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阿凤姐在北京做外卖骑手第三年，在此之前，她从未想过会以“骑手”的身份开始北漂生活。

来北京之前，她和丈夫在老家湖北武汉经营一家汽车美容店，算上汽车美容设备的投入、损耗、工人工资和每年近10万元的店面租金，一天挣两三万才能保本。由于挣钱的速度赶不上亏钱的速度，阿凤姐关停了汽车美容店，欠下了十多万的债务。

2019年，为了还债，以及逃离创业溃败的窘迫，阿凤姐和丈夫决定北漂，找一份挣钱多的工作。42岁的阿凤姐，是80年代金融专业毕业的本科生，曾考入家乡体制内的岗位，又辞职创业。

她说：“我想着我有学历，年龄也不算太大，在网上投递简历试试，哪知道是跑外卖？”

和阿凤姐有着相似人生境遇的女骑手不在少数。她们人到中年，面临事业、婚姻、育儿等多重困境，为了从“一团糟”的生活里挣扎出来，她们穿上外卖骑手工服，戴上头盔，骑上电动车驰骋于城市街头。

在这个男性主导的行业里，她们经历过在220多人的工作群里，只有零星几个同类的孤独，体会过在体力、速度等多方面被男骑手碾压的挫败，也有过面对外界审视时的自卑。骑手的工作或许并非最终的落脚点，在这个不稳定的职业里，她们试图寻找自己的位置，与生活搏斗。

临时“落脚点”

阿凤姐和丈夫租住在北京西城区一个月租一千多元的小单间里，15岁的女儿留在老家由亲戚照料。

为了维持生计和按时还上每月两千元的债务，阿凤姐希望找一份按时发工资的工作。丈夫目前没有工作，每天骑共享单车四处寻找投资的机会，想用手头的积蓄在北京做点小生意。但阿凤姐不赞成，“现在疫情这么严重。”

她面试过超市领班岗位，对方开出的薪资6500元，不包吃住，职责包括点货出货、物品分类、排班，还要会用电脑。这些她都能胜任，但卡在了“年龄要求38岁以下”这一条。后来，她再接到超市的面试邀约，都先问对方“有没有年龄要求？”但大多数超市要求的年龄上限是35岁。

有房地产公司给她抛出橄榄枝，销售岗位，底薪2000元一个月，提成另算。她偷偷询问门店里一个干了两年的女孩，对方告诉她，薪资稳定在4000元/月，打消了她入职的念头。

接到招聘外卖骑手的电话时，她有些意外。对方告诉她：“好好干六七千，努力干八九千，使劲干月薪过万。”只要会骑电动车，下载一个导航和一个外卖接单平台APP，随时都能上岗，这让她感到心动。

今年32岁的柳青在天津做外卖骑手，同样是迫于生计。在成为外卖骑手之前，柳青和丈夫在天津经营一家小饭馆。由于新冠疫情爆发，客流量锐减，夫妻俩在2020年关停了饭馆，丈夫去了其他餐馆打工，她则回河南信阳老家坐月子。

柳青已经有一个7岁的女儿，但在她的老家，大多数的家庭都有两三个孩子，家里人也希望她再生一个儿子。

孕育二胎的过程并不顺利，在她怀孕五个月的时候，产检发现胎儿有60%的几率发育不良。柳青不敢冒险生下孩子，“如果孩子真有病，不是我这样的家庭能承受的”，迫于无奈，她在胎儿七个月大的时候选择打胎。

柳青在老家休息了一年，2021年5月回到天津后，她时常感到焦虑。“钱也没挣到，小孩也没有照顾好，感觉自己很没用。”

平日里丈夫在饭店工作，每天晚上10点才下班，回家躺下就睡了，节假日也不休息。她一个人照顾女儿，很难找到正式的工作。她尝试过做小时工，但最繁忙的饭点，她要去学校接女儿放学，节假日活儿忙的时候，她又要在家给女儿做饭，辅导孩子功课。

但就算再难，她也不愿意把孩子送回老家做留守儿童。“因为我上小学的时候，父母出去打工，我留守过一段时间，我知道那种滋味，所以我一定要把我的孩子带在身边。

柳青每天早上8点送女儿去学校，晚上5点30分再去接女儿下晚托班，生活的重心始终在孩子身上。去年9月，女儿上小学一年级，她才有时间出来工作。

她在外卖平台做众包骑手，“时间自由一点，想接就接，不想接就不接。”

