良因贪污罪被捕。
贪污金额几千万,名下豪车无数。
通报里有这么一条:在“开胸验肺事”事件被曝光后,王铁良曾收涉事企业董事长40万元贿赂。
舆论哗然。
多家媒体记者联系到当事人张海超。
得知消息后,张海超感慨:就知道有官商勾结,没想到还能再报出来。
据张海超回忆,12年前,就有一堆记者跑到他家采访。
他大胆直言,自己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程序如此困难,中间肯定有“利益输出”,有官商勾结!
但苦于没有证据,只能作为个人揣测。
记者们也没敢往报道上写。
而今,原市委书记王铁良落网。
张海超心中石头终于落下。
那个压抑而悲伤的故事,也终于变得完整起来。
张海超是河南新密市刘寨镇的村民。
2004年6月,张海超到郑州就业。
所在公司名为“郑州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
由于穷,能吃苦,他选的是工作环境最艰苦的工种。
破碎工和开压力机。
尤其是破碎工。
他需要把废弃的原材料进行粉碎,然后再生产。
工作环境恶劣,空气中弥漫着肉眼可见的粉状颗粒物。
2006年,当初和张海超一起来振东公司谋生的同伴,患上了尘肺病。
不到半年时间,死了。
张海超有考虑换份工作,但转念一想,自己毕竟年轻,身强力壮,应该不至于患病。
但他失算了。
2007年下半年,张海超身体出现异常。
胸闷,咳嗽,发烧。
还以为是感冒,张海超就天天往小诊所跑。
但后面实在扛不住了。
不管怎么吃药,咳嗽还是像打机关枪一样停不下来。
张海超不得不停止工作,开始了求医问诊之路。
本地胸科医院拍片。
诊断结果:职业病,尘肺病。
到省人民医院再拍。
诊断结果:职业病,尘肺病。
远赴北京协和医院,挂专家号。
结果还是:职业性尘肺病。
张海超崩溃了。
他知道,尘肺病死亡率非常高。
它会造成肺部纤维化,产生不可逆转的伤害。
即使躲过死神的威胁,也不可能完全治愈。
患者将终身和肺部疾病相伴。
张海超来不及忧伤。
他首先想到工伤赔偿。
2007年10月份左右,张海超到当地职业病联防所请求“职业病鉴定”。
工作人员问:“你工作证明有没有?”
张海超说,没有。
工作人员解释,《国家职业病防治法》有规定,你必须要拿到他所在的振东公司的“用人证明”,我们才能给你进行职业病鉴定。
这是个死结:
职业病鉴定,是让公司赔偿的必经步骤。
但法律规定,没有公司证明,不予鉴定。
著名荒诞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中有一个臭名昭著的设定:
只有疯子才能免于飞行任务,但必须由本人亲自申请。
而本人一旦提出精神病申请,就证明自己正好没有疯。
无路可逃。
现实比小说更残酷。
在此规定下,任何一个工人都拿不到职业病工伤赔偿。只要他老板有这个打算。
一切生死由人。
振东公司的老板,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张海超的请求。
因为他的业务决定了,工人们职业尘肺病发病率奇高。
口子一开,他将面临无穷无尽的巨额赔偿。
那一年,张海超不到三十岁。
上有体弱多病的父母,下有嗷嗷待哺的女儿。
妻子收入微薄,自己又患病丧失劳动力。
如果拿不到工伤赔款的,这一家还怎么活?
张海超开始了艰难的申诉之路。
今天跑派出所,明天跑检察院。
县、市两级政府部门基本都跑了个遍,但没有得到反馈。
有一天,有人告诉张海超:
每个月8号是市委书记接访日,你要不要去?
张海超决定试试。
次日清晨,张海超就早早在市政府大门口守着。
果然,新密市市委书记出现了。
此人,正是王铁良。
张海超很激动,走上前,一边掏出医院材料,一边巴拉巴拉说个不停。
当时,市委书记王铁良态度极好。
他允诺:“你需要的材料,我一定让企业提供。如果是企业的责任,它该咋赔就咋赔!”
张海超为之一振。
心想,市委书记都开口承诺,这事应该有谱了吧?
但是,音信全无。
市委书记满嘴“好好好”,但根本没有后续。
没办法,张海超只能继续在各机关来回奔波。
振东公司坚决不开证明。
不过,由于投诉太频繁,当地有关部门给张海超开了一个“后门”
免去公司证明,你直接去职业病联防所做检查。
张海超大喜,去了。
但是,当地职业病联防所的鉴定结果是:
不是尘肺病。
张海超迷茫而又无助。
难道综合医院诊断都是错的?连北京协和医院专家也是误诊?
