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在一个触手可得的消费时代，我们一面将“性”看成色情化的廉价商品，饱足到已经不需要真正的亲密关系；一面又调侃“性”，“专心搞钱，无心谈爱”“加班狗不配有性生活”。性像快销品，也更像奢侈品。

我们以爱之名去消解性，爱有时被简化成了性，简化成了一种需求和欲望，但爱与性是两种截然不同又相生相伴的语言体系，就像埃丝特·佩瑞尔在《亲密陷阱》里说的：“当一段感情变得腻味、倦怠、无聊的时候，问题可能不在于不爱，而在于，性。”

当今亲密关系，越来越代表着需求、满足和享用，绩效原则逐渐统御了所有生活领域，包括爱和性。人类真的了解自己为什么而性，又为什么而爱吗？

或许了解“性”的最直接、最赤裸的方式，就是重回最根本的“动物性”的那一面。

牛津大学动物学博士王大可在研究了100种动物性行为后，写了《它们的性》这本书，她试图通过动物的性行为研究，发现更多与人类有关的性社会学的奥秘。



王大可，牛津大学动物学博士，《它们的性》作者。（图/受访者提供）

她发现动物的性爱的复杂，丝毫不亚于我们的想象，充斥着宫斗、欺骗、出轨、阶层强权……她坦言虽然是一次失败的尝试，但自我的探索和对性社会学的启示，是深刻的。

我们与王大可聊了聊背后的故事，以下是王大可的自述。



动物之间也存在着亲密关系吗？

“人类是性生活方式最怪诞的动物”，贾雷德·戴蒙德曾在《性趣探秘》这本书里提到这个观点。真的是这样吗？我对这深深怀疑。

在我这5年来的研究过程中，我发现人自以为怪诞、丰富的性生活，其实在动物界都能找到，且有过之而无不及。每研究一种动物的性，就能够澄清自己的一种偏见。

人类终其一生向往爱欲里的激情之火，即使它会让人坠入万劫不复的地狱。就像渡边淳一的《失乐园》，死亡是情爱升华的命题，而在动物界，爱欲与死亡如此接近，彰显性魅力可能是要丢命的事儿。

雄性蓝孔雀在交欢时会引吭高歌，方圆几公里都能听到刺耳的叫声，这叫声又会引来危险的敌人，于是交配之时也是它们最危险的时刻之一。为爱冒险，成了雄性孔雀“性感”的体现，吸引雌性孔雀的欣赏和主动献身。



雄性孔雀开屏求偶，靠的是一身的“勇”。（图/netflix）

如今婚恋市场里充斥着各种被量化的数据——“脸、身高、体重”“房子和车子”“身份和地位”，动物间谈恋爱也有颜值倾向，通常雄性要比雌性花费更多精力在美貌上。

人类在找对象的时候，总会茫然跟风，人云亦云地选择配偶；动物之间也会“抄作业”，雌性孔雀鱼对雄性孔雀鱼的偏爱可能会受到其他雌性的影响，即使“她们”已经有了心仪的对象，也可能改弦更张，年轻的雌性会模仿年长的雌性的选择。



孔雀鱼跟风求偶。（图/pixbay）

在婚恋市场上，男女被划分成三六九等配对，“高富帅”和“白富美”成了最主流的婚恋标准，那处在这一市场低端的群体，就不配拥有亲密关系了吗？“门当户对”的概念是不是能代表真正的公平和正义？

这是我在动物性行为研究里一个深刻的反思。我发现在动物间存在着欺骗和谎言，最颠覆我认知的当数流苏鹬。

这种特殊的水禽，雄性可以有三种形态：黑色的是凶狠的“地主阶级”；白色的是顺从的“流浪汉”；另外还有一种形态非常有意思，是长得跟雌性差不多的“伪装者”。

这些伪装者虽然占少数，但它们酷似雌性，会“男扮女装”性转混入雌性群体，在露馅之前找准时机，以最快的速度找到“姐妹”交配，然后全身而退。



流苏鹬会伪装成雌性“骗炮”。（图/纪录片《求偶游戏》）

类似这种欺诈“骗炮”的行为有很多。比如一些体形小的鱼会躲藏在某个角落，在大鱼交配时趁其不备，冲进去生产大量的精子；心机雄孔雀会故意发出叫声，衔住一根小木棍假装嘴里有食物去勾引雌性……