和柳青一样，为了照顾孩子选择做众包骑手的的女性不在少数。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孙萍和她的团队，曾在2020年3月至2021年6月访谈过30位女性外卖员，其中有8人出于照顾孩子的需求选择从事众包送单。


在孙萍看来，女性骑手大多从农村出来，在传统的家庭里，女性往往背负着更多的家庭责任，外卖员的工作灵活性更强，能够兼顾教育、照料孩子的职责，继而成了一部分女性迫于无奈的一种就业选择。

根据孙萍的观察，近两年女性外卖员数量明显增多。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外贸出口行业、旅游行业、教培行业等女性从业者聚集的行业受到的冲击明显，不少从业者面临被裁员、降薪，或生意停摆，她们迫切需要一份入行门槛低、有薪资优势，且薪资发放及时的工作，外卖行业成了她们的临时“落脚点”。

在“男性系统”里生存

不少外卖骑手喜欢接晚上的订单，因为晚上9点以后路面上车辆少，且配送费用更高。

但一提到深夜远单，阿凤姐宁愿自己添几块钱配送费，也要转给别人。她深刻记得刚做骑手不久，被派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公墓附近送单，顾客分三次下单了小龙虾之类的夜宵，配送费60多元。

当她导航到距离目的地几百米的地方，前面修路，只能绕小路过去。“小路上没有路灯，没有指路牌，有一个拉土大货车‘突突’地在我前面开，吃了我一脸灰。”转弯时，借着货车的灯光，她看到旁边立着公墓的牌子，吓出一身冷汗。

“特别害怕有野狼、野狗，或者电动车在这抛锚了。”为了壮胆，原路返回时，她打给男同事，一直开着免提通话，直到看见有灯的地方。

除了担心深夜远单的潜在危险，生理期也是阿凤姐的烦恼之一。

在成为骑手以前，她喜欢穿紧身牛仔裤、破洞裤、开叉裙。但为了避免送单路上突然来临的生理期，她只敢穿着深色裤子工作。“因为有时候在路上没有厕所来不及处理，弄脏了裤子挺尴尬的。”

此外，阿凤姐的生理期反应厉害，“浑身没劲，疼得躺在床上饭都不想吃。”每次到了生理期，她都要临时向站长请假，在家休息两天。而她所在的外卖平台，专送骑手每个月只有两天的轮休，这使得她一直没有机会在身体舒服、天气好的假期，穿裙子去公园溜达一趟。

一般情况下，外卖骑手接到3公里内的订单，需要在30分钟内完成取餐、等餐、送餐全部流程。2019年，孙萍的团队曾做过一个实验，在不超速、遵守交通规则的情况下送外卖，会显示订单超时。受访的3名外卖骑手都表示，为了不超时，以及完成更多的订单配送，“没有骑手的电动车是没有被改装过的。”

阿凤姐发现，同行中很多男骑手骑摩托车送外卖，车速快的时候达到80km/h，但女骑手几乎都没有摩托车驾驶证，清一色骑电动车，买车的时候即使调大了限速，但最快也只能开40km/h。

由于摩托车车头重，大多数女骑手手劲不够，无法控制好方向。此外，摩托车百公里油耗一般在2.5-3升，意味着百公里仅油耗就将近25元。如果骑手单位时间里跑单的数量少，则不及使用电动车划算。

阿凤姐跑10单的时间，男骑手能跑15单。为了争一口气，她曾有一段时间在别人休息吃饭的时候，继续跑单，想把被落下的5单挣回来。“结果自己没有吃好，没有喝好，也没有休息好。后来我一想算了，不能为了三四十块钱和自己较真。”

现在，她每天完成了自己设定的300元的目标就收工，不再拿自己和男骑手作比较，或询问对方“今天跑了多少单？”

柳青也有过为自己车速太慢而焦虑的时刻。

她没有摩托车驾驶证，也害怕出事故，电动车不敢开得太快。遇到顾客催单，要靠边停车后才敢接电话。在非机动车道，如果有骑手想要超车，也会主动避让。但她经常见到男骑手一只手扶车把，一只手接电话，速度像飞一样。“看他们骑车，我都害怕，在路上真的是玩命。”

大型超市的门口，通常聚集着很多骑手。一些重量在二十公斤以上的超市订单，配送费用能达到10-15元，比如配送成箱的桶装水、1.5升的食用油、大米、西瓜等。接过几次这样的订单后，柳青浑身酸痛，肩膀、后背贴上膏药，好久缓不过来，她主动将目光投向药房、便利店配送费用3-5元的订单。

