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3月18日，民政部最新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结婚登记数据为763.6万对。这是继2019年跌破1000万对、2020年跌破900万对大关后，结婚登记对数再次跌破800万对大关。较2020年、2019年、2018年、2017年分别减少49.5万、162.4万、247.2万、295.5万对，连续5年下降，较4年前降幅达27.9%。有统计称，这一数据创下1986年以来的新低。
此外，国家统计局2022年2月18日公布的2021年全国出生人口为1062万，较2020年、2019年、2018年、2017年分别少生138万、404万、461万、661万人，连续5年下降，较4年前降幅高达38.4%。如何破解适龄人群的不婚难题，有效缓解人口持续下滑的窘境？本报记者采访了湖北省荆州市人大代表、荆州市婚姻家庭法学会会长、长江大学法学院院长李华成教授。

营造浓厚的婚育氛围，达成“不婚不育是误区，优生优育是责任”的社会共识

结婚率下降并不是我国的独有现象，是许多发达国家的普遍现象。有数据统计，从1995年到2019年，日本结婚率从6.4‰下降到4.8‰，韩国结婚率则从8.7‰下降到4.7‰，美国结婚率从8.9‰下降到6.1‰。李华成表示，我国不婚不育人群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婚姻和生育持“恐惧”和“麻烦”的心态，还有部分人甚至认为不婚不育是“个性和自由”的表现。

婚恋观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实际上，我国一直有着早婚多育的文化习俗，“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多子多福”一直是我国历史上的主流文化观，而“不想婚”“不想生”现象主要发生在近些年。李华成认为，应该充分发挥全社会力量营造浓厚的婚育氛围。就媒体来说，要对不符合主流价值观的如“独立女性”“丁克”等减少报道或不予报道，将媒体资源更多聚焦于美满家庭、优生优育等宣传上来，让年轻人尽快达成“不婚不育是误区，优生优育是责任”的共识。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今天，大学生也很容易受到西方一些不良婚育观的影响，高校应当在课堂内外有针对性地开设一些婚育课程，举办一些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让年轻大学生们在成人初始就尽快树立正确的婚育观。

优先为经济较困难的婚恋人群提供保障性住房，打消适龄婚育人群“无法结”的尴尬

“住房是阻碍适龄人群不婚育或晚婚育的一个重要因素。”当前，我国年轻人主要集中在房价过高的大中城市，高昂房价让许多年轻人尤其是在城市工作的农村年轻人会因无房而不能步入婚姻殿堂。李华成说起自己学生小余的情况。2016年，均来自农村的小余和小丁相识相恋，但二人因无法在工作的城市拥有一个“有独立卫浴”的居室，恋爱3年没有领结婚证。直到2020年7月，小余研究生毕业获得所在城市拎包入住人才公寓的申请资格，经过5个月的申请，2021年1月入住后，小余和小丁才领取了结婚证。

李华成说，韩国政府为激励婚育曾实施过“面向月收入低于一定水平的新婚夫妇每年提供5万套保障性住房”的政策。如果各地能尽快修改公租房政策，将部分年轻人婚育房纳入保障住房范畴并优先排序，相信越来越多的适龄婚育人群会有更强意愿尽早营造“温馨家庭”。当然，可能还需要在保障性住房的租金上给予一定政策支持，帮助适龄婚育夫妇能较长时间“住得起”。

期待计划内生育全免费，打消适龄婚育人群“生不起”的顾虑

二孩、三孩政策的放开并没有扭转我国人口生育持续下降的颓势，“生不起”成为部分适龄婚育人群的口头禅。生育保险制度虽然已经实施多年，但其覆盖面仍然有限，多数农村育龄妇女并没有参加生育保险，为此，她们必须自己承担高昂的生产费用。此外，李华成表示，即使能够享受生育保险的妇女，其生育保险金也不可能覆盖从初次产检到最终生产全过程的所有费用。“澳大利亚政府为鼓励生育，妇女生产住院期间，几乎不用花一分钱，每天除了有助产护士照顾，住院医生还会进行细致的例行检查，并配有专业的护工配送一日三餐。”李华成举例，“希望我国也应尽快修改相关政策法规，让计划内生育全免费的时代尽早到来，打消适龄婚育人群‘生不起’的顾虑。”

前文提到的小余夫妇入住公寓已一年，作为刚入职一年的年轻律师，小余收入尚不稳定，大专毕业的小丁是公司文员，薪水刚刚超过社会平均工资，因此，双方还没有考虑生育一事，均表示事业没有大起色、没有足够积蓄，生孩子计划只能适当推后。

二孩、三孩适当补贴政策尽快到来，打消愿意生育人群“养不起”的顾虑

孩子不仅是父母的孩子，父母要承担负责，他们也是社会公民，成年后要担负起对国家的责任和重担，国家和全社会也应当对养育孩子担负起应有的责任。李华成以法国为例，称法国在二战后就出台了“生育第三个孩子每月可获一定津贴直到18岁”的政策，我国也可以结合财政状况和地区差异，制定对二孩、三孩生育家庭予以适当津贴补助的政策，帮助适龄婚育夫妇“养得起”更多的孩子。他仍以小余夫妻二人为例，小两口年龄分别为28岁和26岁，俩人所在公寓有相当一部分与他们一样刚结婚或是“共同居住”的年轻人，大多都没有生育。小余告诉李教授，他们周围这群年轻人基本都来自外地，计划在35岁前完成生育，考虑到托育照顾费用问题，都没有想过生育二孩，更不提三孩，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以后也过自己目前这样的生活。

严惩不利婚育生育的违法行为，清理不利婚育生育的不当政策

为营造良好婚育文化氛围，我们还需要严惩相关违法行为。李华成说，“比如，可以赋予社区或单位及相关部门一定职责，使其对父母阻挠子女结婚的行为予以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可交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要严格流产堕胎的条件程序，尽可能保护育龄妇女的身体健康和正在正常发育的胎儿生命，对不符合流产情形的堕胎行为给予相关责任人严厉处罚。”此外，相当多的企业的规章制度明确规定禁止女员工“未经单位同意私自”生育，并不时发生企业愿意承担违法代价也要辞退怀孕女员工等情况。实践中，还有部分高校对在校大学生的婚育持“反对”态度，主要体现为在政策上，不为大学生婚育提供必要便利，如不允许课程缓考和休学，以及设置复学障碍等。

结婚生育不仅仅是公民的私事，更是事关社会稳定发展和人类自身衍续的大事，国家和全社会应当高度重视婚育持续负增长现象。“在一个有着浓厚婚育文化的社会，我们要找准适龄人群不婚不育的症因，针对性地制定体系化的政策法规，并逐一加以破解，如此，我们的婚育率必然会回到正常轨道上来。”李华成最后说。

来源：《人民政协报》（2022年04月18日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