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布带子

当一个人老到开始折腾别人，通常就是到了时候。养老院里的人都这样说。201的老孙最后就是这个光景。

去世的前一天晚上，老孙又拖着萎缩的双腿从木板床上爬了下来，嘴里喊着胡话。他不小心磕到旁边的床头柜，眼角带出一片淤青。

老孙86岁了，一个星期前发了一次烧，医生来吊过药水后，症状消了，人却好像更糊涂了。他常撑着双手往地下爬，念叨着“我要去找我老伴”。他的老伴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去世了。

护工刘志会熟练地将老孙抱回到床上，给他上了点药，让他别再说胡话了。

老孙是被儿子送进养老院的，在这儿住了将近一年。他曾是抗美援朝老兵，退伍后进入一家国营厂，以干部身份退休。老孙在部队里伤了半月板，年纪渐大，愈发不愿意下床走路，最终因长期卧床，肌肉萎缩，失去了行动能力。他一直有便秘的毛病，长期卧床后更加严重，十来天才解一次大便，严重时需要人帮忙用手抠。

“很难搞，真的很难搞。”老孙的独子现在还记得，父亲房子里，黄褐色的粪便抹在床铺和墙壁上，用过的碗筷堆在水槽里，还能看到老鼠和蟑螂。他也60岁了，实在没精力，送父亲去养老院成了最好的选择。

老街坊老年公寓每月收费2100元，离他居住的小区极近，过条马路就到了。得空了，他提着做好的饭菜和刚打好的果汁去看一看父亲，给护工刘志会塞上200块钱，劳他们多费心。接到父亲出事的电话时，他正在外地和老同学一起旅行。

那几天，院长交待刘志会，老孙这些天有些反常，要经常去看看他。走廊的监控显示，事故当天，从凌晨两点开始，刘志会几乎没有休息过，在二楼的各个房间进进出出，安抚夜间吵闹的老人们。

刘志会马上70岁，比老孙早来老年公寓十几天。他有高血压、心脏病，做过胆囊切除手术，眼睛也不大好，前两年检查出青光眼，一只眼睛几乎看不见，另一只只能模糊视物。他想在自己还能动弹的时候，攒一笔养老钱。

2019年夏天，刘志会听人介绍，市区的一家养老院在招24小时护工，包吃住，每天伺候老人吃饭、穿衣、洗漱，帮不能自理的老人翻身、清理大小便，每月工资大约3000元。在一个平均工资为5000多元的小城市，这大概是一位70岁老人能获得的最好工作，毕竟连环卫工都要求年龄尽量在65岁以下。

刘志会虽然年纪大了点，力气还剩了不少。院长对他挺满意，“老刘能干得动咧，力气大，抱老人去洗澡、翻身，都能干。”他脾气急，嗓门大，不过做事还算细致。201的老孙总把床铺弄得到处是粪便，他不厌其烦换了一遍又一遍，将老孙指甲缝里不小心沾到的粪便也刷得干干净净。

2020年9月26日，上午10点42分，老孙又试图从床上爬下来，几乎一宿没睡的刘志会路过房间看到了，指着他说，“你要是再说胡话，我就把你拴起来。”他确实这样做了。

刘志会拿起桌上一条3米左右的绳子，红色的，通常用来拉横幅。他早上刚用过这条绳子，将坐不住的老孙固定在轮椅上，给他整理床铺。刘志会熟练地将绳子左右两端拴在床边的护栏，绕过老孙的腋下和胸部，将他固定在床上。

10点52分和11点21分，刘志会两次回到房间查看老孙的情况，没有异常，老人安静地躺在床上，像是睡着了。三楼有位老太太将屎尿拉在了裤子里，刘志会上去帮忙。第三次回房查看老孙已是中午12点22分，中间隔了一个小时。

老孙已经瘫坐在床沿，双手在半空中挥舞挣扎，那根红色布条上滑到他的颈部。

刘志会赶紧上前解开绳子，将老孙抱回床上，老孙的眼珠往上翻。刘志会后来在刑侦口供里说，“当时我很慌张，就用手将他的眼睛给闭上了，然后就出去喊人。人来了后，发现人已经死亡了。”法医后来鉴定，老孙的死因是“颈部受压引起机械性窒息死亡”。