我起初会自动代入“正义”的视角，觉得流苏鹬的伪装策略，或者其他动物用“欺诈”的方式来进行交配是可耻的，但我后来反思，这何尝不是一种弱者生存的策略？

强者用暴力的方式制定了规则，那规则一定是公平正义的吗？如果不是，“被操纵”在规则底下的弱者，有反抗和争取资源的权利。

按照达尔文的性选择理论，性选择本质上就是为了争夺繁殖资源。

如果性选择只有一个标准，你恰巧在这条标准下垫底，是否还有机会争取交配权，传递自己的基因？我们是否应该看到那些主流之外的群体？如果你生来就像雌性，注定无法获得青睐，打破规则的尝试是否不可避免？

强者和弱者是相对的，如果有多条标准存在，那么强弱无一定之势。外貌不如竞争对手，还可精进才艺，才艺不如竞争对手，还可多参与哺育后代。

在两性关系当中，人类总会向往一段彼此尊重、相互忠贞的亲密关系，但理想与现实之间总横亘着一条鸿沟，虽然我们都赞美忠贞。



动物之间存在着亲密关系吗？（图/纪录片《求偶游戏》）

看看动物界，你会发现出轨的比例可能更高。小时候我读到课文里天鹅的忠贞爱情的故事，如果猎人打死了一只天鹅，另外一只就会自杀殉情，我对这样的爱情深信不疑。

但后来学了生物之后，发现原来天鹅并不像小学课本里描述那般坚贞，它们非常喜欢出轨。

在生物界有个词叫“柯立芝效应”，就是说雄性动物对雌性动物会喜新厌旧，对于新出现的异性有较高的交配意愿，即使它已与周遭旧有的异性有交配经验。

这个词就是来源于美国柯立芝总统的故事，所以说人性当中的“动物性”恰巧在这里有了对照。



“柯立芝效应”源自戏谑式的对话。（图/《它们的性》）

在动物界，一夫一妻制是进化中的少数派。

2002年，西蒙·格里菲斯团队发现，在雀形目中，只有14%的鸟类是真正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如果给一窝鸟蛋做亲子鉴定，你会发现在我们以为的社会性“一夫一妻制”的鸟类中，仍有超过11%的后代是“隔壁老王”的。

我曾经用收集精液的方式研究动物们的“见异思迁”。如果雄性见异思迁，那可能它给第一个与它交配的雌性3/4的精子，明明自己还有1/4的精子，但是它不用留着，遇到一个新的，再把它用掉，有点“见一个爱一个”的感觉。



鸟类虽然有一夫一妻制，但出轨可是常事。（图/维基百科）

人类理解的忠贞爱情，理解的亲密关系，在动物界有这种超越性的情况吗？当然有。牛津郊区的森林就有一夫一妻制的山雀，研究人员在远处分别给它们设立了两个不同的觅食基地，只允许单只鸟进入觅食，他们发现，山雀夫妇宁愿挨饿，也不愿意分开觅食。

它们之间的亲密关系，以合作的行为超越了利益，也超越了弱肉强食的进化论，但我们没法查证山雀夫妇一起觅食是为了爱，当中也可能有人类不知道的原因。演化论什么都可以解释，但我们也不必什么都用演化论来解释。

动物之间存在爱和亲密关系吗？我觉得更多只是人类予以的想象，动物从来没有开口承认过它们有爱，人类理解的忠贞爱情可能只是自我感动。

甚至于人类并不在乎动物之间有没有爱情，只是在乎它能不能生出一个孩子，保留物种多样性，例如对保护动物的激情催生。



人类焦急地为熊猫找寻配偶的行为，也是为了能交配出后代。（图/纪录片《求偶游戏》）

我们是不是以自我利益的视角，代入了动物的亲密关系？

其实生物不需要被保护，从35亿年前走到今天，尸骨堆积如山，灭绝相比生存更是一种常态，人类保护生态多样性，是不是因为人类自知自己无知？

活化石比死化石能提供更多信息，现存的生态环境里的证物能比照片提供更多信息，多样才能抵抗不可预知的灾难。

亲密关系中，雌性也是“第二性”吗？

在一段亲密关系中，男女之间的权力此消彼长，婚姻和生育制度的出现，所有的关系最终都会回到“性”。生育标志着两性根本的不同，与生俱来的生理差异难以改变。

在人类社会里，两性的权力博弈是难以避开的话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女性择偶、生育面临比较大的压力，屈居“第二性”。我做研究时，不想仅仅局限于人类的视角，更想看看动物界的两性权力关系是怎么样的。



