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亚洲象群“断鼻家族”的迁徙即将满十七个月。在一个月多前历史性地进入昆明市辖区后，“断鼻家族”的北上之路未能延续，2021年6月8日深夜，象群开始调头，至今仍逗留在玉溪市辖区内。

“断鼻家族”这一趟旅程，吸引众多关注，也留下许多疑问，最大的疑问，是大象为何出走。

在它们出发的西双版纳，人象之间的关系远非“断鼻家族”这一路那样相安无事，从一百多头增加到近三百头的这些年，也是人象冲突不断的这些年。这其中，冲突最激烈的当属勐阿镇仅2019年，同样自西双版纳保护区出走的大象就杀了6个人。

在勐阿镇、在普洱市、在南滚河，南方周末记者试图寻找人象共居生活的真相。

（本文首发于2021年7月8日《南方周末》）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 南方周末实习生 蒋敏玉

网络编辑：汪亚纯

发自：云南西双版纳、普洱、临沧

老三从没杀过人。

勐阿镇的大象观测员普宗信仍试图让人们相信这点哪怕它已经被批捕。

老三，勐阿镇的漂泊浪人，汽车破坏爱好者，27岁的处男，在勐海-普洱澜沧亚洲象种群的公象里排行第三。勐海县林草局给它的官方称谓则是：车匪路霸。

肇事记录里没有老三单独杀人的记录，勐海县2011年-2019年因象而亡的18个死者，大多葬身于黑夜中与象群的遭逢。这个数字，约为1994年-2014年西双版纳和普洱两地总共55名被害者的三分之一。而老三家族虽与“西双版纳-普洱种群”同为“种群”在生物学意义上，这意味着与其他象群的隔离，但根据云南大学生物与环境学院教授陈明勇2019年的调研数据，后者成员的数量约是前者的十倍，为189头。

这意味着，老三家族是过去二十多年人象冲突中最危险的象群。

十七年前，老三家族从百里外的勐养子保护区出走。它们经历过流浪、离乡、短暂繁荣，经受住内讧、死亡考验、与村寨的相逢。野象们在茶园、橡胶林、水电站间徘徊、盗食、杀戮，又面临种群隔离和近亲繁殖之苦。

更重要的是，这群野象活在了人与动物冲突史的节点上：隐忍了近二十年的人类，这一次决定不再退让。

2019年4月5日，历史的转折在勐阿镇外的甘蔗地上发生了。

三天前，老三刚获新名“维吒哟”景洪总佛寺的帕松列龙庄勐大佛爷，见到这头庞然巨物后，赐予它这个意为“胜利之象”的名号。

三天后那个晴朗的早晨，被人类认为即将带来杀戮的胜利之象，静静伫立在田野之上。没有猛烈的挣扎，仅用一剂麻药，人类就把“胜利”关进铁笼。

“杀人家族”

在一些内部文件中，苏托多与另一头母象，被称为“杀手1号”和“杀手2号”。

勐海县的大象观测员最绝望的时刻，是在雾天深入丛林，一转头，猛然发现老三家族的成员已经把自己团团围住即使它们什么也不做。

前述55人遇害的数字来自原云南省林业厅一份调研报告。而据勐海县林草局提供的数据，2011年到2019年，老三家族杀害18人，另致9人受伤。时至今日，就连被人戏称为老三人类“亲爹”的普宗信，仍然不敢靠象群太近。

老三的家族又是中国最孤独的几个亚洲象种群之一。

2004年前，家族从西双版纳勐养子保护区出走，当时老三约十岁，尾随这群流浪者到了普洱市的思茅港。而后又横渡澜沧江，到达西岸的澜沧县。

2008年，景洪水电站建成后，库区水位上升，这群亚洲象发现，世界的变化已经超出记忆的更迭，湿滑的河床阻止它们重返故土。此时，这群由8头野象组成的家族，已从澜沧县糯扎渡进入勐海县域，日后壮大到19头。

一年中有7个月，象群会待在勐阿，这里居住着拉祜族、哈尼族和傣族，布满有着蓝色屋顶的吊脚楼。

北京师范大学生态学教授张立发现，当象群中有两头以上公象时，就会发生争夺配偶的斗争。

这群被隔离的象尤为重视生育权分配。矛盾常在老大阿提基多（首领之象）和其它公象之间发生。4.5吨重的阿提基多拥有两条粗壮的獠牙，左边的牙微微上翘。它40岁左右，是个威权主义者，一直固执地把交配权牢牢控制在手中。

这一度让家族中第二年长的公象亚纳苏托（灵魂之象）恐惧万分。在勐海县林草局王成龙的印象里，亚纳苏托额上的“智慧瘤”最为突出。它早早领悟到不可与权威对抗的智慧，常常独自漫步于密林，“它安静，感觉随时随地都在思考”。

