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的一个周日，凌晨一点多，正在送货的韩国快递员李成旭（Lee Seong-Wook）收到一条来自同事的短信。

起初他并没太在意，毕竟对于快递员而言，这个点仍在工作是家常便饭，比如他的同事林光洙（Im Gwang-Soo）——两个孩子的父亲，每周工作总会超90小时。但这条短信正是有关林光洙——他在早晨的送货工作中突发脑溢血陷入昏迷，医生表示其存活几率只有5%。

除了悲伤，李成旭还有些许恐慌，他清楚地知道，这一切同样可能发生在他身上。与林光洙一样，李成旭也40多岁，与两个年幼的孩子分居，在首都首尔当快递员，每周工作六天，异常辛苦。

“（发生这一切）并不是因为他（林光洙）身体不好，”李成旭告诉美国ABC新闻，“六个月来，我们过着同样的生活。就在前几天，他还拍着我的肩膀说，‘这很艰难，不是吗？来吧，我们可以做到’，但他先倒下了。”

在新冠疫情爆发以前，韩国的快递员们已经处于过劳边缘。而随着疫情的加剧，人们持续居家，网上购物的激增已经把快递员逼到了崩溃的边缘。韩国快递工会表示，自疫情爆发以来，已有21名快递员因过度劳累而死亡。

“机器人”

长期以来，韩国的工作时长都在发达国家中位列第一。在短短几代人的时间里，这个国家的勤劳文化将一个饱受战争摧残的殖民地变成了世界第10大经济体。

和日本相同，这里甚至诞生了一个专有用语“Kwarosa”（意为突然死亡，即指代“过劳死”），来描述人们为工作作出的牺牲。其中，快递员正是工作最苦、受保护最少的劳工群体之一。

《纽约时报》报道，2015年至2019年，韩国平均每年只有一到四名快递员死亡。2018年，虽然文在寅总统将每周最长工作时间从68小时削减到52小时，以确保“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和“休息的权利”，快递员却被排除在了协议之外。

与之相对的，是韩国日渐发达的物流产业。韩国人戏称他们的国家为“送货国”（delivery minjok），有时不需要任何费用，就可以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内将饭菜送到营地、公园或家里，且订单起步价只有8美元。

庞大的市场需求，让韩国电商公司Coupang迅速崛起，在短短几年内就上升为“韩国的亚马逊”，利用庞大的仓库网络、37000名工人、司机车队和一套人工智能驱动的工具，在韩国拥挤的电子商务市场占据了主导地位。为了满足用户需求，Coupang在快递服务上一直在不断跟进：2019年，Coupang强化了其隔夜快递服务，为前一天晚上的订单提供早上7点的交付保证。据一名工人说，在大邱仓库的夜班中，每名工人的隔夜送达的包裹数量从以前3个增加到7个。

良好的声誉继续为Coupang赢得市场，据《南华早报》报道，在韩国，几乎一半的人都下载了Coupang的app，其“火箭送货”服务（Rocket Delivery）——该公司声称99.3%的订单在24小时内送达——为它赢得了“甚至超过亚马逊”的声誉。

“火箭送货”的特色在于用AI算法来提升送货时间的精准性：从用最有效率的方式将包裹堆放在送货卡车上，到精确的送货路线和顺序。在仓库里，AI预测采购情况，并计算出出库包裹的运输期限。这使Coupang面对数百万包裹时也能够承诺在一天之内交货，无论是60美分的口罩还是9000美元的相机。

然而，这份精准却是以快递员、仓库工的牺牲为代价的。与亚马逊一样，Coupang使用“每小时单位”（即UPH）的指标来实时衡量工人的生产力，让其仓库中保持较快的工作节奏。虽然官方规定工人每上八小时的班就有一小时的休息时间——这是法律规定的最低休息时间——但一位已离职的快递员表示，大多数人都会在休息时间继续工作以保持进度。

一名前Coupang快递员吴刚（Go Geon）告诉《南华早报》，当他们在仓库分拣工作时，唯一的优先事项就是满足“火箭送货”的最后交付期限，在那里，“我们只是机器人”。去年5月，吴在为满足最后期限而奔跑时撕裂了左腿筋，不得不请病假。可没过多久，他就被Coupang解雇了。

虽然现在Coupang在电子申明中已明确表示不会再跟踪其仓库中的快递员的UPH。但一位现任工人表示，一些仓库经理仍在公开地以这种方式监测工作率，“他们现在很少使用‘UPH'这个词了，但仍会责备你太慢。”

