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国顺的猴戏，是在鲍湾村学的。相传发源于东汉的猴戏，在这里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农民农忙种地，农闲耍猴，几乎每家都有一个耍猴的，三代同堂的猴戏班子也很常见。

1990年代，新野耍猴人有3000-4000人，鲍湾村占了半壁江山。在蔚国顺为一家温饱发愁时，有人给他指了一条路，“你种地一年能挣一千块不？耍猴耍得好，一个月就挣回来了”。

在蔚国顺看来，出门耍猴等同于要饭，是件丢面子的事。但家里三个孩子要吃饭、念书，作为父亲的他，面子并不值钱。
蔚国顺和他的“搭档”在一起。
扒火车，是包括蔚国顺在内，每位耍猴人离乡后学的第一门技能。

北至东北内蒙，南至云南广西，耍猴人出行全靠扒火车，一是其它交通工具不让带猴子，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省钱。省钱，是因为没钱。

1990年代，“种完麦后半个月里，襄阳的货车编组站，每天都有一、两百人扒车出去”。这样的壮观场景，让蔚国顺想起了电影《铁道游击队》。

相比轻装上阵的游击队，耍猴人扒火车更讲技巧：背着沉重的装备、行李，手上牵着猴，难度可想而知。每每听到那些失手造成的惨剧，蔚国顺都会难过好几天，为别人，也为自己。

他明白，从高处跌落的，不只是一条人命，还有背后的家庭、妻儿和父母的命运。
一张珍贵的老照片，记录下当年耍猴人扒火车的场景。马宏杰 摄

1994年，武汉到随州的一个小站，蔚国顺扒火车时发生了意外，他抓住了车厢，却一脚踏空，磕在了车厢的棱上，疼得直冒冷汗。

爬进车厢后，他扒开裤子，血已流了一腿，他庆幸“只是受了外伤，要是手没抓牢，可能连命都没了”。他更庆幸的是，受伤的是他，猴子没事。
耍猴人和猴的关系微妙，如雇主和员工，又像搭档和家人。

蔚国顺说，耍猴祖师爷定的规矩，在家吃饭，第一碗先给猴子吃；出门在外，人吃什么，猴子就吃什么。

对猴子的尊重，其实很容易理解猴子有吃的，耍猴人才有吃的。

相处时间久了，耍猴人也在学习猴子的语言，在它们的不同叫声中，了解其需求、情绪和健康状态。
蔚国顺吃饭前，先给猴子们准备吃喝。

“人打猴是假的，猴打人是真的”，蔚国顺说，发情期前后的猴子，脾气暴躁，会打人、抓人，甚至咬人。蔚国顺会甩甩鞭子吓唬猴，但很少舍得真打。

蔚国顺的猴，会表演骑车、接飞刀、打篮球、跳舞、拉车、人猴对打……训练的时间长短，取决于猴子的悟性，但更多的是人和猴的默契，“一套动作学下来，少则几个月，多则半年一年”。
表演猴戏使用的部分道具。猴子一般能活二三十年。这些年，蔚国顺养过六只猴子。第一只跟了他十多年，感情最深。猴子老到无法出门卖艺时，他会把它养在家里，直到去世。
手中的鞭子主要用来吓唬猴，很少有打在身上的时候。
“没有人陪，猴子也会郁闷，会孤独”，蔚国顺要出门挣钱，陪老猴的时间不多，他常惦记着它，就像惦记自己的家人。

猴子老死后，蔚国顺把它们埋在了村头，那是他每次离家的地方。
在家里的时间，蔚国顺习惯和猴在一起。有一次，蔚国顺在报纸上看到，新野耍猴人被称为中国的“吉普赛人”，他欣然接受了这个称呼，觉得很确切，有点意思。

耍猴30年，蔚国顺最北去过黑龙江漠河，最南去过海南，走遍了31个省份。有的老乡走得更远，去过越南和缅甸，“除了农忙，一年都在外奔波，长的大半年，短的两三个月”。

蔚国顺的耍猴路线，这些年基本没变过：农历二月后去西北，从河南出发，经山西、陕西到甘肃一带，六月麦收前回来；麦收之后往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秋收前回来；种完花生再出去，到南方沿海走一圈，过了正月回来。
没有外出耍猴的日子，蔚国顺在家照料庄稼。出门在外，挣多挣少，全靠运气。

蔚国顺记忆里，运气最好的一次，是在广东的一座岛上表演，“大家都没见过耍猴的，猴子随便做几个动作，观众就高兴得不得了”，两个钟头，他挣了四五百块钱。

但大多数时候，赚钱依然是件难事，“有时两三个月也不一定能赚到一百块”。

1994年，蔚国顺在珠海表演，“当地一位老年人指着我说，‘莫北莫北！好桑有有！’大意是说我年纪轻轻，叫大家不要给钱”。
蔚国顺在公园耍猴，引来了一群孩子和家长围观。
蔚国顺觉得受到了羞辱，停下演出与其争辩。他说，猴戏跟唱歌、跳舞一样都是艺术，大家都是靠劳动吃饭，“我们又不是要饭的”。