那几个月,他跑了多家省级医院。
有时,排队半个月,挂个专家,就只为问一句:“医生您看,我这到底是不是尘肺病?”
得到答案无一例外:是。
但职业病联防所一口否定。
“我说了,这不是尘肺病。”
没有职业病联防所的工伤诊断,就无法拿到振东公司的赔偿。
张海超做出了一个惨烈的决定。
开胸验肺。
那时张海超已经身无分文。
住院之前,他向亲朋好友筹了些钱。
张海超父亲把家里仅有的12头羊也卖了。
一家五口,全把希望堵在这场手术上。
2009年6月1日,郑大一附院医院。
张海超说自己想开胸验肺。
医生劝道:“凭这胸片,我肉眼就能断定你是尘肺病。为啥非得开胸?这很危险。”
但张海超心意已决。
6月22日,手术准备开始。
躺在手术台上的张海超一脸平静。
他告诉麻醉医生:“麻烦您转告主刀大夫,把我开了胸之后,要注意我那肺上到底是啥。”
手术开始,胸部被切开。
医生被惊到了。
患者肺部有大量的粉尘,肉眼清晰可见。
医生还进行了切片活检,方便张海超拿去“佐证”。
手术结束,胸部被缝合。
在麻药过后,医生告诉他:“我们都看了,你患得确实是尘肺病。”
一周后,张海超联系到了职业病联防所。
他电话问:“你们误诊了!”
毕竟,有切片活检,铁证如山。
但这时,职业病联防所冷冷回了一声:“那个开刀的医院,没有做职业病诊断的资质。”
事后,郑州大学一附院被省卫生厅通报批评,主刀医生被吊销一年执业资格。
张海超不服,又去新密市信访局喊冤。
工作人员回复是:
我们也只认职业病联防所的鉴定结果。
挣扎两年,最终还是走进了死胡同。
投诉无果。
积蓄被用得一干二净。
千疮百孔的身体也被切了一刀。
但工伤索赔之路,依然遥遥无望。
事情出现转机,是源于东方今报记者的一次采访。
2009年7月6日,张海超在病床上输液。
他一边诉说自己的经历,一边泪流满面。
四天后,记者发表文章《尘肺工人为证明患职业病坚持开胸验肺》。
一时间,张海超火了。
“中国开胸验肺第一人!”
当然,这不是夸,是讽刺当地某些机构的腐败。
甚至还有作家以张海超故事为原型,写一篇小说《歇斯底里》。
里面有一首诗是:
百花盛开的春天,人人都有权利,呼吸。
我却一天天逝去。
奔向未来的幻想中,别人数着钞票和艳遇,我却无奈地,数着仅余的日子。
张海超说,那段时间,记者都排队到我家来采访。
由于负面舆论如潮,当地政府部门很快开始行动。
7月的一天,市委书记王铁良带上摄影师,亲自登门拜访。
一进门,王铁良开口就是:
海超啊,哥来晚了,让你受苦了!
摄影师在一旁拍照,市委书记王铁良则是疯狂作秀。
他说:“海超,你有什么困难,要多少钱,只管开个口。”
探望过程,王铁良还抱起张海超的女儿,显得极为热情。
“来,叫叔叔。”
此情此景,令张海超动容。
但真实情况是什么?