老三缺乏兄长的智慧，它屈服于动物的本能。这头全身棕色的公象，左耳有一个V字形缺口，长长的象鼻密布斑点。进入发情期，眼后的腺体会不断分泌，直到油状分泌物挂满面颊，老三变得昏昏沉沉。

阿提基多最恨老三。普宗信不止一次注意到，阿提基多似乎能在空气中捕捉到某种预兆，每当老三发情想要返回象群，阿提基多总会在老三的必经之路等待，松树下，或是溪流旁，找准时机，拦截妄图篡夺交配权者。后来，也是这“莫名的恨意”，促使老三被赶出家族。

除此之外，这个家族还有一头成年公象、八头成年母象和七头幼象。不发情时，公象常常离群索居，在这个被陈明勇称为“母系社会”的结构里，母象承担着全部育儿责任，自然也成了家族生活的首领。在老三的家族中，首领名叫苏托多（完美之象）。

苏托多身上背负多条人命。县林草局的人对它的恐惧甚于阿提基多，这头母象的另一个称谓在林业部门流传甚广：武则天。在一些内部文件中，苏托多与另一头母象，被称为“杀手1号”和“杀手2号”。

苏托多看上去却不像个杀人犯。在勐海县林草局2019年用无人机拍摄的一段视频中，站立在泥潭岸边的它，动作比其他大象更加缓慢、从容、威仪。

视频中，五头小象把沐浴当成了游戏，它们四脚朝天，把躯体完全浸到池底。偶尔有其它大象围绕在苏托多周围，鼻子卷起细碎的红土，抛出一条规整的抛物线，把泥沙甩向后背。

沐浴是亚洲象防止脆弱皮肤被蚊虫叮咬的方式之一，它们的皮肤虽然有3-5厘米厚，但表皮层却很薄。沙浴这一后天习得的沐浴方式，会引来小象的观看和模仿。

气氛愉悦，站在低矮山丘上的苏托多却显得无动于衷，它似乎只为一件事存在：随时警惕周围环境的改变。

大部分时候，普宗信通过无人机寻找野象的踪迹。他对“大象是否因为被隔绝而倍感孤独”这件事儿不太了解。这个寸头，戴眼镜，走起路来蹦蹦跳跳的中年男人，一辈子生活在勐阿。

他了解的是大象的粪便、脚印和杀人的方式。

每天，普宗信都要上传野象的坐标。起初，这项工作是为了让人躲避坐标上的野象，但这反而吸引村民到田埂上静待大象到来，以傣族居多。民间传言说，傣族世代敬奉大象，野象从不杀傣族人。

2019年，老三家族在短短一年内，杀了6个人。

在观测员的讲述中，老三家族的恨意并非无缘无故。三年前，两头幼象倒在一片甘蔗地旁，大象们围在附近不散。这种行为被视为“大象的哀悼”，有人曾看到最长的持续十余天，直到幼象尸体发臭，它们才会离去。那是老三家族进入勐阿不久，林业站的人将悲伤的大象驱赶，在农田上解剖小象，才确定出死因为农药中毒。

在勐阿人象关系还显陌生的彼时，人们没注意到象群从远方投来的肃穆注视。一些当地人认为，这场误会正是老三家族，特别是苏托多变得暴戾的原因。

逃避大象的艺术

“小象在森林里叫唤的声音，和狗叫一样。”

在西双版纳，没有人想碰上野象，那些与荒野相伴之人，会在手机上安装一个亚洲象预警客户端。

2018年，政府从多个渠道筹款280万元，在勐海县率先建立了西双版纳州境内一套目前最为科学、严密的预警系统。

如今，这个系统已用579台红外相机和21台智能网络球形摄像机覆盖了全州115个村小组。亚洲象监测预警中心主任谭栩吉颇为骄傲，“从监测识别大象到发出预警，只需12秒。”

普宗信和勐海县其余三个大象观测员的工作由此变得简单不少：每天上午、下午，在系统里上传野象活动的地点和无人机航拍图。

观测员上传的坐标信息，会抵达勐海县城中心一座小山包上。这座种满热带阔叶植物、夏天蝉鸣不绝的山丘深处，坐落着勐海县亚洲象监测预警中心。

有趣的是，预警中心看上去并不完全服膺于科学主义。中心左侧墙上挂了一幅金色的象头神伽内什画像，画中的伽内什有四只粗壮的手臂，分别握着绳子、莲花和甜食摩德卡。一名工作人员回忆，这幅像有可能是2019年才挂上的，“当时一年大象杀死6个人，老百姓害怕极了。”神话里，作为印度教中湿婆和雪山女神的儿子，伽内什主管障碍消除，曾多次调和天神间的矛盾。