除了辛苦的分拣工作，快递员们的薪水也并不乐观。Coupang的快递员金德延（Kim Duk-yeon）表示，他几乎每天早上6点30分左右到达仓库，在正式配送前，他可能要进行四到五个小时的分类和包装。填充卡车就像一个巨大的拼图，任何包裹都不能落下。而每个包裹的工资约为800韩元（约合4.3元人民币），一般每天送约350个包裹。且大多数快递员还必须支付将包裹带到仓库的工人工资，如果交货延迟或丢失，他们还必须支付罚金。

此外，绝大多数快递员都非快递公司正式员工，高丽大学社会学教授安德鲁·恩吉·金(Andrew Eungi Kim)表示，“几乎所有的快递员都是个体，每送货一次他们都能得到一次钱。而如果他们在工作中死亡，快递公司也不会负责。”

“Coupang杀了我儿子”

27岁的Coupang快递员张德俊（Jang Deok-joon）就是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后死亡的。

2020年10月12日清晨，张德俊上完夜班后回到家洗澡，超过一个半小时没从浴室出来。后来，父亲发现他在浴缸里失去了知觉，送医后被诊断为心脏病发作死亡。此前，他在大邱市的快递仓库工作了一年多，主要负责搬运商品。他曾告诉母亲，快递员们被当做“可有可无的物品”。

还有不少人同样经历着Coupang的算法创新所带来的影响：令人沮丧的工作节奏，对超快交货时间的期望。有人说，在工作中连上厕所都很困难。

张德俊的过劳死让父亲悲愤不已：“我们爱这个孩子。当他说这是如此艰苦的工作时，我们告诉他可以别干了，但他说，他对自己的未来有计划。（死亡这件事）要怪就怪我没有劝阻他不要这么辛苦地工作和剥削自己。”

随着新冠疫情的爆发，居家生活助长了人们对送货服务的需求，也让快递员们本就艰难的工作环境与待遇进一步恶化。

Coupang去年的报告显示，在疫情爆发之初，订单数量就破了纪录：2020年1月下旬的一天，Coupang收到了330万份次日送达的订单。于是，Coupang也达成了在一天内将170万件购买的东西送到的记录。

新加坡《海峡时报》报道，受疫情影响，更多的人开始进行网上购物，2020年韩国大约送出33.7亿个包裹，和上一年相比增长21%。同时，快递员的每日工作时长为12至14小时，每天送货超600次，比疫情之前的10个小时还要多。

而当张德俊的家人找Coupang公司讨说法时，后者坚持认为张德俊的死与工作无关。张德俊的父母也不愿退让，他们乘坐一辆印有“Coupang杀了我的儿子”口号的送货卡车走遍全国，还将这份悲痛带到了韩国国会。张德俊的父亲甚至一度跪地恳求议员们看看他儿子的死亡情况：“死的是我的儿子，我将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件事。我要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

最后，张德俊被裁定为过劳死，文在寅总统也开始呼吁彻底改革快递员工的工作条件。

事实上，从2019年到2020年，coupang快递员及其仓库的工伤疾病几乎翻了一番，达到982起。2020年4月，Coupang公司就曾宣布，面对疫情下工作量的增加，公司将通过向工人提供定期健康检查和远程健康咨询服务来提高送货工人的安全保障。然而，在张德俊案件后，又有三名快递员死于过劳，但未能被认定为工伤。

这些死亡事件都没能对Coupang造成太大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绝大多数快递员都是临时工。据《南华早报》介绍，大多数人是在前一天晚上通过一个名为Coupunch的应用程序雇用的，或者是临时合同，通常持续几个月。也就是说，工人们签署的大多数合同是与作为中间商的独立代理商签订的，而不是与公司本身签订的，这使他们不受劳动法的保护。

对于那些提出异议、报告工伤或未达到生产力要求的人，Coupang拒绝延期合同。该公司表示，它“在每个方面都遵守《劳动标准法》，包括雇用和解雇”，而且“合同工的续约率超过90%”。然而据前快递员全宇岳（Jeon Woo-oak）透露，“他们在雇用你时就说得很清楚，如果你造成任何形式的问题，你就不会得到合同延期。”

这样一来，快递员们的生存环境依旧恶劣。

“照这个速度，我也会累死”

李成旭已经快半年没有见过女儿了，他每天的工作强度接近16个小时。

早上七点，他要前往仓库，进行包裹分类，并将其装入自己的货车。迅速而准确地将包裹分类的压力很大，如果出错，意味着在已经很长时间的轮班中要痛苦地加倍工作。这像是一个巨大的俄罗斯方块游戏——他要搬运200多个包裹，且最后一个要送的包裹要最先装车。

