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价”殡葬费再现，北医三院被卷入暴风口。

半个月前，媒体曝光“北医三院收取天价殡葬费”。2月一具暂存在北医三院太平间的遗体，3天后，家属在院内被收取了38570元的殡葬费，其中5990元的沐浴SPA，3990元的礼仪服务，600元的供饭服务……

收费单在北医三院太平间里开具，但单据抬头是一家名为北京天堂祥鹤殡仪服务有限公司。

随之，公立医院太平间的外包幕后，也一同公之于众。

其实，因并无明确的条例禁止，北京各大公立医院的“太平间外包模式”并不罕见。

就此次涉事的殡葬公司，除北医三院外，其还为北京大学首钢医院、清华长庚医院等多家大型公立医院提供过服务。

但这些太平间的外包公司，这些年却给医院惹了不少麻烦，甚至频繁给医院声誉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外包公司往往趁着医院内“医不议价”的规则，“偷袭”逝者家属，在院内收取高额的殡葬服务费。在过往报道中，屡屡出现。早在10年前，就有昔日的北京市朝阳区第二医院，因外包公司的“天价”殡葬费负面不断，最终一蹶不振，砸了品牌。

但对于医院而言，运营太平间面临人员难雇、消耗成本、管理负担等难题，外包不仅省事还能收钱，几乎成了医院的惯性选择。

4月17日，“天价”殡葬费的事件有了新进展，北京卫健委要求加强全市医院太平间管理，禁止在医院太平间区域开展任何营利性殡葬服务，依法依规开展相关工作。有评论称：以后医院的太平间，会不会外包不出去了？

医院太平间的外包管理混乱，为何频现？医院要承担多少责任？如果“天价”殡葬费屡禁不止，医院的太平间要不要取消？谁能来保护人生“最后一程”的权益？



太平间外包之困

对于逝者家属而言，太平间里的悲痛、陌生和混乱，是他们被利用的第一步。

此时，一张价格明显虚高且具有欺诈性的账单放在家属面前，家属出于对医院的信任和惯性，往往会直接签署。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教授、民政部社会事务专家委员会成员王一方告诉八点健闻，殡仪代理公司利用了医院场所具有的谈判优势和逝者家属陷悲伤情绪于不拔的心境。

“几千元的项目，在正常的商业博弈中会被轻易否决，但在亲人亡故的特定时间里却被默认，为什么？商家利用忧伤中的家属不愿意讨价还价的心情，疯狂开价。”他说，医院里“医不二价”的潜规则也被商家利用，“医院里药品、手术都不讲价，外包公司就是利用了医院的生死别离时间节点与医院的空间，场合氛围。”

所谓天价项目，并不是在太平间里实施并完成的，而是在殡仪馆里完成的非普惠项目，被提前到了太平间来商谈。如果在殡仪馆里谈这些项目，不会被家属轻易接纳。时间与空间都在变化，家属的情绪有所复苏。

譬如“鲜花床、花瓣、礼仪等项目，这些是产生在殡仪馆里的费用，外包公司最大化利用谈判场合，提前收取费用，这显然涉嫌商业欺诈。”王一方解释道。

一旦逝者家属到了殡仪馆，会发现其实这里有很多选择，“天价”殡葬项目并非必选。以北京市为例，民政局对于北京市户籍居民离世都会有数千元的殡葬补助。如果是公职人员，离世都有一笔不菲的丧葬费，公益性殡仪馆也推出了许多普惠套餐，据八宝山殡仪馆有关部门介绍，最低收费的普惠套餐（含送别、火化、骨灰盒）仅需千元。

从各种角度，太平间都不是一个“高消费”的敛财之地，而是从医院到殡仪馆的过渡之所。但恰恰因为“过渡”的特性，太平间的功能和定位常年模糊和混乱，也极易变形。

这也形成了太平间外包后的困境。

从行政管理归属而言，殡仪馆归民政部门管，医院归卫健委监管，“医院里的殡葬（太平间）没人管。”一位资深的殡葬行业从业者向八点健闻表示，太平间外包后，其中的收费“两边都不管”，太平间直接成了滋生殡葬市场乱象的温床。