非工作日，伽内什面对着一块黑漆漆的屏幕，而当监视器启动，阿提基多的照片会出现在屏幕背景板上，獠牙高高翘起足足有四幅伽内什的画像那样大。

系统会自动处理观测员上传的坐标数据，最终在手机客户端里，呈现为地图上一个红色的、醒目的大象图标。据《西双版纳报》称，这个称呼用户为“村民”的App，已有二十余万人成功注册。

必须承认，预警系统的启用，极大降低了观测员工作的危险程度。从前那种只能围找脚印和粪便，据此判断野象是否仍在山中小憩的日子一去不返。白天，趁着野象在森林里躲避阳光直晒的功夫，普宗信喜欢泡上一壶他最爱的普洱茶。

“印度专家说，茶树可以妨碍野象的奔跑，让它追不上人。我看啊，这和那些大象从来不杀傣族的说法一样扯淡。”普宗信认为人和象之前有天然的“物种隔阂”，他曾听闻勐腊县一位傣族菜农被象鼻甩死，“茶树，不是让大象追不到人，是让人跑不过象。”

西双版纳还在尝试用蜜蜂阻挡陆地上最大素食动物。这得益于牛津大学动物学系副研究员Lucy E.King于2012年-2015年间在肯尼亚对非洲象的研究，当地用了297个蜂巢对抗大象，“大象发现蜜蜂后闻声而逃”。2020年春天，社区养蜂项目落地勐养子保护区。

老三的家族2015年底到达勐阿，普宗信从2016年开始观测大象，五年来，他自己建构了一个不轻易向外人传授的、用于躲避大象的知识体系

“小象在森林里叫唤的声音，和狗叫一样。”

“留意森林里长出的农作物。大象偷吃玉米，它们粪便里长出来的玉米很壮，不过，有时也会长出灰色的蘑菇。”

“留意空气中是否有一股农村男厕所里尿槽熏人的骚味。发情的野象最危险，它们滚过的草丛，骚味会持续很久很久。”

偶尔，普宗信流露出对“专家们”的失望。“以前有专家给我们说，亚洲象太重，怕压迫心脏，怕遇到危险不好跑，所以和马儿一样站着睡。”直到2019年一个炎热的中午，普宗信第一次通过无人机看到树林里趴在地上互相依偎的大象。2021年6月，“大象躺着睡”已随北上的断鼻家族传遍全国，乃至全世界，也让普宗信对自己更加深信不疑。

现在，关于亚洲象，普宗信只相信自己。

深受南传佛教影响的勐阿镇居民，还会在“业”的概念上谈论逃避大象的方式。“两块相连的玉米地，大象只糟蹋甲家的，没去乙家。一问才知道，甲家的人私底下悄悄咒骂过大象。”

勐阿镇党委副书记玉罕，至今记得1980年代末傣族村寨崇拜大象的狂热，“有驯象师牵着大象来寨子里，人们争前恐后地付钱，只求大象到自家的宅基地上转个圈。”其他时候，大象只是村寨佛寺里的一个浮雕。

即便如此，傣族人却无法解释“神圣的”大象犯下的错。2017年8月3日晚，来自澜沧县的一位父亲骑摩托带妻儿前往勐海。他们不顾观测员劝告，强行穿行野象禁区。在碰上野象之际，那位父亲丢弃摩托逃之夭夭，母亲和儿子死在野象脚下。

大象孤岛

“林区植被保护好了，象群却离开了。”

人类与亚洲象关系的转折之年，在云南农业大学学者何謦成看来，是遥远的1972年。

据张立统计，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动物园先后于1953年和1954年接受印度和越南赠送的共计三头亚洲象。到了1970年代，为了能捕到一头中国自己的亚洲象，上海动物园的十几名工人在部队配合下，前往西双版纳勐养子保护区小蒙羊公社，展开了为期一年的合法捕象行动。

据何謦成调查，当时因自卫、麻醉过量、饲养不善杀了5头成年象之后，捕象队终于捕到一头幼象送到上海，并取名“版纳”。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罗拯生专门拍摄了影片《捕象记》。后来罗拯生回忆，幼象被抓时，“接连几天，都有大象在周围嘶吼”。

何謦成认为，在此之前，人类和亚洲象都生活在合适的位置。傣族在平缓的盆地，布朗、基诺、哈尼等少数民族在起伏的山峦，而亚洲象栖居在围绕着人类居住区的热带森林。捕象行动，则“摧毁了当地少数民族几千年来将亚洲象奉若神明的传统信仰”。

而同样在1970年代，云南人开始大规模种植经济作物。

早在2006年，张立就在论文中提到，猎杀行为和破碎化造成亚洲象基因交流的中断。15年后，断鼻家族北上，张立公布了西双版纳1975、1990、2005和2014年四张“亚洲象分布区”地图，用红线圈出的亚洲象分布区变化，呈现出不断分割的境地。张立称，40年间，西双版纳的橡胶园从202平方公里扩张到4930平方公里，而天然林则减少了4355平方公里。

