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宋怡明(1): 谈明代与当今中国政治

2021年7月27日 18:52

    金哲

美国之音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社会批评家鲁迅曾经慨叹中国人要想了解真实的中国历史，就必须看外国人写的中国历史。随着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强调历史必须为中共政权服务，必须为中共宣传服务，鲁迅早年发出的慨叹获得了新的意义和分量。

与此同时，美国哈佛大学的历史学者宋怡明(Michael Szonyi)则力图使他的中国历史研究不但有助于中国人认识中国历史，而且也有助于世界各国的人思考如何与中国打交道以及如何认识自己，认识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历史。

1967年在加拿大出生并长大的宋怡明是当今世界上中国问题研究重镇之一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The 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的主任。多年来，他通过田野调查和文献研究相结合的方式研究中国当代和古代历史。他追随美国学者詹姆斯·斯科特的研究思路，从社会大众的视角来看历史，看某一时段的国家政治。他长久以来的一个关注点是民众(老百姓)如何应对来自统治者的强人所难的指令。

宋怡明出版的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研究专著《冷战岛：处于前线的金门》(Cold War Island: Quemoy on the Front Line)和《被统治的艺术：帝王时代晚期中国的日常政治》(The Art of Being Governed: Everyday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显著地反映出他的这种持之以恒的学术兴趣和关注。

《冷战岛》一书起源于2001年9月11日美国发生恐怖分子劫机袭击纽约和首都华盛顿的袭击事件，当时在金门参加学术会议的宋怡明因为返国的航班停飞而滞留金门。那段意外的滞留使他得以对金门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了在当地的历史寻访调查，并最终写出了这本历史专著，由剑桥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

宋怡明日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这本专著虽然已经出版十多年了，但它所展示的问题在今天对世界各国依然有意义；世界各国在跟中国打交道的时候都不得不考虑金门人长久以来不得不掂量的现实问题，这就是，跟中国交往一方面是巨大的经济机会，一方面这种机会也附带各种各样的令人头痛的甚至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就《被统治的艺术》一书而言，那本书虽然主要讲的是明代的军户（即按照政府规定必须向国家提供兵丁的人家）问题以及民众如何自行制定民间合同应对军户规定的问题，但中国明代的老百姓跟政府打交道的经验对当今世界各国的公众包括中国人都有借鉴意义，对观察研究中国的学者和观察家也都有启发作用。

在中国国内外许多人抱怨中共政权独裁专制，老百姓只能逆来顺受自认倒霉之际，宋怡明指出，历史的经验和记录告诉我们，无论是朱元璋开启的明代王朝政权，还是毛泽东开启的中国共产党政权，它们看似很强大，但其实也并不是总是可以一意孤行；无论是明代政府不得不承认民间签署的合同，还是中共政权不得不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实际上都统治集团不得不做出的对百姓的让步。

以下是美国之音专访宋怡明的采访记录。宋怡明表达的是他的个人观点。

跟中国美好的改革开放长大

金哲问：我想先问一个额外的问题，你的汉语讲得这么好，很多的中国人会问：“哎，你的中文这么好， 你当初是怎么对中文、中国历史感兴趣的呢？”我也想问。

宋怡明答：说老实话，我都觉得不好意思。最近讲汉语的机会很少，所以我讲汉语的水平肯定是退步了很多，因此我接受这个访谈就有点伤脑筋。但是没关系，我尽力而为吧。

我学汉语的过程是这样的，我高中毕业之后，就是在1980年代中期，我不想接着上大学。现在英文里面有一个说法叫Gap year，也就是高中毕业之后隔一年再上大学。你在这一年里可以参加什么社会活动或做其它工作等等。那时候Gap year这个概念还不怎么普及，但我想这么做。

正好在中国有一个教英语的机会。我从十七八岁开始就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当年，也就是在1984年左右，中国正是改革开放初期，那是中国非常富有活力的时期。我在中国的所见所闻都引起了我对中国的兴趣。我是加拿大人，从中国回加拿大之后我就决心学习中文。当时我根本没有想到我这一辈子就是做中国研究了。今天我开玩笑说，我是跟中国的改革开放一起长大的。