柳青曾做过一个调查问卷：“抢订单的时候，你最希望看到订单上显示什么信息？”她回答：“我唯一的愿望是显示订单重量。”

孙萍形容，外卖系统的算法体系是按照男性的身体和气概打造的，在劳动强度、管理规则等方面具有非常明显的男性气质。“算法后台的数据来源，大部分是基于男性数据制定的标准，那么越来越多女性加入这个行业就会有明显的不适。”

有些地方的外卖站点会根据配送难度分等级。孙萍解释，比如有的站点工作强度大，高峰时段订单特别多，订单重量大，特别容易超时，各种各样的条件限制比较多，订单的配送价格也更高。女性面临一些先天短板，跑10元/单的订单很辛苦，她们会自动下沉到订单价格低，相对轻松的站点。就算她们去到难度等级高的站点应聘，站点的骑手也会说，“这个地方你干不了”，“我们之前没有女骑手，我们招的都是精干厉害的男性来干的。”

相比起体力上的弱势，如何“平衡”好照顾女儿和骑手工作，更让柳青感到一种“分身乏术”的无力感。

“有时候孩子放假，带着她送餐，就算心里着急，也宁可慢一点，不会闯红灯或者逆行。”柳青带女儿送单时，她一次只抢一到两单，遇到有游乐设施的小区，还会陪女儿多逗留一会儿。这也意味着带女儿送餐，一天的收入只有平常的一半，不到一百块钱。

同时，她害怕被人说闲话——“还带着孩子送外卖？”以及旁人的特殊照顾。比如，商场的保安看到她带着孩子取餐，劝她：“钱是挣不完的。”等红绿灯时，交警也责怪她：“带着孩子送外卖多不安全？”

有一次下雨天平台做活动，配送费用更高，她让女儿站在旁边银行的门檐下避雨，自己去店里取餐。回来后，发现女儿手里抱着一件好心人留下的外套。

柳青时常感到内疚，但她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她的父母和公婆都在老家，丈夫在餐馆工作，每天晚上10点下班。如果她不带着女儿出门送外卖，她怕女儿因为害怕胡同里的野猫，不敢出门上厕所；怕女儿出门和小朋友玩，走失了；也怕女儿吃不上一口热饭。

在她的印象里，有一次给独自在家的女儿订了外卖，由于女儿没看到外卖盒旁边密封的开口，把盖子快砸烂了也没打开。午高峰时，女儿给她打了五六个电话，她心疼女儿，却只能说：“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我赶紧送完就能回家。”

还有一次，女儿独自在家，去了同学家玩，她回来时找遍了周围有孩子的人家，也没看到女儿，害怕得报了警。她说：“从那次以后，我再没有把女儿一个人留在家里。”

“去性别化”与“示弱劳动”

在孙萍的观察里，女骑手们为了适应男性化的工作环境，通常采用两种生存策略：第一种是开启“hard”模式，用男性气质包装自己，强调自己具备在这个特别糙、特别需要吃苦耐劳的行业生存下来的能力。

第二种是展现“笑脸迎人、嘴甜、慢慢说、包容心大”等女性气质，将性别身份与骑手身份进行对接和融合，从而实现“性别翻盘”，将“示弱劳动”转化为“优势劳动”。

“去性别化”像是女骑手在外卖行业的一层保护色，在上海宝山区做外卖骑手的张玲，采取的是第一种模式。她经常自嘲“男骑手都不把我当女的”。


2021年年底入行外卖骑手以前，她在家具厂的食堂上过班，“爱美”是她留给别人的第一印象。其他人穿围裙做饭，她则从来不穿，而是喜欢穿高腰的超短裙，每天上班都要化妆。

但成为外卖骑手以后，她所在的外卖平台要求骑手每天穿统一的工服，佩戴头盔，“想讲究也讲究不起来。”上海的冬天有些湿冷，她常常把自己裹成粽子，外面套着肥大的工服。由于要佩戴头盔，画了眉毛也会被头盔遮住，她索性只抹一层防晒出门。远远望去，如果不是一撮露出头盔的马尾辫，很难分辨出她的性别。

张玲所在的站点有70多名骑手，她在站点的排名常常位居前三。每次骑手排名更新，都有男骑手在群里议论：“你们这些大老爷们，还不如一个女的。”

选择外卖骑手这份工作，张玲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多挣钱。她的老家在四川农村，14岁的女儿和8岁的儿子都在念书的年纪，家里前几年装修房子，欠下不少外债，她说：“只要能挣钱，你叫我去洗厕所我都愿意，我都不在乎。”