但这样的遭遇多了，蔚国顺也懒得再争辩，“许多人的观念里，耍猴就是要饭”。
蔚国顺的两只猴子依偎在一起。

蔚国顺刚耍猴那几年，社会治安不太好，出门在外，常被人欺负、勒索。耍猴人出门一般不带钱，有一点路费，也藏在馒头中，只有他们知道哪几个馒头是有“馅”的。

耍猴挣的钱，绝大部分会寄回家里，零钱藏在烟盒夹层里，里面留两三根烟，遇到敲诈勒索，把烟散出去，空盒子扔地上再踩一脚，很少有人会注意地上的烟盒，即使被搜身也不怕。

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的门道，这些江湖技巧里，藏着耍猴人的生存之道。
蔚国顺和他的猴子行走在街头。
1998年在广东下川岛，蔚国顺被人搭讪，对方请他帮带点“货”去广州，给1000元报酬。

蔚国顺明白，自己遇到了毒贩因为耍猴人身份特殊，不易被人注意，所以被他们看上了。蔚国顺拒绝对方后，很快离开了当地，“不做违法乱纪的事，是耍猴人的规矩”。

他说，“我不能坏了规矩”。

耍猴这些年，蔚国顺见惯了冷眼，遇过危险，经历过诱惑，如果把这些遭遇全都记下来，那就是一部公路片剧本、蛮荒见闻录实际上，蔚国顺也渴望着，有人能写一写耍猴人们的故事。
蔚国顺和搭档在路边休息，三人的年龄都不小了。
2004年，广东肇庆，蔚国顺在路边阅报栏见到一篇文章，《漂泊的耍猴人》。他看得感同身受，去报刊亭买报，但没买到。

于是他在阅报栏等了一下午，等到换报纸的人来了，把这份报纸要了过来，仔细折好，揣进兜里。

这张报纸蔚国顺带了几年，时不时拿出来看看，直到折叠次数太多，报纸碎了为止。
蔚国顺奔波了三十年，最让他骄傲的是，靠着耍猴挣的钱，他把三个儿女供上了大学，家里盖起了两层小楼。但他从没有过让小辈跟他耍猴的想法，“耍猴为了啥，还不是让他们不再出来耍猴，不再受这份苦”。
靠着耍猴的收入，蔚国顺盖起了新房。

蔚国顺去过很多地方耍猴，却很少在新野县城，他直言，“怕遇到熟人，有点不好意思”。

“耍猴是苦，被人看不起更苦，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这辈子就这样了，他们还有他们的路要走”。

蔚国顺年纪大了，扒不动火车了。2016年，他考了驾照，花3万元买了辆面包车，当作出行工具。而现在，他连面包车也懒得开了。相比耍猴，他更大的快乐，是接送两个小孙女上学。
蔚国顺接送孙女上学。和蔚国顺一样，老去的耍猴人们，逐渐退出了江湖，蔚国顺年轻时学艺的鲍湾村，耍猴人只剩下20-30人，而且几乎没有年轻人。新野的耍猴人，也从1990年代的3000-4000人，减少到不足200人。

2009年5月，新野猴戏成为“第二批河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蔚国顺觉得，耍猴人终于被正名了，“如果被景区请去长期驻场，每月工资有6000到10000元”，这远高于当地的平均收入。

“但我们不想让下一代接班，都希望他们考个好大学，离开这个圈子”。

成为“非遗”的新野猴戏，正面临着后继无人的状况。
蔚国顺如今也成了有“组织”的人。蔚国顺不愿子女接班，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社会文明开化了，对待动物的态度也不同了，“可以看的东西太多了，不一定要看动物表演”。

另一个是猴子的问题，耍猴人的猴子是自己配种繁殖，耍猴人少了，配种的猴也越来越少。而猕猴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不能随意买卖，私下交易也有风险。

过去几十年，耍猴人都会随身带一本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证明猴子不是野生的，如今这个证已经停办了。
蔚国顺的“驯养繁殖许可证”。

2014年6月，4名新野猴戏艺人在黑龙江牡丹江市表演时，被当地公安以涉嫌非法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刑事拘留，在全国引起一场舆论风波，关于“保护非遗”和现行法律的矛盾，成为这次讨论的焦点。

让蔚国顺欣慰的是，2015年，二审宣判4人无罪。他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是为新野猴戏的正名，“我们是非遗，不是街头要钱的”。
蔚国顺认为，耍猴人背负多年的“要饭”名声，算是被洗清了。

5月30日，蔚国顺一行三人、三猴组成的小班子，来到了南阳人民公园。因为天气太热，公园里没什么人，一直等到下午四点多，才支开场子，开始表演。观众不多，打赏也少，但蔚国顺很满足，“收入能抵今天的油费就不错”。
蔚国顺在南阳人民公园表演猴戏，围观者并不算多。

农闲时，蔚国顺偶尔还会带他的小班子出门表演，但挣钱已不是主要目的。他计划，今年麦收之后出一趟门，但不想跑太远，到陕西逛逛就回来。

“就当去旅游，重温一下年轻时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