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在律师陪同下，费科尔向瑞典政府申请政治避难，但未获批准。

商人塔胡尼去利比亚后被禁止搭乘回美国的航班，几经周折才回到波特兰与家人团聚。今年2月，经过诉讼，他终于从禁飞名单上被移除。

费科尔决定起诉FB I两名探员及美国政府数名高级官员。

Masjed A s-S aber是波特兰市最大的清真寺，被联邦调查局关注许久。

在新闻或影视剧中，人们常常看到恐怖分子或嫌疑人被列入“禁飞名单”。但36岁的美国人费里科相信，这种原本用来保卫国家安全的设计已经成为相关机构的法外武器———因为拒绝充当FB I的线人，他上了“名单”，在海外遭遇关押刑讯，被迫流亡多年。身边的例子更让他认定这已经成为FBI惯用的手段。

一架豪华私人飞机从瑞典出发，在美国波特兰机场降落，这段成本为20万美元的航程只有一名乘客———尤纳斯·费科尔(Yonas Fikre)。在机舱门打开的那一瞬间，他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联邦调查局(FB I)的探员会不会进来？如果是，那意味着会有更多审问，甚至是逮捕。但是，不管发生什么，费科尔相信都不会比他过去5年所经历的更可怕：数月监禁、殴打折磨，还有不得不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期待避难的漫长时光。

走进机舱的是一名美国移民局官员，要求他出示护照，费科尔递上一张皱巴巴的旅行证明，这张纸给予他合法单程、单次、经过非民航班机进入美国的权利。看过之后，移民官员表示程序完备、证件有效，他可以下飞机了。

大量案例

恍惚之间，费科尔有一种困惑，感觉这位移民局官员并不知道他是谁，或许以为他是某位乘坐私人飞机前来的超级富豪、某位R ap歌手或者有其他什么来头。在5年流亡之后，这位来自厄立特里亚的36岁美国公民终于再次踏上美国土地，他甚至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而这一切仅仅始于一次简单的商务旅行———在苏丹，因为不愿意成为潜伏在波特兰一家清真寺的“线人”，他受到美国反恐官员的折磨和威胁，之后这种“不合作”进一步把他带到了阿联酋的监狱。

现在，费科尔打算起诉联邦调查局的两名探员及数名美国政府官员，指控他们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将自己列入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禁飞名单”，以便胁迫他成为安插在清真寺里的线人(所谓“禁飞名单”，主要是针对潜在的恐怖嫌疑人，禁止这些人登上前往美国的民用航班)。胁迫无效后，阿联酋安全机构出面逮捕了他，并在当地监狱对他进行了长达106天的持续审讯和折磨。更令人吃惊的是，在费科尔经常前往的波特兰那家清真寺，他并非首位获得这种“待遇”的穆斯林。在他身边的信徒中，至少还有另外9人被美国当局列入“禁飞名单”。

这些人的统一代表律师阿巴斯(G adeir A bbas)说：“禁飞名单给了FBI一个法外工具，供他们在胁迫穆斯林提供情报时利用，现在波特兰警察局已经有大量类似的案例。”

2012年，58岁的波特兰商人塔胡尼(JamalT arhuni)跟随一个基督教慈善团体“国际医疗团队”(M edical T eam s International)前往利比亚，之后被禁止搭乘回美国的航班，同样受到FBI人员审讯，并被迫在一份免除《宪法》权利的文件上签字。设法回到波特兰之后，塔胡尼说：“禁飞名单原本是设计用来保护美国公民的，如今被用于威吓和胁迫。”今年2月，在结束一桩联邦诉讼后，他终于被从禁飞名单上移除。

同一个清真寺的信徒米戈利奥尔(M ichael M igliore)因为同样原因被列入禁飞名单之后，只能选择移民到意大利，跟母亲生活在一起。为了这段旅程，他不得不坐火车从波特兰到纽约，然后坐船到英格兰。可是在英国落地的时候，他受到当地反恐官员调查，律师表示，英国方面是应美国当局的紧急要求这样做的。米戈利奥尔的代理律师也是阿巴斯，他说：“当局对这种做法有种专门说法———‘代理拘留’。这是FBI惯常手段，在美国之外旅行的穆斯林也经常会落入‘代理拘留’的境地，不得不按照当地执法机构的要求接受讯问，背后其实是美国要求的。”

使馆里的问话

数年前，费科尔只身前往苏丹首都喀土穆，计划成立一家电子产品进口公司。他出生在苏丹，小时因为内战全家逃离苏丹，去到厄立特里亚。13岁时，他以难民身份从厄立特里亚移民美国加州，2006年移居波特兰，在一家移动通讯公司工作。现在苏丹还住着费科尔的亲戚，他觉得那里或许是不错的生意起点。2010年6月，抵达喀土穆后不久，他前往美国大使馆，索取关于在当地开设企业的信息。但是，两天后，大使馆来人，“请”他回去协助关于安全问题的调查。费科尔糊里糊涂被领到一个小房间里，有两个人正等着他，“他们拿出证章，说明是来自波特兰地区办公室的FBI探员。”