为了在这个男性优势的行业里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和机会，她每天早上7点多上线接单，比多数骑手提前上线一小时，抢后台积压派不出去的订单。赶上送餐的高峰时段，即使顾客所在的小区有电梯，如果楼层不高，她都会爬楼梯送餐，为了节约等电梯的时间。在4月初，上海疫情爆发的时候，公共厕所暂时不开放，她不到万不得已不喝一口水，只有下午2点回宿舍吃饭时，才去一趟卫生间。

在张玲看来：“我的车子能驮动40斤的东西，我就尽量自己送40斤的东西。只要能吃苦，（这份工作里）女的不比男的差。”

阿凤姐的想法则不一样，她说：“毕竟咱们是个女的，该示弱就要示弱。”

孙萍和其调研团队也曾在论文《平台、性别与劳动:“女骑手”的性别展演》中提到：一些女骑手不会一味选择证明自身不输男性的体力和能力，而是通过遵从传统的性别规范，即承认并利用“弱女子”的身份，来积极调度周边资源、寻求帮助。

在午高峰时段，写字楼的电梯总是人满为患。为了赶时间，阿凤姐常常声音清脆地喊一声：“哪个帅哥去六层呀？帮个忙呗，帮我把餐放到六层的架子上。”“人家100%都会帮忙，嘴巴甜一点人家都高兴”，阿凤姐说。

遇到订单太重、车胎被钉子扎了、或是特殊天气，她也会提前和顾客打电话解释一下，争取对方的理解。

有一次，顾客一份订单里点了16份盒饭，32瓶饮料，配送费用8元，距离1.1公里，但她拿不了那么多。她不好意思在午高峰麻烦男同事帮忙，就试探地询问顾客能否帮忙接应一下。对方开车到红绿灯路口附近等她，她分三趟取餐送到了马路对面。

但十次里面也会有一次碰壁的时候。阴雨天，她向一位点了馄饨的顾客解释：“如果跑急了，馄饨汤容易洒，耐心再等一下，着急的话，也可以取消订单。”但放下电话，对方就投诉她态度不好，并要求她不要挂断电话，第一时间送她的订单。

阿凤姐觉得委屈，有男骑手教她，下次直接说：“下雨天我送不来，你退吧。”或者，“我要迟到半个小时，你能不能等？等不了就退。”不要解释那么多，更不要说汤洒了，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

阿凤姐意识到，相比于男性，女性往往更愿意换位思考，和顾客沟通更有耐心，但不够直接的表述方式也更容易引起误会，甚至让自己的利益更多受损。

审视的目光

阿凤姐是爱美的，每天早晨出门，她都会花一个小时打扮，粉底液、防晒霜、睫毛膏、眼影、眼线一样不落，再换上干净的速干服和一尘不染的椰子鞋出门。送外卖的途中，每隔两个小时，她要去公共卫生间补防晒，擦干净下眼皮晕染的睫毛膏，重新补一遍。

取餐的时候，她不哄抢，也不说话，就往那里一站等着叫号。别人问她：“你等谁呀？”“我等单。”对方往往后移一小步，上下打量她，“你搞得那么干净，不像跑外卖的。”

她和同事闲聊说起，自己每个月在化妆品上花四五百元，防晒霜一个月用完一瓶，晚上回去还要敷面膜。有的女骑手很惊讶，“你还有敷面膜的时间？”也有男骑手说她是“败家娘们”。

她从不气恼，但会纠正对方，“我这不是败家，跟男人抽烟一样，每个人追求的生活品质不同。”回想起以前在老家做生意的日子，她最爱穿小羊皮时装鞋搭配裙子和带卡通图案的破洞牛仔裤，一线品牌的口红一次买十多支，她觉得现在的生活质量已经下降很多。


对于外卖骑手职业，阿凤姐坦承自己内心缺少认同，有关职业的自卑感在一次次亲身经历中累积。“这个职业在社会中是比较底层的，不受人尊敬的。”

她记得有一次去咖啡厅喝咖啡，没有脱掉工服。服务员给她推荐了10元一杯的咖啡，但店里点餐显示屏上大部分咖啡的价格都在40元以上。这让她感觉受了冒犯。

去看电影的时候，检票员会仔细打量着身着工服的她。有时进入高端商场，或是到高档小区送餐，也有可能被保安要求脱了工服再进去，或者打电话让顾客下来拿。

她不能理解，“我脱了工服就不是外卖员了？既然社会需要外卖员这个角色，为什么别人要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们？”面对这些细微的挫败时，她只能自我安慰，“等姐有钱了，一次性充一万的卡，在他们面前潇洒一回。”