一楼的烧饭阿姨还记得刘志会被逮捕那天，几辆警车全挤在对面洗车场的空位上。周围小区的邻居和没活的快递员散在四周看热闹。她印象最深的是一位40来岁的中年女士，是刘志会的女儿，接了院长的电话后，急匆匆赶过来，在老刘坐上警车时，突然放声大哭，像个小孩子。

攒一笔养老钱

养老院的人只模糊知道，刘志会有两个孩子。但孩子做什么工作，跟他关系如何，一概不知。虽然和刘志会共事了将近一年，护工老陈对他也称不上了解。他们没时间聊天，每天就是闷头做事。老陈说，他心地蛮好，总体而言是个蛮好的人。

老陈就是事发当天，找刘志会帮忙一块清理老人屎尿的那位护工。她今年75岁，皱纹和老人斑沿着岁月爬满了她的脸庞。

老陈矮小瘦弱，很难独自抱起一个瘫痪在床的老人，而刘志会力气大，总是乐意顺手帮她一把，两人各搂一只胳膊，将老人搬上轮椅。刘志会个性蛮开朗，爱开玩笑，经常打趣一楼的烧饭阿姨盐放多了。那是一天中难得的轻松时刻。“老刘那件事”过去一年多了，烧饭阿姨至今还记得他的笑声，短促的，“哈哈”几声叠在一起，很宏亮。

有人告诉警察，刘志会对不听话的老人大吼。老陈觉得这么说有点冤，有时不吼真的不行，“老了老了都变小孩。”半个小时前，老陈刚跟一位80来岁的老人进行了一场拉锯战。6月梅雨季刚来，老人嫌热，在房间里脱得光溜溜的。老陈劝说了一阵，无果，又提高声音数落了几句，最后只能放弃，双手捏着老人刚用过的塑料便桶出门清洗。那味道令人几欲作呕。老陈皱着眉头，“脏！这工作就是脏！”

如果不是为了攒一笔养老钱，谁也不想在70多岁时成为一名护工。两年前老伴病逝，老陈就来了这里。她没读过书，前不久刚凭借药盒上贴的标签学会“早、中、晚”三个字，年轻时纯靠一把力气种地养大了两个儿子。儿子们如今都在江苏打工，也曾劝她别干了，回家养老，她没听。

老陈有自己的顾虑，“儿子叫你去，你到哪个家？”她不愿意再说下去。何况儿子们还要操心下一代的事，她的几个孙子都20多岁了，“男伢子都要结婚买房对吧？你自己不劳动没有钱，还要管儿子儿媳要钱呢，他们能给多少？”

老陈每月只能领100来块养老金，“100块能干啥？到超市买买纸，买买米就没了。”

有学者研究统计，城市老年人生活来源依靠养老金的比例是71.93%，农村老人的比例仅为17.22%。东海大学社会学博士吴心越曾在自己的田野调查报告中写道，“这些制度性背景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在养老院出现60多岁农村老年人照顾70、80多岁的城市老年人这一吊诡的情景。”

老陈和刘志会算是同乡，都是附近当涂县人。当涂县到马鞍山市区的直线距离只有20多公里，但中间隔着一条长江支流，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困守在村落，务农为生，五六月收小麦，紧接着就开始种玉米和油菜。后来，马鞍山大桥连接起农村和城市，6月一收完麦子，难得的两三个月农闲时间，刘志会就进城打个短工。

十几年前，他到了北京，在工地搬砖、摆摊卖早餐。年纪慢慢大了，城市不要他了，他只能再度回到家乡，帮儿子刘帅带孩子，也在种地，但土地的收入不过能维持日常开支。等孙子长大到能上幼儿园的岁数，刘志会便计划着重新找一份工作。

刘帅猜测，父亲外出做护工或许是因为愧疚，不好意思要求两个孩子给他养老。“他对我们的家庭是有伤害的。”刘帅说。二十多年前，刘志会跟隔壁村一个女人好上了，为此刘帅的母亲和他离了婚，独自抚养两个孩子。但刘志会的第二段感情没能长久持续下去，很快又搬回了自家建的平房里。

衰老给刘志会带来的问题无法只靠种地解决。他偶尔会给刘帅打电话，仅有的几次联系里，他跟儿子说“眼睛好像看不见了”，或是“心脏不舒服”，上医院得花钱，只能向刘帅求助。“反正每次打电话，都没什么好事。”刘帅沉默了一会，“我们帮他也是有限度的。”