对医院而言，太平间是边缘部门。据了解，北京二级医院太平间的委托管理率在90%以上。

一方面，外包后的太平间疏于管理，但另一方面，动辄几十万、近百万的外包费用，也是一些医院不会过多监管外包公司的原因。

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北医三院的太平间外包费用大约是100多万元。“殡葬服务公司相当于花了近百万，在医院里租了医院的品牌和地方，他们肯定希望把这部分的投入赚回来。”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医院里的太平间，能取消吗？

既然在“两不管”的夹缝中容易生事，医院里的太平间为何不取消？

早些年，全国曾取消过一批医院里的太平间——不少城市里，医院里的太平间陆续消失。

沈阳、长春、郑州分别早在2001年、2003年、2004年就宣布逐步取消医院太平间；武汉也在2005年后取消了一批医院太平间，到2015年，武汉八成医院太平间已关闭。

2018年，民政部等16个部门联合发文，其中明确规定：“加强医院太平间管理，严禁在太平间开展营利性殡仪服务。”这断绝了太平间市场化的合规性，进一步加快了各地取消医院太平间的步伐。

取消太平间虽被认为是大势所趋，但各地进展不一。尤其对超大型城市而言，取消太平间并不容易。

2012年，北京市制定了《医疗机构太平间殡仪服务规范》，直到2021年，北京市大兴区才率先取消了区内医院太平间，目的是“斩断殡仪服务牟利源头”，一年内大兴区殡仪馆从医疗机构直接转运的遗体超过1500具，殡仪馆和医疗机构之间无费用发生，居民殡葬费用从两三万降至三四千。

有人认为，北京改革的步伐较慢，是因为城市较大、人口较多，殡仪馆数量和运力不足，医院太平间需承担一部分遗体暂存功能。这样的需求在新冠疫情较为紧张的时候尤为突出。据八点健闻了解，因疫情期间城市封路、运力不足等原因，部分城市取消太平间的医院，又不得不重新恢复了太平间。

不过，对比之下，上海与北京的人口、殡仪馆数量相差无几，上海的殡仪馆与医院的衔接却做得相当好，民营殡葬公司在医院太平间几乎没有生存空间。

民政部中国殡葬协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工业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所所长王国华教授告诉八点健闻，我国各城市的殡仪馆数量都是依照当地的自然死亡率而规划的。北京有十几家殡仪馆分布在各市区，从运行历史来看，殡仪馆的殡仪服务“资源完全够”，问题出在管理水平与效率上。提高整个殡仪服务行业水平与服务技能是殡葬行业的当务之急。

这就是说，医院太平间能否取消，与当地的殡仪系统的服务能力有绝对的关系。

一位沿海小城的某三甲医院副院长告诉八点健闻，多年前，因当地完善了多处殡仪馆，民政部门和卫健部门协同，曾统一撤销了医院里的太平间。此后，当地新建的医院中，也不再单设太平间。

也有的院长乐见于太平间的取消。

一位东南地区的县医院院长向八点健闻表示，太平间对小医院来说像个“烫手的山芋”，是医患矛盾容易发生的窗口。

“有不少家属会借助太平间跟医院闹事。以国内目前的环境，院长没有能力来应付。逝者早一点送到殡仪馆，其中的纠纷和矛盾会减少缓和许多。”他说。

有殡葬行业资深从业者向八点健闻算了一笔账，按照死亡率7‰、大城市人口上千万、殡仪馆不到20家来计算，城市里每家殡仪馆每天都要为几十到上百个逝者服务，排队进行，仪式往往是按小时计算。这和发达国家每万人一家殡仪馆的标准相去甚远，背后是我国居民对死亡的忌讳、殡仪馆地址选择有限的问题。

“强忍悲痛，手忙脚乱，手足无措，然后和亲人告别的时候连一点时间都没有，45分钟结束，转三圈没了。”马雷表示，告别的仓促，可能会给家属留下难以化解的遗憾，“中国人没有死不起，只有死不好。”

这不单是北京，而是全国普遍存在的现象。这也是部分专家和从业者建议保留医院太平间的理由，他们认为相关市场行为“堵不如疏”，在拥挤忙碌的殡仪馆之外，还应有一方角落，有更多可供选择的方式，容生者与逝者多相处一会儿。