动物间的两性关系，当中权力的博弈比你想的更残暴。（图/纪录片《求偶游戏》）

在人类社会，尤其是父权制的结构下，女性享有生育资源和性资源，与此同时，生存资源和暴力资源被男性垄断，如果没有足够的暴力资源来保护自己，拥有生育资源和性资源对女性而言更多是一种负担，容易被掠夺。

随着社会的发展，如今女性越来越享有生存资源，能通过自己的劳动在社会中获取权益，暴力资源也能通过法律的手段维护，渐渐把生育资源和性资源的担子放下，才能更多地转化为权力，而不是负担。

而在动物界，我发现原来绝大部分生物中的雌性并非“第二性”，甚至“她”可以垄断性资源和生育资源，而且“她”自己有生产资源，可以去捕食，与雄性也能进行暴力对抗。

比如鬣狗、蜘蛛、大象、倭黑猩猩等，在母权制的动物里面，雌性掌握了性资源、生育资源、生产资源和暴力资源，“她们”站在两性权力结构的顶端，是领导者。



雄蜘蛛求偶会给雌蜘蛛奉上食物。（图/纪录片《求偶游戏》）

在动物界，母系制度并不是女性主义者的伊甸园。当中险恶的生殖权力的斗争在暗流涌动，也操纵着团队合作与剥削之间的界限。

比如在荧幕里形象甜美可爱的狐獴，现实中，雌性狐獴在怀孕时随时可能杀死彼此，并吃掉还未出生的幼崽。

当然存在着一些更为平等的权力结构，比如在一些社会性“一夫一妻制”的动物群体里，或者在有些体外受精的动物群体里，雌性与雄性在各种资源上都比较势均力敌，雌性也掌握了一定的生产资源和暴力资源，雄性也有非常重要的生育分工。

当天平更倾斜时，比如海马和海龙，它们有“性转”功能的，也就是雄性承担了原本由雌性承担的怀孕功能，资源和权力也反转了。



海马爸爸承担了雌性的怀孕功能。

人类社会为什么会从父权制的社会演变出“一夫一妻制”？或许来源于维护社会安定的统治手段，一夫一妻制能合理地基于平等的要求，让大部分男女都能找到配偶。

而在动物界，近20年的研究表明，对于雌性来说，增加配偶个数其实也有利于雌性：一方面，她们可以用忠贞作为筹码，要求雄性付出更多抚养成本；另一方面，可以规避雄性精子质量差的风险。对于雄性而言，一夫一妻制最大的好处是明确了财产和地位的继承。

由于生育资源和暴力资源在两性当中分别占比失衡，动物界两性之间的权力博弈，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残暴，强迫性行为是普遍的现象。如果强迫性行为发生的成本过低，阻止它的发生就变得极为困难。

当人类世界面临这样的现象，可能只能寻求法律的援助，但终究困难。而在动物界，有意思的是，雌性还进化出了一整套防止“强奸产子”的系统，在一定程度上捍卫自己的生殖权。



强迫性行为在动物间很常见。（图/纪录片《求偶游戏》）

比如母鸭子进化出了迷宫一样的螺旋形阴道，防止高频强迫性行为的发生；雌性细脚黾蝽的生殖器有一扇小门，遇到不喜欢的雄性就会关闭小门，拒绝交配；再比如雌性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进行选择性堕胎，这种特殊的流产生理机制在蝙蝠身上被发现过。

说实话，虽然例子很多，但它终究只是应对策略，在统计学上来说，这种阻止强迫的效果，还是比较微弱的。

网络上，很多人调侃自己想“雌雄同体”，既能保持女人的身体，但是体内具有男人的力量。如果可以自由选择性别，你会选什么？

雌雄同体的动物们就面临这样的选择，比如伪角扁虫，它们通常在互交的过程中会打架，被扎中的那一方就要做雌性，在它们的世界里，生育是一种负担。但如果像鬣狗、蜘蛛或者狐獴这类“母权制”的动物，生育又变成了一种权力的象征。