人类活动扩张，栖息地碎片化是全球普遍现象。在张立2018年出版的《中国亚洲象保护研究》一书中，就提到在13个国家范围内，亚洲象的栖息地总面积从900万平方公里减至50万平方公里。

然而仿若悖论，亚洲象的数量却逐年增加。

1958年，西双版纳的勐养、大勐龙、勐仑、勐腊4片区域就被划定为自然保护区。作为中国最早一批保护区，这片散布着望天树、篦齿苏铁、藤枣和四数木的热带丛林中，彼时只生活着一百多头亚洲象，到2007年，潘清华等人发现这个数字增至186-220头。

“西双版纳24.25万公顷的保护区面积，现在看来（已经）不太够。”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下称“西双版纳保护区”）管护局科学研究所所长郭贤明，对南方周末记者引用了亚洲自然保护基金会（ANCF）创始人Sukumar的研究结论：大象平均家域面积为10平方公里/头。

加上大象有迁徙习惯，山崖、峡谷和难以越过的河流是他们熟悉的阻隔之物，人类法律意志凝结成的行政界碑和界桩，“框”不住野象。

2018年，陈明勇出版《亚洲象行为学研究》，书中通过对近二十年来西双版纳保护区内亚洲象的活动轨迹的收集和研究，发现勐养子保护区2/3的象群都已迁徙到核心区之外。早在1995年，就有5头亚洲象迁徙到普洱市思茅区。后来，又陆续有亚洲象迁徙到景洪市景讷乡、普洱市倚象镇等地。这当中，也包括老三家族。

“林区植被保护好了，象群却离开了。”陈明勇在书里就曾试图为这个悖论找到一个合理解释。2021年6月，随着北迁象群离西双版纳越来越远，陈明勇在电视和报纸上不断重复着当初的分析：“几十年的保护，森林的郁闭度很好，（亚洲象）林下可采食的食物数量和种类变少。保护区外村寨种植的玉米、水稻也对亚洲象的习性产生影响，转为以农作物为主要食物。”

无奈在于，当初设立保护区的目的，是“保护热带森林生态系统和珍稀野生动植物”，而非只保护亚洲象。云南大学生物与环境学院教授吴兆录向南方周末记者列出亚洲象生活的三个要素：浓密的森林，用于休息和躲藏；稀疏的森林，用于寻找林下食物；河流、溪水，用于补充水分和沐浴。“如果只为了保护亚洲象，那是不是雨林里的植物不用那么稠密了？”

至于野象和人类生活空间高度重叠，在郭贤明看来，这属历史遗留问题，“保护区在1950年代划定的时候，就已经是碎片化的了”。

据原国家林业局昆明勘察设计院2005年的一组数据，在西双版纳保护区内，分布着122个村寨，周边则有138个村寨。从地图上看，村庄和农田像斑块一样附着在保护区里。换言之，这些归属村寨的土地，并不是保护区。“老百姓在这些土地上种橡胶、茶叶还是其它，我们都没办法管。”勐养管护所高级工程师董瑞说。

与勐仑保护区接壤的基诺乡，一度是云南省砂仁的种植基地这也是断鼻家族北迁引发的讨论点之一。但基诺村村主任飘布鲁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如今保护区里村民们拥有约一百亩土地，“这两年（砂仁）树上不挂果，土地都租给做（雨林）生态修复的公益组织了”。

象群们之间越走越开。

被隔离的小种群有独特的活动轨迹。“每隔一段时间，勐养子保护区里的亚洲象都会从自己固定的活动地点出发，到达一个集中点，与其它家族交流。”谭栩吉通过坐标数据发现，老三的家族“偶尔有公象离群，但大部分时间一直都是集体行动，在勐海县内打转”。

生活在南滚河流域的亚洲象更为孤独。三十多年来，没有任何记录表明，它们与缅甸的大象亲戚打过照面。2019年，汤永晶等人在对这群游荡于临沧市沧源县班老乡和班洪乡的亚洲象做观察后发现，这群仅有12头的野象家族，近亲繁殖严重，“新生亚洲象幼象死亡率呈上升趋势”。

勐海县林草局的一份内部材料指出，老三的家族“无法与其它象群交流，近亲繁殖现象显著”。普宗信掰着指头算，“从2017年开始，平均每年都有一头小象夭折。”西双版纳保护区管护局科学研究所高级工程师王巧燕则持不同看法，“勐海种群夭折的原因，可能与它们摄入大量甘蔗的糖分有关。”

亚洲象的生育习性也在变化。据陈明勇的研究，亚洲象的孕期为18-22个月。Sukumar观察到的产仔间隔是4.7年。

“2021年6月，苏托多生下一头小象，但其实它2018年10月31日才生下一胎。”在普宗信庞杂的野象知识中，这是最让他惊讶的发现，因为相较于之前的研究结论，“苏托多今年这一胎，足足提前好几个月”。