问：那就是说，你还没上大学就先到中国教书去了？

答：没错没错！我还要补充说，当时去中国的团体旅游已经开放了，但是个人旅游还没有这么发展。所以我当时在中国确实有很多adventures（冒险）。我到西藏、到新疆到处跑，我都是搭便车，因为那时候买不到车票。我就是到郊区的路边，招呼卡车停下来，给司机几十块钱什么的。那些事情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问：那时候你真是人小志大，非常敢于冒险，是时代的弄潮儿啊。厉害。

答：我现在也是一个家长了，我有自己的小孩。我都不能想象我的父母居然会让我这么做，太危险了。但是说老实话，当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接触到的外国人特别少，所以我从来没有任何不安全的感觉。那次经历就决定了我今后的职业生涯。

金门岛对台湾和全世界的意义

问：随着最近台湾海峡局势紧张，你在2008年出版的专著《冷战岛：处于前线的金门》(Cold War Island: Quemoy on the Front Line)也再度受到许多注意。那本书讲的是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台湾面对中国大陆军事威胁的前线金门的历史。我想问的是，2001年9月之后你在为写这本书在金门岛进行田野调查时，当地居民对来自中国大陆的军事威胁有什么样的记忆和感觉？

答：我首先要说，我写这本书所获得的主要的启发或教益(lesson)并不限于金门岛也不限于台湾。我想讲的实际上是一个涉及范围更广的问题，这就是，军事化、地缘政治化对任何一个社会所造成的危险。地缘政治的冲突把社会军事化了，会扭曲、歪曲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实际上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中美关系恶化的状况，军事化的危险是中美双方都是面对的问题。

现在回到你的问题。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谈。一个是过去的，一个是现在的。过去我在金门做了很多访谈，做了很多口述历史。最明显的是当地老百姓、当地居民对他们为保卫台湾所起的作用感到非常骄傲。他们经常引用蒋介石或蒋经国，具体是谁我不记得了，反正他们引用蒋的话跟我说，没有金马，也就是金门马祖，就没有台湾，就没有自由世界。

我虽然不是军事战略的专家，但我相信军事、历史的证据。很显然，当年，也就是一九五零年代，尤其是一九五八年之后，中国对金门的威胁不是真的。自从一九五八年八二三炮战以来，毛泽东很清楚，他打下金门对两岸认同中国不利。他曾说过：如果我们打下了金门，就等于有了两个中国。

如果中国大陆没有真正的威胁金门，为什么当地的老百姓花了这么多力气来参加自卫队和其他军事活动等等？

对我来说，中国大陆威胁论是一个用来动员居民的工具。台湾的当局利用军事威胁来动员居民，让居民来接受他们通常不会接受的待遇等等。后来这种保卫台湾的概念成为金门人自我认同的一部分。我那本书在几年前出了中文版，金门的老百姓，很多老朋友对我很生气，说对我很失望。但我觉得我这个理解是对的，是正确的。

如果谈到现在，这里有两个看法需要了解。一个就是本地人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国大陆一直是对他们的威胁。第二个是，中国大陆给他们提供了很多的经济机会。实际上这两个看法都是正确的。问题是这两种情况你怎么平衡。一方面是军事威胁，一方面又是经济发展的机会。当然中国在全世界没有构成像对台湾那样的军事威胁，但是世界各国都要考虑、平衡他们跟中国的关系所包含的危险和机会。

我曾经说过，金门还是前线。以往是冷战时期海峡两岸关系的前线，现在变成了中国崛起的前线。金门人所面临的需要考虑的一些问题，实际上是台湾，是世界各国都需要考虑的问题。

金门人、台湾人如何看来自大陆的威胁

问：据你了解，金门岛的居民或台湾的居民如今对中国大陆越来越高调的军事威胁有什么感觉或反应？在中国共产党严密控制的互联网上，如今出现越来越多的不惜一切武力统一台湾、“留土不留人”的说法。在不少观察家看来，这种好勇斗狠杀气腾腾的说法显然是得到中国官方容忍甚至是暗中或公开鼓励的。据你了解，包括金门岛的居民在内的台湾的民众对来自中国大陆的这种说法有什么感觉或反应？