某种程度上，老街坊老年公寓像是一个收容所，收容了老陈和刘志会这样无处可依的老人，也收容走在人生最后一程的老人，他们要么是生了麻烦的疾病，要么子女忙不过来，也有孤寡老人，社区排查时发现了送过来，起因或许有不同，最后的归宿倒是一致。



养老公寓的走廊

老年公寓朝向不佳，上了二楼和三楼，走廊昏暗，各个房间只有一点模糊的光线，于是一天中的大多数时候，老人们都陷在晦暗的世界里，无事可做。有陌生人走过，他们也懒得抬眼，沉默得像墙壁上的装饰画。走廊的转角燃着檀香，但依然很难祛除一种复杂的气味，那是老人身上因代谢变慢，散发出的皮屑和油脂的味道；还有即便勤快打扫，依然无法完全清理干净的尿液和粪便的混合气味；以及各种药剂的味道，包括治疗帕金森症的药片、控制糖尿病的冲剂和人手必备的降压药。

刘志会在这里工作的时候，专门负责二楼老人的生活起居，老陈负责三楼。老陈就住在三楼左手边的第一间房，同屋的室友是位82岁的得了帕金森症的老人。此时，老人正缓慢地，一点点拖着步子往外走，老陈好气又好笑地问她，“你要去哪诶？”老陈说，老人总是往外跑，但没人知道她到底想去哪。

老年公寓目前一共住着16位老人，如果完全住满，这里大约能容纳30余位老人。老陈和刘志会每人大约要负责照顾十位老人。院长有时也参与照料工作，70岁的哑巴杂工负责打扫卫生，给每位老人送热水，有时也会帮忙搬动不能自理的老人。实在忙不过来，院长会请自己的亲戚做一阵子白班护工，但大部分工作还是落在刘志会和老陈身上。

每天凌晨三点，两人轮流值班，起床熬上小米粥，拌好养老院自己腌的黄瓜条。五点，老人们逐渐醒来，两人给每个房间的脸盆灌上热水，能自理的老人便自己擦脸、洗漱，不能自理的就等着刘志会或老陈帮忙换上新尿布。

吃过早饭，刘志会把一些老人抱到轮椅上，推到三楼阳台晒太阳。而他要打扫各个房间，整理被褥、清洗老人弄脏的衣服和床单，一直干到中午11点，开始给不能动的老人喂午饭。下午3点，他要再一次给老人擦身、换尿布。晚上也不得空闲，刘志会住在二楼的一张空床位上，夜间每隔两三个小时就要起床查房。

日复一日，他原本就要这样安度自己的晚年。



老街坊养老公寓内部

别无选择

送父亲进老街坊之前，老孙的儿子在马鞍山考察了好几家养老院，大部分收费2000元左右，其中有家高档养老院，每月收费是7000元，环境不错，有绿树环绕。孙斌考虑了一下，觉得父亲不能动了，再好的景色和公共空间对他都没太大意义，“他只是需要一张床位，再有人帮他解决一下排泄问题，其实就够了。”

在一个四线小城，维持老人的基本生存，是大部分家庭的选择。而这样的需求，注定大部分养老院只能招价格低廉的护工。“有年轻人到养老院吗？”55岁的赵英莲反问。她是老街坊老年公寓的负责人，微胖，烫一头短短的棕黄色卷发，神情总有些倦怠和厌烦。

赵英莲想过涨价，每张床位多收几百块，就能多请两个护工，照看老人能更及时。然而跟老人们的子女一提，基本没人同意，“你要知道，只有老的给小的花钱，没见过多少小的给老的花钱。”她的脸上露出洞悉一切的表情。

赵英莲之前就遇过一起纠纷，2018年，一位因脑梗不能自理的老人被送进来，费用是每月1600元。三个月后，老人被儿子发现身上有褥疮，其中多处溃烂深至肌肉，接回家过了半个多月就去世了。在那起事故中，老人的儿子要求赔偿30万。而这次，老孙的儿子在民事诉讼中提出90多万的赔偿金额。

谈起赔偿，赵英莲愤怒地拍桌子，“要判了（输），我就把这个养老院赔给他！我其他要求都不提，就让他自己来干一年，看看他能不能撑下来！”说完，她又捋了一把额前的卷发，一下颓丧下去。

马鞍山从事养老行业的人多多少少都听说过这起事故。离老街坊老年公寓将近一公里距离的一处小区，有另一家老年公寓，院长叫祝可枝，58岁。41岁那年，祝可枝所在的粮站改制，她下岗了，起初是在家里支了两张铺位，照料各家不能动弹的老人，收几张票子。后来越做越大，两张铺位成了一栋三层楼高的养老院。