王铁良为官13年,贪污金额4100万。
就在前几天,他还私下收了振东公司的40万现金红包。
原因是舆论闹这么大,振东公司难咎其责。
它想买通市委书记,免去被停业整顿的可能。
随着事件发酵,一些细节也被曝光。
2007年1月,张海超有进行职工体检。
那时“胸片”就显示异常,怀疑肺部有问题。
医生把情况反馈给了公司负责人。
但振东公司竟私自隐瞒,没有告知员工。
即使在东窗事发后,他们回答也是:
体检是公司出的钱,没有把结果告知个人的义务。
2009年3月,张海超病重。
乡镇政府给他批一笔困难补助,金额不小。
为了拿到这笔钱,张海超前后奔波4个月。
但最终,到手只有300元。
同年7月,媒体将事件曝光。
副镇长立刻亲自登门,把1万块现金甩到张海超手里,叮嘱道:你拿着,看病要紧。
世道浑浊,令人悲愤。
不管怎样,对于张海超个人而言,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
2009年7月,在专家组的介入下,职业病联防所修改诊断意见,确诊为“尘肺病Ⅲ期”。
张海涛获得振东公司一次性赔偿61.5万元。
再加上当地政府的一些赔偿金,累计获赔120万元。
此外,郑州市职业病联防所被通报批评。
职业病联防所所长被停职调查。
部分事件相关人员被追究责任。
至于振东公司,只是象征性罚款25万元,没有停业整顿。
因为,它有市委书记王铁良罩着。
120万元赔款缓解了张海超的燃眉之急,却未能改变一个尘肺病患者的命运。
2010年,为了不吃座山空,张海超买了一辆小车,开了一家小超市。
但开了没多久,身体就吃不消。
因为尘肺病加重,引起气胸,随时可能危及生命。
超市不得不关掉。
需要一说的是,当年张海超维权不是一人,而是六人。
他们都是尘肺病患者。
而今不过几年时间,5个都死了,只剩海超还活着。
尘肺病的凶猛,让人生畏。
2011年,张海超妻子提出离婚。
女儿留给张海超一人抚养。
2013年6月,张海超进行换肺手术。
赔款被花去近一半。
破屋偏逢连绵雨。
换肺手术做完没多久,张海超母亲又中风瘫痪,治疗费十几万元。
这个家,再陷入艰难。
母亲患中风。
父亲患脑梗。
女儿还在读书。
只有张海超勉勉强强算半个劳动力。
为了生计,他借了20万,再加上剩余的一些赔偿款,承包了一辆公交车。
从此,一家四口,以载客为生。
从早上7点,干到晚上天黑。
一天工作十二小时,收入大概是在200块左右。
在农村,月薪有六千,似乎已非常不错。
但是,根本不够张海超一家开销。
因为换肺之后,张海超得终生服用抗排异的药。
这药奇贵。
一月七千,国家报销两千,自掏五千。
一旦停药,患者就会因呼吸衰竭而死。
两位老人也都“药罐子”,药不能停。
因此,家里常年入不敷出,越熬越穷。
2018年7月,新京报记者采访张海超。
他表示:
“钱早没了,现在还额外欠了60多万债务。”
“我是用钱来续命,而续命的钱,又是拿命换来的。”
张海超也遇到过“发财”的机会。
今年3月,有医药销售代理找到他:
你是社会公众人物,有名气。你帮我们推广尘肺病药物,卖出去,给你提成,怎么样?
张海超一口回绝。
他心想,这药有效果自然会有人买,没效果,我卖了就害人,这事我不干。
有人提议,说他有社会关注度,可以发起募捐。
张海超也拒绝了。
他觉得自己还能赚钱,就尽量不去麻烦别人。
那些年,张海超除了开客运汽车,还建了一个网站,专门帮尘肺病患者提供法律服务。
当然,都是免费的。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尘肺病患者都是最底层的人,我怎么好意思拿他们的钱?
2018年7月的一天,张海超在开车。
电话“嘟嘟”响了,是一个尘肺病患者打来的。
对方说:“海超,我在北京打工得病了,老家职业病医院迟迟不开证明,怎么办?”
张海超说:“你去卫生局投诉。”
“投诉了,但都不管。”
“那你只能自己去打官司。”
对方回复:“不行啊,打官司时间太长了,我怕自己活不到那一天。”
张海超摇摇头:“那就没办法,我也难帮你。”
2018年6月22日,张海超“开胸验肺”正好9周年。
他发了一条朋友圈:
开胸验肺事件经历了9年,考验了社会,结果是让人失望的。
张海超为什么失望?
也许是经历太多的离别吧。
为尘肺病患者维权多年,他探望过500多个患者。
其中,大部分人都已经永远离开。
也许是一次又一次的维权失败,击垮了他的自信。
前前后后,张海超一共有帮2000多名尘肺病患者维权。
最终能胜诉的,不过一百余人。
维权壁垒,多年后依然坚固。
而现实,也依然窘迫。
前些天,张海超因为交不起管理费,汽车年审都办不下来。
过不了审,就要停运。
一旦停运,这个家,就塌了。
至于如何渡过眼下难关,张海超没有多言。
他只是说:想到女儿还在读书,就不能太悲观,得努力活着。
这里的“活着”,仅仅只是为了活着。
能吃得起药,能多吸这人间一口空气。
能让15岁的女儿不太早失去爸爸。
让两个患重病的老人,未来得以有人送终。
但只要还有一口气,张海超就会抽空为尘肺病工友奔波。
4月下旬,他更新一条微博,是参与援助山西煤矿工友的公益活动。
这个汉子,见不得有人受他一样的冤苦。
只要有人像他一样,求告无门,求医无路,他不去做点什么,就比死还难受。
这样正直善良的苦命人,无疑是真正的英雄。
但是,也让人想起另一句话:
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需要英雄的民族更加可悲。
因为这意味着,这个民族中,有许多人还在承受不幸,等待援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