比起在外面遇到的窘迫和轻蔑，真正让她伤心的是来自丈夫的不理解。

一次下雨天，阿凤姐送外卖的时候在路面上摔了一跤，回家告诉了丈夫，对方不但不安慰她，反而数落她：“你怎么这么笨？别人不摔就你摔。”

她还记得来北京半年多的时候，她从老家带来的一瓶阿玛尼香水用完了，但自己舍不得再买一瓶，她希望丈夫能送她一瓶做生日礼物。但丈夫说：“你跑外卖的，把自己喷那么香，是勾引男人吗？”

最后，阿凤姐自己买了香水，只是没有买阿玛尼的。

这两次经历就像一根刺扎在了阿凤姐的心里。

在采访时，孙萍也指出，这个社会对于女性的审视从来没有停止过，从最早的时候，女性被养在深闺当中，到现在从事坐办公室的细活、轻活、体面一点的工作。但是女性外卖骑手和我们设想当中或者社会期望的女性表征是相反的，所以她们面临的心理压力是巨大的。

站点的站长也说过阿凤姐：“能不能把自己搞得像外卖员一样。”她反驳道：“外卖员应该什么样？一定就得素面朝天，连指甲油都不能涂吗？这点自由都没有了吗？”

“大环境认为一个跑外卖的，不应该把自己搞那么精致。”她按照公司的要求穿工服，不穿高跟鞋，除此之外，她不愿再为了别人的目光做任何妥协。

她骑车等红绿灯时，时常有女性拦下她：“大姐，跑这个挣钱吗？有什么要求？”阿凤姐觉得，女骑手越来越多的背后，是女人也要出来挣钱，不再像过去，在家照顾好丈夫、孩子就行。

她每天都和念初中的女儿通电话，但从不告诉孩子自己在北京做什么工作。她希望趁着现在能干得动，多干一些，碰到其他机会再慢慢转行。或是攒足一笔启动基金，去海南开一个小的门店，卖水果、鲜花。

每次接女儿放学，柳青会特意隐藏自己的骑手身份，把电动车停在远离学校正门口的地方，在外卖箱里备一件棉马夹或者冲锋衣，穿在工服外面再去接女儿。她形容“自己一到学校门口，（气场）立马变成1.2米，怕被别人看见。”

“担心自己混得没有其他妈妈好，被别人瞧不起。”这是柳青始终迈不过去的一道坎。她记得有一次，因为送错订单，晚来了学校接女儿，老师想打电话催一下她，女儿却拦住老师，“你别给我妈妈打电话，我妈妈是送外卖的，你要给她打电话，她一着急就会摔跟头。”她知道后，又好气又好笑：“我天天藏着掖着，怕别人知道我做骑手，你怎么告诉老师了？”

女儿毫不在意，夸奖她：“你干的这个工作很伟大很辛苦。疫情很多地方都封了，如果没有外卖员，好多东西他们都收不到。”柳青发现，真正觉得自卑的人其实是她自己。

在家里，柳青同样是“顶梁柱”般的存在，她既要挣钱养家，又要洗衣做饭、接送孩子、甚至在女儿哺乳期时，每次喂奶、换尿布、哄女儿睡觉都是一个人承担。

每当她身心俱疲的时候，就会冲孩子爸爸发火，“他干饭店的，节假日、周末永远都特别忙，平常孩子接也接不了，送也送不了。”她期待丈夫也能参与一下育儿，不是把她当成“机器人”或者“铁人”。

柳青喜欢骑手工作的自由，但不打算长期从事。“因为这个工作不交社保，我现在每个月自己交1100多元的社保。”

她更希望找一份能上保险的、正式的工作，也不耽误接送孩子。如果疫情好了，她计划开一家蛋糕店。“我从小在老家长大，很少吃过蛋糕。出来打工之后，只有过生日才买蛋糕，一直对这个东西挺喜欢的。”

午高峰过后，张玲难得有一段休息时间。她喜欢朝着太阳光的方向躺在电动车上，玩一会儿手机，从外卖箱里掏出自己准备的饼干和糖果塞进嘴里，感受生活里的一点甜。

她说：“再过两年还上了家里的外债就回家，留在孩子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