祝可枝有些同情老街坊的遭遇，她没遇过类似的纠纷，但遇上了好像也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祝可枝同样说，“没有年轻人愿意干这个。”她有时会和其他养老院的院长一同参加民政局召开的会议，大家一交流发现，“都没有年轻护工。”

祝可枝的养老院只有三位护工，最年轻的是56岁，年纪最大的是70多岁，每人管一层楼，一层就有十来位老人。

祝可枝说，民政局对他们的要求是每三位完全不能自理的老人要配备一位护工，每十位健康能自理的老人配备一位护工。在她看来，这项要求完全不可能实现。

她的养老院收费也在2000元左右，但她摊开那本黑色封皮的账本，上面记着每一位老人的床位费，费用几乎全部低于这个数额，大多在1500元左右。养老院里，不能自理的老人收费通常会高于2000元，因为需要护工额外照顾。基本能自理的老人，收费也会相应降低。“很多老人洗澡、换尿布都要护工帮忙，但他们子女就坚持说能完全自理。”大多数时候，还没法拒绝，“人家还价你不收，他就到别的地方，别人1000多就收了。”

祝可枝每次参加会议，总会听到一家高档养老机构的院长介绍自家机构医养结合，设施完备齐全，光护工就有十几个。相对的，这家养老机构的费用也翻了一倍多。祝可枝一点也不信那位院长说的话，“你听人家讲她有多少多少老人，都是假的。我就跟你讲，子女哪愿意把钱给你的，他们就愿意交最少的钱，要吃得好，住得好，还要你照顾得好。”前段时间，祝可枝就听说那位高档养老机构的院长要转让养老院了，因为入住率太低，空置率过高，收入压根覆盖不了开支。



郑州一家养老院里的90后护工，每天早会，大家会把老人身体、心理的变化等互相告知，方便护理。图/CFP

不止是马鞍山，大约是十年前，三四线城市的地方媒体开始报道，各家养老院招不到年轻护工，一群老人伺候另一群老人的现象颇为常见。这些老年护工年轻时几乎都是农民，或靠打工为生，没有太多知识，也没接受过专业的护理培训。

没有别的选择，老人们只能接受这一切。72岁的老柳两年前得了脑梗，幸亏抢救及时，没落下什么后遗症。他头发全白了，但1米8的个子没有缩水，乐呵呵地用儿子给买的苹果手机一遍遍公放歌曲《看天下劳苦大众都解放》。

老柳的儿子在南京工作，在他的讲述里，儿子出息，每月能挣2、3万。要是问老柳为什么不搬去跟儿子一块住，他会呵呵一笑，说“我讲个故事给你听”，故事的主角是老柳一位30年的老邻居，“（他）有一天跟我说，老柳啊，我家买了一个大房子，祖孙三代要住一起去了。过了两个多月，又回来了，头一句话就说，处处让着小的，都没得办法搞，三代人搞不到一起。第二句话说幸好旧房子没卖，卖了就没得退路了。听了这个话以后，我心里想我也不要跟孩子住一起。”

老柳是马鞍山钢铁集团旗下一家企业的退休员工，每月领3000元退休工资。得过脑梗后，他想找人照顾自己，但养不起保姆，只能去养老院了。老柳自己考察了一圈，挑中了祝可枝开的养老院，每月交1900元的床位费，收拾好家里的衣衫被褥，带上药就搬了进来。

“家庭也好，社会也好，是个很复杂的事情。”故事讲完，老柳笑眯眯地下了个总结。



老街坊养老公寓的公共区域

沉默的角落

今年四月，刘帅在庭审现场见到了刘志会，这是事发后他第一次见到父亲。

刘志会在看守所度过了自己的70岁生日，他比之前瘦了些，但精神还好。开庭前他好像往旁听席看了一眼，刘帅没看真切。庭上，刘志会被控过失致人死亡罪，最终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九个月。

养老院里接替刘志会的是新来的陶护工，55岁，干了不到半年，已经在计划辞职，“工资太低了。”她怀念之前在广州当护工，那儿的养老院条件好，每个老人都拥有一个单间，带独立卫浴，而不是放在床头的简易塑料便桶。工资也高，她一个月能拿4500元。她的年纪在广州的护工里是最大的，回到马鞍山，她又成了最年轻的。