谁来保障我们的最后一程？

若按最新要求，禁止在医院太平间区域开展任何营利性殡葬服务，取而代之把殡仪馆的服务延伸到医院，第一时间派车接运，形成“生死闭环”。这么做的难点又在哪里？

“缺乏自信与主动，殡仪馆没有服务往前延伸的动力。”福建省民政学校殡葬专业老师林福同如此总结。多位专家表明，我国殡仪馆性质多为国有，盈利与职工工资脱钩，工作缺乏主动性。并且殡仪队伍的人才队伍规模较小，人才层次亟待提升，这对殡仪服务的调配力量、文化层次和丰富性有直接影响。

如果殡仪馆一环暂时难以打通，另一头，医院主动提供服务也是一个办法。一位安宁疗护医生告诉八点健闻，他在武汉市的一个公立医院从业时，科室就主动给逝者提供仪容整理、穿寿衣等服务，收费标准和在殡仪馆一样。一方面，这可以为收入微薄的安宁疗护科室增加一些额外收入，另一方面，由最后治疗逝者的医生为其提供殡仪服务，可以给丧户家属以莫大的安慰。

该科室也选择和合适的民间“一条龙服务”（提供寿衣、洗浴、穿衣、灵堂布置、花圈、联系火化等）进行合作，但该安宁疗护医生表示，科室医生们深度介入，对“一条龙”有考核和家属回访，只要家属不满意，就会更换。其服务内容和价位由家属和“一条龙”商定，要求收费合理。几年来未出现家属不满意的情况。但这个方案，对于大多数公立医院来说可谓奢侈，它们要么日常运作繁忙，要么并无安宁疗护科室。

“活人归医院/卫健管，逝者归殡仪馆/民政管”，在如此思维定式之下，双方都不愿主动迈出一步，医院与殡仪馆间的衔接，生与死之间的地带，民间力量代而劳之，乱象也由此生发。

多位专家表明，在权责不明、各方动力有限的情况下，法规条例支撑、统筹管理显得尤为重要——无论是殡仪馆还是医院，都需要“师出有名”，至少不让其冒僭越的风险，而是有底气地在太平间作为。

但八点健闻发现，2018年民政部等16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推动殡葬改革促进殡葬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但发布部门中并无卫健委。

王国华表示，建国后我国《殡葬法》迟迟没有出台，至少体现出政府主管部门对殡葬行业的依法管理方面存在缺憾，说明政府对殡葬这个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重视程度还有待提升。医院太平间作为公共服务空间，不应当成为机构牟利的空间。类似医院太平间的管理，更是需要政府部门出台管理细则加强对各类“有偿服务”的收费管理。

在王一方看来，在死亡事件面前，现在存在“铁路警察”的尴尬，濒死救助在医院，监管在卫健委，而临床死亡之后移交给殡丧机构，归民政监管，如何打通这个“结合部”，理想的合作方式应该是殡仪馆在医院设驻点，设备、人员由殡仪馆提供，负责冷藏遗体，按照殡仪行业标准提供遗体料理服务，基本服务纳入普惠项目管理，特殊服务特别协商；医院提供停尸的场地，租金可申请财政补助，同时承诺提供人文关怀，如协助遗体料理，送逝者最后一程。至于鲜花床、骨灰盒等其他项目，可以到殡仪馆再谈，平等议价。

王一方提倡“医疗殡葬一体化”已有多年，他回忆，去年的北京大学清明论坛还专题讨论过这一话题，但仅仅是学界的呼吁并不能解决好这一问题，卫健委与民政部门要召开专题协商会，就百姓关心的痛点沟通对话，共同优化医院太平间管理。

“成本不堪重负不是一个理由。”王一方强调，死亡分为四个时期，濒死期，临床死亡、生物学死亡、社会性死亡，医院的服务不能仅仅局限于濒死期，应该延长至临床死亡、生物学死亡期，这一部分除了对遗体的安放、洁净保持尊严之外，还要对逝者家属进行哀伤辅导，这是ICU、急诊室、安宁疗护病房的应有职责。如何跟殡仪馆衔接好，对此应该有预案。这些服务的绝对成本并不高，有缺口有理由向财政部门申请补助。“北京是医疗高地，有一百多家三级医院，外地来京看病的人数不少，北京的医院和殡仪馆衔接也应该成为人生最后一程医学人文关怀的典范，而不能让全国人民看笑话，甚至诟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