但没有更多研究显示，这一习性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迁徒的村庄

为躲避黑颈鹤而搬迁的滑石板村，2011年之后，又来了野象。

人和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孰轻孰重？早在20年前，云南省就通过一次移民工程宣告了态度。

位于普洱市江城县整董镇的滑石板村，本世纪初从约九百公里外的昭通市大山包迁移而来。它代表着人类向野生动物的一次彻底让步。

当年，这场声势浩大的移民工程，成功把一千多人从云南省寒冷、贫瘠和沟壑纵横的最北边，用大巴一辆辆拉到温暖、肥沃和草木丰沃的滇南目的是为了给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鹤留出更多生存空间。

移民的效果十分显著。2003年，大山包黑颈鹤自然保护区升级为国家级。据《人民日报》报道，2020年11月30日，迁徙到大山包越的黑颈鹤数量达到1938只，约占全球总数的六分之一，是30年前数量的六倍以上。

但当初自愿报名移民的村民，如今却正在学习原谅自己在乡土社会，没有人能轻易接受“把自己从故乡连根拔起”。

2011年前，村民宋石强一度认为，滑石板村的土地上洋溢着农耕文明的希望，“勤劳一点点，肚子就不会饿着。”而现在，宋石强认为生活本质上是一道无解的数学题。他靠在墙角一边抽烟，一边用手指在计算着，“一个老婆，一个老妈，五个小孩，一家人即便每天都只吃两碗米线，那也是一年5840碗米线，该多少钱？”

宋石强所在的箐华箐组，山坡被成片的橡胶和香蕉所占据，橡胶树的树干纤瘦发白，夜晚寒冷的气温让村民早已意识到，他们可以放弃对橡胶树的管理了。

香蕉树则保留着精耕细作的痕迹，但“长在地里，放到车里，拿到家里，通通都不是自己的，老象都会来抢。除非，你卖了，把钱拿在手里”。宋石强长舒一口气，“还好，老象不来抢钱。”

为躲避黑颈鹤而搬迁的滑石板村，2011年之后，又来了野象。据媒体报道，那年的10月18日，野象出现在普洱市江城县，这同样是一群从西双版纳出走的野象。其中一个象群由于长期光顾整董镇，被陈明勇命名为“整董滑石板象群”。

就在一个月前，宋石强又一次遭遇了野象。

那天早上八点多，宋石强的妻子把牛赶到一个峡谷中吃草。等宋石强去追赶妻子时，在牛群必经的转角，他看到一头独象正晃着屁股，摇摇摆摆地往妻子的方向走去。

“我打电话了啊，打十多个电话都没人接。”刹那间，宋石强感到膝盖后方一只强壮的手伸出，把他一拉，整个人瘫坐地面。“完了，这是真的完了。”太阳正在爬上橡胶林顶端，知了和其他虫儿还没察觉到可以鸣叫的温度。一片死寂中，宋石强忘记了流泪，他的大脑在打磨一套用于说服自己、五个孩子，以及老母亲的说辞，“该怎么和他们说，他们的母亲，儿媳妇，被老象踩死了。”

“以前是躲黑老鹳（黑颈鹤），现在躲老象。”箐华箐组几乎所有村民都认为，村庄被诅咒了。

而在南方周末记者前往箐华箐组的那个中午，“所有村民”还包括：一个浑身散发酒气、汗味的罗姓中年男子和他老婆，三位分别为60岁、74岁和80岁的老妪。

还有宋石强的小儿子这位2009年出生的少年，7岁时曾在橡胶林里见过老象，那是他人生中第一次为了活命而奔跑。

占据着一个小山洼的箐华箐组，村庄里有野象留下的伤痕。

村北一栋用石棉瓦和水泥砖搭建的棚屋，两年前，一头野象用鼻子一甩，“就把这堵墙劈开一半，你看看，颜色更浅的砖，是后来补上的。”独居老人杨宝珍（音）说。

她的三个儿子在外打工，每年分别给老人400元生活费。15年来，杨宝珍最大的愿望是能回到大山包看一看她85岁的哥哥。在那个冬天会下雪、“黑色脖子的鸟”会偷食燕麦的故乡，她的哥哥曾在每一个歉收的季节，偷偷藏下洋芋给妹妹吃。

杨宝珍心里清楚，故乡回不去了，“不仅仅是三百多块钱的路费”。

每个月，杨宝珍会步行到镇里买米，运气好的时候，有摩托车司机会捎上她，不然她就得花一下午时间走完这段开车半小时的山路。“怕碰到老象啊。”杨宝珍又指一指被大象损毁的棚屋，“这家人又跑回昭通了嘛。”