陶护工还没考虑过自己的晚年生活。48岁的时候，她和丈夫拿出了所有积蓄，给儿子凑够了彩礼钱。前年，她把孙女带到了3岁，才有空闲外出做护工挣钱，但挣的工资得先紧着小的，“孙女马上就要上学了。”她不认识这儿的前护工刘志会，也不关心发生在他身上的这起悲剧。



家属赠送的锦旗

老陈也打算离开了，她想回农村老家，可能会在老屋里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老陈不害怕死亡，但在养老院里看多了不能动弹的老人，她害怕自己有一天也成了那副样子：整天躺着，不能自由走动，每天仅存的任务就是等着护工喂熬得稀烂的食物。每天的休息时间，她总会绕着一楼大厅，多走两圈，“要多锻炼，身体能动才是好。”

老陈说自己绝对不想活到90岁，因为那大概率是一个多病的年纪，只能躺在床上。她不愿住养老院，可真到了不能动的时候，她就没有选择的权利了，“只能看儿子的良心。”对活到80来岁，她也没多大兴趣，“得看看，看看还能不能动。”

养老院里离别是常态，有老人离开，就有老人重新聚集在这里。祝可枝的养老院里也有两个70多岁的护工要离开。一个是二楼的76岁老头，腿脚不好，每天缩在房间颤巍巍地给自己贴膏药。老头是为了帮儿子还赌债才来当护工的。但他已经干不动了，不打扫楼道卫生，也不给老人们送热水。祝可枝已经找好了接替他的护工，是个60来岁的老人。

另一个是73岁的老卫，头顶稀疏，佝偻着腰，整个人像一颗风干的橘子。严格意义上，老卫不是祝可枝的员工。一楼正对大门的房间住着一位88岁的抗美援朝老兵，前几年，他得了脑梗，瘫在床上再也起不来，被家人送进了养老院。老卫是老爷子的家人专门请来的护工，每月工资3000元。

最近，老爷子78岁的老伴正盘算着解雇老卫。两个多月前，老卫灌好了热水袋放在床上，直接托抱着老爷子放到了热水袋上，当即给老爷子的屁股烫出了两个大水泡。老太太来看望的时候发现了伤口，马上就做了决定，搬到养老院贴身照顾老爷子，同时寻找新的护工。

她一点也不满意老卫的工作表现，“笨，没读过书，说些要求他老是听不懂。”老太太压低了声音抱怨。她也嫌弃老卫年纪大了，手脚不利索，而且没力气，每次帮老爷子翻身，老卫一人干不动，必须由她一起配合。她最近看中了一位58岁的男护工，身体健康，没有高血压。老太太看了一眼正在打扫卫生的老卫，声音压得更低，“等新的来了，就换了他。”

老卫可能知道自己即将被解雇，也可能不知道。比起黯淡的未来，老卫更愿意聊记忆中闪光的过去。他说自己在全国跑过7个省，聊起外面的大城市，他的声音一下拔高了，眉毛仿佛要飞起来。他去过以小商品闻名的义乌、东莞，在那里当过搬运工；到过工厂林立的昆山、上海，是窝在大门口的一名保安；广州的新白云机场修建时，他是脚手架上的一颗螺丝钉。“我跑的地方多，吃了很多苦，见过世面。”老卫的语气里带着骄傲。

到了65岁左右，工地、工厂再也不接受他了，他回了农村老家。年轻时家里穷，家庭成分也不好，老卫一辈子没结婚，也没孩子。大半辈子在外打工，但他没有积蓄，“你讲这个就苦喽。”老卫的眉毛耷拉下来，转身给88岁的老人喂了一勺混着肉汤的米饭，老人没吃下去，口水滴落，拉成一条长长的银色弧线。老卫又耐心喂了几次，见老人咽下去才接着说，“我们做小工，我们挣不到多少钱。”口罩外那双有些浑浊的眼睛泛起泪水。

老卫会突然自嘲地说，干不动了，做完今年就不干了。但这可能不太容易实现，两年前，老卫唯一的妹妹出了车祸，他把攒下的钱都给了妹妹。大概率上，老卫会进入又一家养老院，继续照顾比他大不了几岁，或是比他还小的老人们。他打算等不能动了，就搬进养老院。他的身体因衰老越发沉重。他还没攒够每月2000元的床位费。

（文中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