这两名探员都是联合反恐工作小组的成员，费科尔马上意识到，情况并不简单，他要求有律师在场协助，而探员们则提出要求。他们的意图非常明确：希望费科尔成为秘密线人，潜伏在他固定前往的波特兰M asjedA s-Saber清真寺，然后报告任何可疑分子和可疑情况。

M asjedA s-Saber是波特兰最大的清真寺，在“9·11”事件之前就受到FB I的特别关注。2002年，这里7名固定信徒被指欲往阿富汗加入塔利班组织，现在其中6个人还在监狱服刑，另一人成功到了阿富汗，但在当地被杀死。2010年底，另一位来自索马里的穆斯林奥斯曼·穆罕默德(M oham edO sm anM oham ud)被捕，并承认他计划炸掉波特兰市中心的圣诞树，他也经常前往M asjedA s-Saber清真寺。

费科尔承认自己知道奥斯曼·穆罕默德这个人，但仅止“知道”而已，甚至谈不上认识。而且，在对方策划“圣诞树阴谋”之前数月，他已经离开波特兰，到了喀土穆。

在大使馆的小房间里，对于探员们的提问，费科尔表现出犹豫，马上他就被告知他已经上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禁飞名单。对此他表示抗议，但探员们说，现在波特兰有一个案子需要他协助。费科尔问具体是什么案情，探员们拒绝回答，称只有在费科尔同意合作的前提下才能告知具体情况。

费科尔说他愿意回答关于清真寺和其他认识的人的提问，但拒绝成为FBI的线人。他说：“最后我还是回答了他们的问题。你知道，在那种环境下，两个探员一左一右，你被夹在中间，那感觉不好。他们问了关于清真寺筹款的问题，在信徒里有没有人让我感到危险、不安，以及在周五的布道上都讲什么。”

关于这次问话，FB I的正式文件在一周之后形成，并被贴上“绝密”的分类标签。其中许多内容是事后编辑的，但至少证明了费科尔自己所说的“被骗进大使馆”的说法，因为文件里说“费科尔被押进问讯室，而探员也表明了真实身份”。

文件记载了很多关于资金来往的问话，其中包括费科尔想在迪拜开设一个银行账户，费科尔表示这是为了方便在该地区做生意。他也被问到是否认识和国际恐怖主义有关的任何人，费科尔否认认识任何试图训练恐怖分子或者试图执行针对美国利益的恐怖行动的人，此外费科尔也同意在第二天继续前来接受调查。

他说：“我之所以同意继续接受调查，是因为我想离开这里。但是之后我改变了想法，我不想再去大使馆，也不想再见那些人。”这个决定显然很不明智，直接导致之后的连串问题。第二天他给其中一个探员打电话，说：‘现在我在耽误你们的时间，你们也在浪费我的时间。”闻听此言，那位探员非常生气地说：‘你是想跟我说不想跟我们合作吗？”

两周之后，费科尔接到这名探员发来的邮件，上面写道：“我们希望能持续听到来自你的信息，现在是你自己做决定的时候，现在是你自己帮助自己的时候。”

这是他最后一次收到探员的联系。因为觉得喀土穆的营商环境不好，费科尔决定前往阿联酋发展，不过在那之前他先去了瑞典，看望亲友，暗中也想借此测试禁飞名单的实际影响。

他说：“我真担心上了禁飞名单会造成旅行困难。如果我的确是个威胁，那么美国就会告诉其他国家。如果一个恐怖分子从英国来到美国，那美国方面会非常生气，为什么英国事先没有发现？但是在瑞典什么都没有发生，我以正常程序到了瑞典。”

这样一来，费科尔相信自己“上禁飞名单”只是FBI的威胁手段，对方并非真的认为自己是恐怖分子或者恐怖嫌疑人。

殴打与折磨

几周之后，他离开瑞典，前往阿联酋，计划在当地展开电器销售业务，并获得加州家人的资金支持。但是，几个月之后的2011年6月，他在迪拜被当地警察逮捕。

费科尔说：“事发时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状况，直到被关押的第二天，我才意识到，这和在喀土穆发生的、关于波特兰清真寺的调查有联系。一开始我一直强调‘我是美国公民，我需要律师，我需要大使馆协助’。但是对方说‘美国根本不管你’，然后就要我说清楚在波特兰发生的所有情况，事实上他们问的东西和两名探员在苏丹询问的几乎完全重叠。”

费科尔很快得出结论，在这次被捕事件中，美国当局又插了一手。他说：“毫无疑问，这是FBI教唆的，否则阿联酋的警察怎么会对远在美国的一座清真寺的情况感兴趣呢？”