“如果真碰上老象，我是不跑了，80岁了，跑不赢它。”杨宝珍说。

不过，宋石强的妻子在一个月前却跑赢了野象。在丈夫电话没接通的时间里，她滚落到峡谷深处，脸上划开一道口子，忍着疼痛，这位勇敢的女性从野象背后绕了一个大圈，最终在那天中午十一点多，与丈夫在另一个村口相遇。

被驱逐的象

拦车成为老三的新爱好，最多的一次，三十多辆卡车被拦截。

地方主政者越来越意识到，人类一味退让已不再是最优解。

就拿“最顽皮吵闹”的老三家族来说，普宗信观测亚洲象的五年来，认为象群最大的变化是“越来越胖”。“以前大象的皮是皱的，现在圆滚滚、肥嘟嘟。”

事实上，象群正在被人类社会“驯化”。勐海县林草局提供的象群习性资料中提及，意识到可以在农田里随意取食的野象，从2014年“七小时取食，一小时玩耍”，变成“七小时玩耍，一小时取食”。它们的口味越发刁钻，面对农作物，起初“整株取食”，现在已经学会只挑甘蔗和玉米棒吃。

“野象毕竟是动物，是畜生，人一直让着它，只会让它觉得人好欺负，必要的‘教育’是一定要做的。”勐海县林草局负责人石龙（化名）视野象为“自家小孩”。“这并不意味着，人和野象的矛盾变成了敌我矛盾，在西双版纳，傣族对大象感情很深，不管野象怎么闹事，永远只是人民内部矛盾。”

勐海县第一头“被教育”的野象，是老三。

2016年之后，老三常到勐阿镇晃荡，它喜欢往人多的地方去，却又不伤害人。很多时候，它会在围观的众人面前，做出一个假意狂奔的动作头微微前倾，后腿扬飞泥土，直到把人都吓得落荒而逃，它又在烟尘弥漫中继续慢悠悠地走，仿佛什么都未曾发生。

一次，老三在勐海县通往勐阿镇的K09县道晃荡时，无意间拦下一辆制糖厂的甘蔗车。这种雨林里少有的甜蜜让老三心旷神怡，从那之后，拦车成为老三的新爱好，最多的一次，三十多辆卡车被拦截。

2019年3月，满脸油脂、浑身散发浓烈气味的老三，进入一段汹涌的发情期。阿提基多也意识到这一点了。无数次，一门心思狂奔回象群的老三在溪水边，在山谷里，被阿提基多围堵。阿提基多毫不留情，把老三打得头破血流。

“老三一定是被彻底逐出象群了，不然无法解释为何一周之内，它来勐阿镇三次。”那段时间，老三无数次逼近勐阿镇之前，普宗信都没日没夜地跟在它身后。

老三曾“像发了疯一样”，从勐阿镇走到几公里外的树林，又从树林走回到勐阿镇。普宗信坚信，老三在和体内最原始的动物性抗衡，“它不想伤人的，所以它只能靠走路消耗精力，想把自己累倒”。

又或许老三想到人潮汹涌处躲避被逐出象群的孤独。3月末，一个被玉罕视为“无比混乱的夜晚”，老三冲到了勐阿镇的十字路口，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一众烧烤摊前，盯着一群吃着香茅草烤鱼、包烧茄子的食客。“直到有人发现，一头大象正在背后盯着自己，吓得他们把烤串扔在桌上，钱也不付，四散跑开。”

勐海县林草局公告显示，2019年3月17日至4月4日，老三先后6次进入勐阿镇主要街道，攻击破坏车辆16辆、损毁房屋等基础设施5处。

当地政府担心，这头发情，且被逐出象群的野象，随时可能致人死伤。

捕象记

参与捕象的人都认为，一场拉锯战一触即发。

2019年4月5日，清明刚过，8天之后就将迎来傣历新年，老三又一次晃荡到勐阿镇南边。

当天早上9点，由森林公安、特警、林草部门和亚洲象种源繁育及救助中心的工作人员组成的近百人捕象团，在一片刚刚种下甘蔗苗的农田上等候。这块土地视野绝佳，周围被香蕉林、池塘和村道占据，与城镇相距甚远。四周稍稍隆起的田埂，足以围住一头重达3.42吨、被家族赶出的孤独大象。

这是勐海县第一次计划捕捉一头亚洲象。

为了确保行动顺利，亚洲象种源繁育及救助中心专门派出了有“天下第一吹”之称的“大象医生”保明伟。2010年之前，善于麻醉大象的保明伟很有可能会被誉为“天下第一枪”，那时麻醉动物用的是射程50米的麻醉枪，但严格的申报采购审批程序阻碍了枪支使用，保明伟采取了更复古的做法：射程只有20米的吹管麻醉绝不是亚洲象专家建议的安全距离。