伪角扁虫是雌雄同体动物，谁被扎中就要做雌性。（图/维基百科）

生育是一种权力还是负担？转换一下视角，看的终究是它们规则之下的两性权力结构。

我有时候也设想一种人类理想世界，比如人造子宫的出现，会让女性释放掉生育负担，也让男性享有生育资源，在权力结构上可能会更平等一些。

人类在性面前，要承认自己的无知

研究了许多动物性行为，我发现很多动物界的事情都能颠覆我的认知，我们人类对于“性”，还是很无知的。

我假定生物界的雄性都是“无性不欢”的，但做了两年对鸡的性研究实验，我才发现，每次屁颠屁颠跑来交配的总是那几只，大部分的公鸡，对于交配很佛系，不为所动。

我才意识到，我们自动忽略了那些不渴望交配的大多数，而且研究发现，年轻鸡不会做，中年鸡不想做，在动物界，性是一种潜能而非本能，不经后天的学习无法获得。



王大可研究原鸡在不同社交环境下的性行为。（图/受访者提供）

性在鸡的生活里，其实只是很小的部分，从开始到结束也就5秒钟。

反观人类社会，现在无性的90后比例似乎同样很高，我之前看到相关数据，去年北京大学与复旦大学的学者联手开展了一次“中国人私生活质量调查”，95后在性生活活跃度方面，竟然比80后甚至70后低。

我想，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在倦怠社会的环境下，我们每个人都像不停转动的机器那般，忙于生存，哪来的时间去获取自己对于性的需求？

还有一方面，可能随着社会个体的独立、多元化环境的出现，能满足我们多巴胺需求的方式越来越多了，不一定非得通过“性”这种方式，这反倒是一件好事。

人类为什么而性？性的愉悦在生物学来说，可能是基因上的奖赏，这种奖赏的行为结果就是繁育后代，人类是基因忠实的仆人，快乐似乎成为唯一衡量业绩的标准。

但反过来看，难道我们活着只是为了基因的利益？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坦然接受基因的奴役？个体选择丁克、告别传统婚恋制异性恋情，甚至不再渴求用基因延续生命，这是不是一种规避风险的选择？



动物间的性当中有多少爱的成分，终究是人类的未解之谜。（图/纪录片《求偶游戏》）

我一直在反思，性在生活中存在的时间那么短，留下的痕迹似乎又很重，到底对于生物来说意味着什么？没有性生活可耻吗？我们是不是对性的重要性过分夸大了？

我认为在这样的时代，尊重自己的个体感受很重要，人与人之间非常不一样，了解和尊重自己的性需求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不需要性，可以有获取快乐的方式，那我为什么一定非得需要呢？

性自由不仅代表想要性的时候可以获得性，也代表着不想要的时候可以拒绝。如今受性文化思潮影响，很多人觉得无性是一件羞耻的事情，但正如前文所说，性不止一条标准。



《它们的性》，作者：王大可，新星出版社

我所理解的“性失落”，是向往性却获取不了满意的性生活的一种困境，但人类首先得了解自己的内心需求，而不是遵从对性的社会规训，或者受到消费对性文化的夸大氛围的影响，为了性而性。

我真正感兴趣的不是动物，而是人类。我想知道人类为什么爱，又为什么活着。

在研究过程中，我渐渐发现，想要通过动物的性行为研究来探索人类社会的运行，是不可行的，没法从事实推演出“应该”的道德判断。





王大可坦承没法从动物的“性”解释人类的“性”，但又不失为一次自我探索。（图/受访者提供）

但我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自我，得到了非常宝贵的反思：科学想要剔除的是个体的偶然性，一只鸡做了什么也并不重要，得不出任何结论，但不代表这只鸡的“鸡生”就没有意义。

人做实验，采取的是上帝视角，而人活着，采取的是“我”视角，人生处处都有偶然的意义。

虽然从事实中寻求道德规范是一次失败的探索，但它让我认清了自己的需求：希望拥有更强大、更包容的爱人的能力。

我始终认为，为什么爱，为什么活着，不是终极的利益目标，是终极的人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