之后是长达几个月的讯问。

“我拒绝回答问题，殴打就开始了。最初是拳打脚踢，后来他们都累了，就拿来水管。水管有硬的，也有软的，硬的用来打人，软的是用来勒脖子。当我拒绝回答问题时，他们就把软水管绕在我脖子上，有时候他们要求我躺在地上，然后打我的脚底，腰背也总是被打。如果不是挨打，他们会要求我站立8个小时，还要举高双手，相比之下，挨打比罚站好多了。”

即使是晚上独自在囚室里，类似的折磨还会发生。

“晚上我睡在瓷砖地上，很冷的瓷砖，因为他们把冷气打开，所以非常冷。在被殴打之后，我的身体根本无法承受这种寒冷，最终我只能屈服，决定回答他们的问题。”

费科尔一直要求会见美国大使馆的人，在持续8个星期提出这个要求之后，他终于获得通知，可以被带去和美国外交人员见面，但是他也收到警告，如果透露被折磨的事情，获释就会遥遥无期。此时，他开始幻想，或许只要几天，就能获得自由了。

终于见到了美国官方的外交人员，费科尔面对的是一个只透露自己的名字是“玛娃”的女人。他说：“当时我很脆弱、苍白，我瘦了很多，身体严重失水。我很想跟她说之前发生的一切，但那时的情况让我感觉自己离自由已经很近了，可能只要两三天就能获释。挨了那么长时间的打，我不想再挨打，如果说了实情，一切都会回到从前。”

费科尔问对方，美国使馆为什么这么久才找到被外国安全机构扣押的公民，况且是联系紧密的盟国。玛娃说整个寻找过程很困难，但费科尔后来得知，他被关押的地方距离美国驻阿联酋大使馆只有几个街区。美国国务院之后宣布，在费科尔因为“不明确指控”被关押期间，美国外交人员曾探访数次，认为其精神状况良好，并未发现被虐待的情况。

跟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费科尔并未被马上获释，而且讯问还在继续中。但是有一件事给他带来了希望，一次被殴打的时候，他膝盖上的髌骨被水管头击中，当场痛苦倒地，而问话和施暴的人显示出顾虑，似乎意识到可能造成了严重伤害。

费科尔一开始不明白，对方为何有所顾忌，之前一分钟才把水管绕在他脖子上，好像要勒死他，之后一分钟怎么会关心他的膝盖呢？后来他才明白，这些人不愿意在他身体上留下可见伤痕，这一次，他再次感觉有获释的希望了。

很快，费科尔接受了一次测谎，问题不再跟波特兰的清真寺有关，而是问他是否为“基地”组织成员？是否为恐怖组织筹募资金？他坚决否认，并且通过了测试。

曲线回国

回想整个过程，费科尔一直有这样的感觉，那就是FB I把对他的审讯“外包”到一个法制相对松散的海外国家进行。在最后的审问阶段，费科尔终于鼓起勇气问对方自己被关押和审问“是不是应FBI的要求”，这一次他没有被打，对方的回答是：“FBI要求美国和阿联酋当局在很多事务上紧密合作”。

波特兰的FBI方面表示无法对事件进行直接评论，因为案件还在诉讼期间。但FB I发言人斯蒂尔(B ethA nneSteele)在一份公开声明中宣称，联邦调查局所有行动都是在法律框架之内进行的。她说：“FBI的基础核心价值观之一就是相信每个人都有活着的权利，在这个国家有无需怀着恐惧而生活、工作、践行信仰的权利。FBI的每位工作人员都宣誓会捍卫美国《宪法》，保护每位美国公民在《宪法》之下享有的权利，不管探员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执行任务，不管是在什么时间，不管是什么情况下，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

在被关押106天之后，阿联酋方面终于释放了费科尔，却没有给出任何关押理由。

因为名字还在禁飞名单上，费科尔还不能通过民航回到美国，无奈之下只能前往瑞典，在那里申请政治避难。但是今年1月，他的申请被拒绝，因为他无法出示被美国当局关押的证据，尽管瑞典移民局相信他曾被殴打、虐待。2月，费科尔接到美国政府的正式通知，宣布他的名字在禁飞名单上，因为他“对美国民航和国家安全可能造成潜在威胁”。有了这份正式通知，瑞典当局只能支付让他重回美国波特兰的私人飞机的费用——— 在离开美国5年之后。

费科尔没有被控以任何和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回到美国之后，他也再没有接受过任何询问和调查，但是他的名字还是在禁飞名单上，不知道会持续多长时间？也不知道跟他情况类似的人有多少？他们是否试图争取改变？结局将会如何？

他说：“很难理解政府会有这样的举动，真想相信这一切都不是真的，只是某个雇员出了差错。我曾非常愤怒，但是生气不能解决问题，更不能解释为什么我还在禁飞名单上。美国政府还是我的政府，我不能对自己的政府、自己的国家、自己的人民累积愤怒。我是个美国公民，我会继续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原作：C hrisMcG real

原载：《卫报》

网址：http：//w w w .theguardian.com /us-new s/2015/m ar/16/portland-m an-tortured-uae-behest-of-fb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