万里无云的早晨，阳光毒辣，参与捕象的人都认为，一场拉锯战一触即发。没人想让1972年的悲剧重演，担心老三被麻醉后太阳直射导致皮肤不适，还专门准备了一辆洒水车。

人们把希望寄托在被戏称为“老三亲爹”普宗信的身上。勐阿镇的居民曾在2019年3月见过，当老三要往人员最密集的乡村集市行进时，普宗信及时出现，并叫了它一声，老三才莽撞地从两台小货车中夹着身子钻过像一只跟丢了主人的小狗，跟在普宗信后头离开。

那个晴朗的上午，普宗信尝试呼唤老三的名字让它回头，但对方却全无反应。

于是，距离野象不过几米距离的普宗信，做出一个让在场所有观众都震惊的行为。他弯下腰，从路边的草丛中，捡起石头，一块，两块，三块，朝老三圆鼓鼓的屁股扔去。

老三停下了。

它的后腿搓着小碎步，前脚往右画了90度的半圆，把自己高昂的獠牙和僵直的鼻子，转向了普宗信。接下来的几秒钟，它微微低下头颅，像往日习惯做出的假动作，但全身肌肉都在抖动。

老三朝普宗信猛冲过来。

如果亚洲象愿意，时速最高可达50公里。老三也许觉得普宗信只是在和它游戏，跑了几步就停了下来，打量着对方。

普宗信又扔了一块石头。

就这样，老三跑跑停停，和普宗信来到了甘蔗地，一种紧张的安静弥漫开来。没有东西吸引老三，普宗信就从附近的香蕉林里，摘来几个香蕉熟没熟记不清，朝老三扔去。保明伟手持麻醉管，躲在普宗信的身后，“继续和老三斗智斗勇了一段时间。”

在一段勐海县林草局拍摄的“抓捕维吒哟”视频中，甘蔗地里的老三呆立在半蹲着的普宗信面前，尾巴一动不动，耳朵一动不动。在石龙的记忆中，到了甘蔗地的老三，看到那么多陌生的面孔严肃地盯着它，似乎已经知晓了自己的命运。“乖乖站在那儿，好像就等着我们去抓它了。”

保明伟吹出了麻醉剂。13分钟后，胜利之象高傲的头颅重重地向前垂下。

管理野象

管护区种满了玉米、甘蔗、棕榈叶，“甚至还为它们准备了硝塘”。

剩下的事便简单了。

人们给老三泼洒凉水降温，又给它四只脚戴上镣铐。解开老三的麻醉效果后，众人拉着铁链，同时用长棍戳着老三，引导它进入笼子。老三试着反抗了一下，普宗信看到，“它左边的象牙在铁笼边缘被磨掉了短短的一截”。

老三被送到了亚洲象种源繁育及救助中心，“进行行为矫正”。

而其它野象仍在勐阿镇徘徊，一个管理野象计划被提上日程。

2018年6月6日，这个计划最早出现在勐海县政府官网上。在一篇报道中，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与自然保护区管理司、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及云南省林草部门相关人员，在勐海县听取了一个被称为“亚洲象管控试验区”的规划建设工作汇报。

一年多后，在西双版纳州政府官网上，另一篇对政协提案的答复（下称“答复”）中提到，这个定位为“集保护、科研、宣教于一身的新型管护区”，曾在省林草局于2019年4月的人象冲突座谈会上被正式提出，并于当年7月，由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编制一期建设可行性研究报告。该项目计划申请3000万元用于“亚洲象食源地建设和1至2平方公里的管控区围栏建设”。

此前，为了躲避野象，景洪市香烟箐村民小组曾在2017年建起了高2.2米、长800米的防护栏。但石龙认为这个方法“很不方便”。根据对亚洲象习性的了解，象群集体行动，且象群中有公象存在时，“野象的胆子更大，伤人事件也更多。”

勐海县想尝试的，是把公象关在临时管护区里。据云南网报道，这个位于勐阿镇南朗河村委会帕西玛区域的管护区，在2020年11月30日投入使用，占地365亩，防护栏长2263.73米。

2021年6月15日，封面新闻锐视频发布的一段视频中，曾出现临时管护区的画面绿色柱子围住了一片荒野。据知情人士介绍，管护区里种满了玉米、甘蔗、棕榈叶等亚洲象喜爱的食物，“甚至还为它们准备了硝塘”。

勐海县林草局局长马杰在接受云南网采访时曾介绍，管控区建成之后，“勐海县已经连续半年没有亚洲象的肇事记录”。

管护区里有多少头野象？在锐视频的介绍中，称有三头大象。而云南网6月9日报道中说有四头。6月17日，知情人士透露在管护区内的亚洲象已达到五头。其中，有“一头是从勐腊抓来的”，其余有两头是修建围栏的时候，“就已经在管护区里”。剩下的两头，“自己用象牙去顶管护区的铁门，几次想要进来”。