答：首先我觉得要讨论的是互联网。说老实话，我觉得台湾人在互联网上花的时间很多、很长，但他们对中国的网站不太瞧得上。因为他们知道中国的互联网控制得很严，跟台湾的互联网很不一样。台湾的互联网非常活泼，非常好玩，比中国大陆的互联网好玩得多。所以，在美国观察研究中国的人看中国的互联网，应当知道他们所看到的跟台湾的互联网是不太一样的。正是因为这一点，据我了解最近中国大陆想方设法想进入台湾的互联网，在那里发布很多misinformation(虚假信息）。

再者，说到台湾人怎么样看来自中国大陆的威胁，怎么理解这个威胁。说老实话，台湾人在这方面已经有几十年的经验。每过几年，《纽约时报》都会有头版新闻，标题里面有台湾在中国的军事威胁下如何如何。实际上台湾人对这一套早就习惯了。当然，中共当局所发表的那些威胁，留土不留人，武统的说法越来越多。但是据我了解，台湾人还是不那么担心。

我觉得证明这一点的最好的证据是民意调查。虽然有各种不同的民意调查，但据我了解台湾人对跟中国大陆的关系的看法是很稳定的。参加民调的大多数台湾居民一直是表示支持维持现状。从台湾民主化以来的民调显示一直到现在，维持现状总是大多数人的看法。如果中国的威胁真的是影响了台湾老百姓的看法，这个数字应当是有所变化了，但实际上(支持维持现状的民调受访者的比例)数字一直是很稳定的。

金门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老鼠问题

问：《冷战岛：处于前线的金门》一书中说到金门作为台湾的前线长期被军事管制，由于大量运进军粮，老鼠食物大增因此头数大增，让金门当局头痛得要死。当局下达指标命令要百姓和军人都要参与灭鼠运动，并上交老鼠尾巴为凭证。我们都知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百姓历来都是养猫抓老鼠。金门的猫哪里去了呢？

另外，我有对金门的生态环境好奇。比如说，我家后院经常有三四只狐狸在巡视，所以我从来没有在后院见过老鼠或野兔。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市区没有狐狸或狐狸太少，老鼠就多，所以我们在晚上甚至白天上下班的时候常见有大老鼠（三只重量达两斤的那种大家鼠，rats）在人行道上奔跑或穿越马路。金门是不是也没有狐狸？

答：你这是抓到了金门那本书最好玩的问题之一。你谈到猫和狐狸，就是从生态环境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如从社会的政治的角度来谈。我在我那本书里主要想探讨的是金门的老鼠之所以多，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有大量的军队人员在，他们存了很多粮食，又挖了很多防空洞。这样，老鼠就有了很多吃的，很多藏身的地方。可以说，当年的金门就是老鼠的天堂。

老鼠总头数的提高就是因为军队人员大增，但当地当局在研究如何应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跟我的理解不一样，他们把这个问题归咎于金门的老百姓太落后不讲卫生，因此才有这么严重的老鼠泛滥的问题。当然我在这儿这么讲是有点讽刺国军（国民党军队）的角度。这个问题实际是他们自己造成，但他们不能这样理解问题反要去怪别人。所以我觉得看这个问题，从生态环境的角度来看不如从社会政治的角度来看。

至于猫，金门的老百姓有个说法，我不知道是真是假。这就是，国军刚刚从中国撤退到那里的时候，也就是1949年，有相当一部分国军是广东人。我不知道具体数量，但我知道一直到现在金门最好吃的早餐就是广东粥。所以肯定当年有不少来自广东的军人驻金门。金门人经常开玩笑说，广东人什么都吃，说不定金门的猫都是给广东人吃完了。金门有没有狐狸，这要问生态专家不能问历史专家。这个也可以怪来自广东的驻军。

资料照：台湾金门岛上驻扎的国军士兵。

资料照：台湾金门岛上驻扎的国军士兵。

但是你刚刚提出的金门跟华盛顿的类比蛮有意思。如果我们去调查很多晚期的发展中国家，包括前殖民地或非殖民地，包括台湾、中国大陆和越南，在那些地方我们会看到历史上有许多卫生运动，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那些比较晚发展的国家，是因为他们的当局把现代化作为他们发展的标准。