受疫情影响，快递员们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李成旭不得不花比以往更多的时间来整理大量的包裹，这极大地推迟了开始送货的时间，他的许多同事都是直到午夜才完成全部配送。有时候，仓库传送带还会出问题，李成旭有过下午两点才开始进行第一次配送的经历。

“我花了七个小时，七个小时！终于到了第一个收货地址。”

此外，送货过程也因为疫情变得更加艰难。因为担心感染，许多公寓居民不愿意让快递员坐电梯，被迫爬楼梯送货已经是家常便饭，有时候由于房主不在家，快递员们为了将包裹放院子还需要翻墙，经常因此伤到脚踝，甚至被邻居误认为是窃贼。

首尔天色渐晚，李成旭的货车里的箱子几乎没有减少，这可能会使他失去一天的大笔收入。

在工作了14个小时后，李成旭在晚上9点前收到了Coupang要求完成当日送货任务的通知，因为几分钟后，公司的运算系统即将关闭，将无法继续记录当天送达的包裹。然而他手上还有66个包裹。

“现在怎么办？这些包裹还包括食品。难道我不送这些东西就回家？公司只是发出这个消息来掩饰（他们没有逼迫员工过劳）。但在实际的工作量下，司机们只能通宵达旦地送货。”李成旭无奈地感慨，然后继续工作，可在晚上9点后送出的任何箱子都必须在次日标明“已送达”。对于新鲜食品，他还要将支付逾期费。

“滞纳金就是物品的价格。如果这个食品是5万韩元，我们将被罚款5万韩元。”对他而言，这件他只能赚800韩元的包裹，却能带来5万韩元的罚款。

晚上10点45分，李成旭终于收工了。16小时的工作后，他赚了大约21万韩元（约1148元人民币），但这并不包括他需要支付的税款、汽油和电话费，以及延迟交货的罚款。

他明天依旧会早起，并重复这一切，“照这个速度，我也会累死。”

“我们想活下去”

严重过劳的工作和过劳死案例，让陷入绝望的快递员们决心反抗。

6月9日，韩国全国快递工会的2000多名成员在首尔综合物流中心举行总罢工决议大会，要求改变快递员的过劳工作环境。

7月，快递员们在首尔市中心集会，继续进行为期8天的罢工，以抗议过度工作造成的死亡。他们在旷工的日子里没有得到任何收入，而且根据韩国的新冠卫生条例，他们还有可能被逮捕。

“我们快死了，这就是我们聚集在这里的原因。”参加罢工的快递员许元宰（Huh Wonjea）告诉ABC，“我们想活下去，但他们从来不听我们的声音。”

事实上，早在今年1月，韩国各大物流公司就与工会达成协议，表示将雇用更多工人帮助分拣包裹，以减轻快递员的压力。他们还承诺减少工作时间，并在晚上9点后停止送货。该协议原定于6月生效。但受疫情影响，谈判一度延期，协议生效时间也已被推迟到2022年1月。直到现在，公司也没能完全遵守承诺。快递员们仍在仓库“免费”分拣包裹，而物流公司则得到了“几十年来才能获得的巨大利益”。

许元宰担心他的同事们在协议生效之前可能会死掉，特别是还要面对疫情带来的压力。“这是不对的。他们声称，政府成功抗击了新冠，这可能是真的，但我们才是为支持这个社会系统而牺牲的人。"

物流公司的改革虽然未见起色，但整个韩国社会已经对快递员过劳死有所关注。在首尔一些公寓的窗户上，写着“亲爱的送货员，迟到没关系”的纸条正在出现。43岁的快递员申福善（Shin Bok-sun）告诉BBC，在她的公寓里，人们已经开始用热咖啡和一些早餐迎接快递员。此外，“迟到没关系亲爱的送货员”“我们要阻止送货员死亡”的标签已经在社交媒体上流行起来。

李成旭则在为彻底改变韩国致命的工作文化而奋斗。他是快递工会的分管领导，一直在努力组织抗议活动，以帮助他的同事林光洙——他已经昏迷了两个月，在最近的一次手术后，医生将生存几率提高到了20%。

最近，李成旭代表其他同事慰问了林光洙的妻子，当得知她不忍心告诉孩子们父亲发生了什么的时候，李成旭坚定了要改善快递员待遇的想法，“这是为了我们的儿女，为了未来不再有伤亡。我们希望有晚上的休息时间，想成为顾家的好男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进行斗争。但到目前为止，效果并不理想，因为我们的对手是大公司。”

目前，李成旭将林光洙的卡车停放在自己家里，以避免停在别处引来的罚单和投诉。

“我把它带到我家，因为我这里还有一些空间。”他说，“如果他醒来，他可以再次驾驶他的卡车，我们在等待一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