就在6月10日，刚有一头野象进去，这头象，正是老三家族的暴君阿提基多。

重返故土

万物之灵之首，应负万物之灵之责。

出走15年后，卡车载着少小离家的老三重返故土亚洲象种源繁育及救助中心正位于勐养子保护区。

按照勐海县林草局提供的数据，在老三被捕的2019年，家族成员一共为18头。而到了2021年，情况发生了变化。

今年上半年，“安静、喜欢思考”的亚纳苏托，被村民发现在一个幽深的山谷中坠崖而死。

6月10日，走到临时管护区门口的阿提基多，用它的獠牙举起铁门。林草部门的一些人认为，阿提基多是收到管控区里其它大象传送的讯息，“它也希望能生活在一个食物充足的区域。”

陈明勇曾结合美国动物学家的研究认为，亚洲象会用喉部和鼻腔的共鸣发出12-24Hz、能传播20公里远的次声频率。这个观点被陈明勇记录在2006年出版的《中国亚洲象研究》一书中。只不过，那时的动物学家关注的，是公象发情后呼唤母象的行为。

老的灵魂逝去，新的生命诞生。同样是在6月，苏托多诞下一头小象，失去了大部分公象的象群，变得十分胆小，普宗信察觉到“最近一段时间，象群都在山里，不怎么出来。”

去年，勐海县林草局的人曾组团去亚洲象种源繁育及救助中心看望老三。有传言说，如果一头亚洲象被抓后，当地的人不常去看望的话，它会很快死亡。

普宗信也去了。

普宗信知道自己一直背负着能与野象沟通的传言。最被人传颂的例子是，有人亲眼见到，当普宗信说“老三，来拍个照”，过了两三分钟，老三居然停下脚步，把鼻子翘到半空。

实际上，普宗信自己的观点十分复杂。他从不认为人类能与亚洲象沟通，所谓的“反应”，“不过是无数个偶然的瞬间”。在聊天较轻松的时刻，他会把野象称为“杂种”。但这个男人的行为却时刻流露着勐阿镇林业站门口那句标语所昭示的精神：万物之灵之首，应负万物之灵之责。在连续几天见不到象群的深夜，他会思考：这些小杂种们，去到哪儿了，有没有找到吃的。

普宗信内心深处惧怕的是，没人关注大象的话，大象在现代社会的缝隙间孤独流浪。

亚洲象喜欢群居。在救助中心，负责照顾野象的“象爸爸”会尝试用唱歌、弹吉他、说心里话的方式，慢慢获取一头野象的信任。“象爸爸”熊朝永试过带野象去野外训练，回来的路上以为象走丢了，结果却是小象抄近路回到救助中心门口，等着“象爸爸”开门。

“也许让它们单独组成一个家族也不错。”熊朝永也担心被救助的野象经受孤独。

2019年那次相会，老三显得极其粗暴。在救助中心的前几个月，老三不停用断了一截的牙齿撞击门锁，直到变形。一次回笼时，老三还撞碎了介绍它的身份牌，以至于大部分参观者并不知道眼前这头大象有一个美丽的傣语名字：维吒哟，胜利之象。

普宗信让人打开象笼，径直走了进去。老三并没有注意到他的到来，剧烈的疼痛让它不断摆弄着铁链。它的脚上还有一个镣铐没被取下，却不让任何一个“象爸爸”靠近。普宗信看到，老三的脚掌已经发红、化脓，镣铐深深嵌入了它棕色的皮肤。

当时，勐海县林草局一位领导见到老三这副模样，当即发火，“你们要是把我们的老三弄没了，要再赔我们一头大象！”后来一直有人提出，如果当时临时管护区建好了，老三被送进了里面，“不知道会不会少吃一点苦”。

普宗信走近老三，他想了想，说了当初老三被抓时，他没说出来的话。

“三哥，现在你知道了吧，一闹起来，人家想抓你，就能抓到你。”普宗信皱着眉头，无比认真地盯着老三。一旁的同事们笑话他，“得了吧，你还真以为野象能听得懂你的话吗？”

“三哥，现在我们都来看你了，你就不要再犟了，你一定要活下去。”

人生第一次，普宗信迫切想要证明自己关于“物种隔阂”的想法是错的，他需要眼前这头大象给他真实的回应，而不是又一个“偶然的瞬间”。

老三被捕的几个月前，2018年11月25日，那头合法捕捉的大象版纳在上海动物园去世，终年54岁。

动物行为学家康拉德洛伦茨把行为视为“一切生命中生命力的最佳体现”，版纳似乎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这个结论。

自1978生下第一头小象后，版纳再没躺下过睡觉。四十多年前，它的家人们围着捕象队日夜嘶吼，结果被篝火和人为噪音吓退。四十多年来，版纳把每一个孩子护在身下，直到自己在异乡的大都市里轰然倒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