而在很多情况下，卫生被称为现代化的一个标志，因此就有了这么多灭老鼠搞卫生的运动。而美国是早期现代化的国家，因此美国当局就没有搞过这种搞卫生的活动。所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看到这么多老鼠，可以解释为说不定是因为美国发展得太早太快，所以也没有必要推行卫生运动。到底是不是因为这样我也不知道，这是我的猜测。

华人被统治的艺术历史悠久

问：金门一度长期实行军事化管理，灭鼠也成为硬性指标，导致当地百姓采取种种对策来应付上头的要求，如拿苇草充当老鼠尾巴上交，或收购老鼠尾巴上交，或把一根老鼠尾巴切成几段来充数。《冷战岛：处于前线的金门》的主题很明显是跟你后来出版的并且已经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的关于明史的专著《被统治的艺术：帝王时代晚期中国的日常政治》(The Art of Being Governed: Everyday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异曲同工。

你这两本书的共同主题讲的都是老百姓如何应付政府当局强人所难的要求。他们的艺术就是阳奉阴违，移花接木，做表面文章，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尽力缩小政府要求中不利于自己利益的方面，尽力扩大有利于自己利益的方面。

我的问题是：华人的这种被统治的艺术跟其他族裔、其他民族被统治的艺术相比有什么特色吗？或者说，这种被统治的艺术传统是否跟今天的中国人不擅长政治、容易被统治有关？我们知道，中国前国家主席刘少奇感慨中国的百姓太容易统治，因为中共制造的人造大饥荒饿死了几千万中国人但中共政权还可以安然无恙。

答：我发现你是很认真地读了我的书，因为你刚刚提到了贯穿我几十年来历史研究的一个共同点。说老实话，简单地说，我最感兴趣的是普通老百姓对政府当局的种种措施的反应。在这方面我受美国学者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Scott)，尤其是受他的专著《弱者的武器》影响很大。

我是研究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我探讨这些问题是在中国历史的环境中去探讨，但我觉得那些现象不限于中国文化，不限于中国人，不限于华人。比如说(老百姓对上)阳奉阴为这做作法或策略并不是中国独有的。但中国有比较独特的地方是中国人被统治的历史很悠久，有几千年。

1959年4月（左起）中国总理周恩来，国家主席毛泽东（1893-1976），刘少奇（1898-1969） 在北京参加一场仪式。 刘少奇后来接任毛泽东担任中国国家主席。在1966年开始的文革期间，毛泽东把刘少奇作为他的主要打击目标。刘少奇先后在北京和开封被关押，因病去世。

1959年4月（左起）中国总理周恩来，国家主席毛泽东（1893-1976），刘少奇（1898-1969） 在北京参加一场仪式。 刘少奇后来接任毛泽东担任中国国家主席。在1966年开始的文革期间，毛泽东把刘少奇作为他的主要打击目标。刘少奇先后在北京和开封被关押，因病去世。

中国的政治传统是很悠久的，因此老百姓应对统治的传统也很发达的。他们发展出各种各样的策略，发展得很丰富，这是中国比较特别的一点。至于刘少奇说的那句话是我第一次听到，但这句话对我来说不太有说服力。你搞了个运动让3000到5000万人饿死了，你却怪那些自己人把自己饿死了，这是我不能认同的。

问：不光刘少奇这么说，中共党内还有其他的人说，中国的老百姓太好了，饿死了那么多人也没有怨言，我们应当有点良心，有点内疚，应当对老百姓好一点。刘少奇说的基本是这个意思。

答：假如是这么一个逻辑，我还是可以接受的。

祖传的合同制订技术与华人经济成就的关联

问：在《被统治的艺术》一书当中，你讲到为了应付政府的要求也为了自家的生活可控、可预测，明代的军户也就是按政府规定必须出人从军的家族定出规则，写出合同，对出人当兵的事宜做出安排。这种民间合同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都有效。明朝百姓的合同意识和合同技术当然令人印象深刻。但我猜想，这种合同长期有效一定是因为那时的合同执行有什么机制保证。否则，合同双方的一方赖账怎么办？

另外，朝廷的政策一定是长期稳定。否则，朝廷朝令夕改或干脆口是心非怎么办？我在说这些话时候心里是想着今日中国。比如说，中共制定的中国宪法明文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你认真行使言论自由就要下狱。中国政府不久前还实行强制计划生育，多生一个孩子就让你倾家荡产，或把胎儿从妇女的子宫里硬拖出来杀死。政府现在又转脸鼓励甚至要强迫中国人多生孩子，最好是一对夫妇三个孩子。再比如说，前一阵中国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公开声明，当年北京跟伦敦签署的保持香港现有制度五十年不变的协议已经是过时的历史文献。

我现在想问的问题是，你所调查研究的明朝老百姓是否遇到过政府这种级别或这种程度的朝令夕改或口是心非？假如遇到过，他们是如何对付的？另外，当初明朝百姓自己制定的合同是如何保证合同能有效执行的呢？

答：我觉得这个问题要分开讨论。你说得很对，明朝百姓合同的意识和合同的技术很引人注目。至于合同执行的保障机制，我有几个看法。第一个是我们要理解，在我们的社会，政府和法律是我们唯一的保证。但我的老师科大卫(David Faure)还有其他的学者都拿出了证明显示，在中国早期的社会中，政府和法律不是唯一的机制保证。

还有一个保证是约。我们在谈到土地交流时，在中国土地交流的主要文件是叫契约。那什么叫约呢？约在很早以前的意思是你在庙里，在神灵之前所做的承诺。所以说，宗教信仰当时也是合同执行的机制保障之一。

但是我书里所写到那些合同的主要机制保障就是政府，这实际上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早期研究中国法律史的学者认为中国跟西方不一样，因为中国只有刑法没有民法。但实际上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这一点黄宗智(Philip Huang)在八十年代就证明了，我的书也再次证明了。因为老百姓写了一个合同说，你有义务去当兵，我帮你去当，你要给我多少钱。这就是一个民与民的合同，一个约。但是我书里有很许多个案显示，后来一方违约，另一方就把这个合同拿到衙门去跟政府说：你看，我们有这么一个合同，合同的另一方没有执行这个合同，你要处罚他。这显然是一种民法。

虽然中国的民法跟罗马帝国的民法，跟英国的民法不一样，但是很显然，中国并不缺乏民法。

还有一点我想谈一谈，这就是近几十年很多的学者都在讨论海外华侨，尤其是中南亚的海外华侨，他们为什么经济成就这么大。有一个解释我觉得很有说服力，这就是，他们的经济文化。他们在移民到海外去之前，他们就已经有相当发达的经济文化了。他们就已经懂得用合同来处理他们的经济关系。这个能力说不定跟华侨后来的经济成就是有关系的。

但是这里需要强调的最关键的问题是，关于明代的合同，我书里讲的是当兵的义务的合同，还有很多的类似的合同，我们在历史文献都能找到。我刚刚举个例子说，我跟我的亲戚订了一个约，订了一个合同。我们亲戚不执行合同，我就把合同拿到衙门去找县令来判断。最有趣的是县令每次都会说：我根本就不想断这个案，这不是我想做的，但是我没办法，我不得不处理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合同涉及到兵源问题；如果我不处理这个事，军队就没人了。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们不要认为国家官员作为合同执行的机制保证就等于政府的权力很大，这是明代政府很特别的一点。政府根本不愿意做这种保证，但是为了政治经济，它不得不起这个作用。

你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老百姓自己订立合同是如何保证合同可以执行的。实际上这里包含了两个问题，我们最好把它分开讨论。第一个问题是我们该不该相信政府，政府说的跟政府做的是不是一回事。第二个问题，政府的政策稳定不稳定。事实上，这两个问题是不同的问题。

很可能中国人被统治的艺术的一个特点是，中国老百姓学会了怎么利用国家的法律、国家的语言来影响国家对他们的影响。换句话说，无论是明代也好，清代也好，到二十一世纪也好，中国人很会利用国家的语言，国家的作法维护自己的利益。这包括他们跟国家的交流，也包括跟其他人的交流。政府的朝令夕改历代都有，老百姓做事的时候已经把这一因素考虑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