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大学后，我的父母开始催我找对象、结婚、生孩子，在各种理由中，妈妈提到了一点，咱们家的钱收不回来了。我就想说，你钱收不回来怎么办？我就给你办个六十大寿呗。”

听到这段话是去年10月，我第一次见Wandi。作为一个在澳洲讲脱口秀的中国女性，她被邀请到悉尼大学中国讲坛参加分享活动。这个讲坛的嘉宾以学者居多，一头蓝绿色头发的Wandi上来就改了改气氛：“大家好，我是Wandi，太棒了，这掌声可比我说脱口秀的时候热烈多了，再来一次。”

Wandi在分享活动现场。

Wandi今年29岁，8年前出国，到墨尔本大学读艺术策展的硕士，毕业后当策展人，在广告公司、活动公司做过多份工作。2021年，她开始讲英文脱口秀，两年里，她拿下过悉尼久负盛名的JokeOff喜剧比赛的冠军。

2023年，她举办了自己首个专场演出，取名为《叛逆的中国女儿》（Rebellious Chinese Daughter）。专场的灵感，就来源于红包：

“过年的时候收红包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我妈妈比较开明，不需要我上交红包，但有个条件：得告诉她红包里包了多少钱，是哪个叔叔阿姨给的。这样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妈妈才可以把这个人情还回去。”

Wandi把亲朋好友的关系往来形容为“一个大池子”，钱就在里面轮转。这里面有个关键点，“你必须结婚生小孩，不然这个现金流就断掉了。”

???????

在澳洲这几年，在以男性为主的脱口秀舞台上，Wandi把过往生活的真实细节融入到自己的创作和表演之中，呈现一个亚洲年轻女性在日常生活里不太舒服的部分：“有时候会让你愤怒，但也不至于去和朋友分享，那我就把它写下来，以喜剧的形式表达出去。”

当一个亚裔女性去讲脱口秀

Newtown是悉尼的一个热门街区，沿街有好看的涂鸦、vintage店铺和brunch小店。因为周杰伦坐过的一张椅子，有无数小红书网友到此打卡。下午5点多，这里便人头攒动，早早下班的澳洲人，钻进沿街的酒吧里。

Newtown街景。

我再次见到Wandi时，她刚刚结束白天的工作，来讲开放麦。这里过去是一间旅馆，如今是复古酒吧的样子，三层有一个方方正正的演出场地，被一个喜剧厂牌租下。现场摆放的椅子不超过20把，实际也没坐满。但这场开放麦的表演人数超过了30人。

这里不设演员休息区域，Wandi在走廊上仅有的一张沙发上坐下，向我介绍澳洲的脱口秀文化。

虽然发展较早，但因为澳洲地方大、城市散、人口少，整体“很佛”。当时演出的厂牌在悉尼很有名，但演出全程只有一个人负责，这个人既是老板，也负责场地音响和检票；正式演出时，他又作为演员上台了。

我们聊天时，涌入走廊的表演者越来越多。大家互相寒暄后，继续对着手机或手掌大小的笔记本，练习自己的稿子。黑压压的人群里，只有Wandi和另一位演员（即当晚的主持人）是女性。

“不管是演员还是幕后人员，大部分都是以男性为主。我第一次讲开放麦也是这样，全场三十几个人，只有我一个女的。在场的不纯是观众，很多都是等待上台的人。第一次出现在如此高密度的男性环境里，我其实是非常不适的。”

（图/受访者供图）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一篇报道提到，在澳洲，脱口秀是白人男性的游戏。脱口秀线下演出里有一个叫“booker”的人，类似于中文里“制作人”的意思，他可以决定这场演出由哪些演员来演。Wandi做过统计，截至2023年底，整个悉尼只有三个女性booker。

但女性脱口秀演员也有所谓的“优势”。出于平权目的，澳大利亚乃至西方很多正式演出，不允许台上只有男性演员，至少要有一名女性。Wandi作为亚裔女性，还能“帮助”演出方把有色人种的比例升一升。

与此同时，另一个困扰在Wandi心里产生：“刚开始讲脱口秀的时候，就接到了大场合的演出机会，机会非常好，但我又会觉得，我真的配吗？”是为了满足所谓的“正确”，还是真正觉得她可以才让她去演出？

随之而来的还有压力。“一个女演员告诉我，她在上台前，有男性观众说了一句‘better

be good’，说这女的最好是好笑的。男演员太多了，不好笑还有下一个，但是女演员只有一个，你会莫名其妙有种责任感在身上。”

不只是脱口秀的舞台，在碰到合适工作机会时，Wandi也会有类似的困惑。对方给她机会，究竟是因为她是中国人、是女性，还是因为她的能力很符合岗位需求？在多元种族和性别平等成为政治正确的澳洲，这并不是一个能得到准确回答的问题。

Wandi和女演员们的聚会。（图/受访者供图）

初出茅庐时，她问同行女演员：作为少数，如何才能更好地融入这种男性主导的环境。大家却告诉她：“不舒服就别去了，找观众比例比较好的场子去试，段子也能磨得更好。”

得到这样一个答案，是Wandi没想过的。但这也许是一个很好的答案。与其融入一个主流群体，不如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表达上；与其想要搞清楚自己被选中的原因，不如把外在的标签内化成自己的一部分。正如Wandi所说：“往前冲就完事儿了。”

把刻板印象当作武器

“Hi, I am Wandi from China.”主持人介绍后，Wandi总是在观众的掌声中不紧不慢地走上台，看着大家从很亢奋的氛围中冷静下来，不再交谈，甚至放下手中的酒杯。等空气凝结几秒后，她才以慢于常人的声调开始演出。

（图/Stand Out Comedy）

Wandi不喜欢很大的声音。她从不当演出的主持人，觉得自己的能量值很有限。她去上过表演课，最后得到的启发就是：不需要超出自己的舒适区来表演，她不是一个天生的演员，更要靠真实性来打动人。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与Wandi在舞台上的“人设”一致——一个内向的中国女性，讲一些内向的段子。这也迎合了许多人对于亚裔女性的刻板印象：温柔的、乖巧的、善解人意的、略显自卑的……但这只是Wandi“策略”的一部分。

“我利用刻板印象，会比我讲故事来构建自己在观众心中的人设快得多，这个标签是不对的，但我希望自己的舞台形象可以很快建立起来。”

“声音比较小的人天生有一种能力，就是让别人安静下来。我是唯一站在舞台上的人，你必须听我说话。” 等观众沉下心来看她，作为“弱者”的“反击”就开始了。

Wandi抛出了她的第一个段子。她分享自己最近拿到永居身份的消息：“你无法想象有多少人和我求婚，忽然间，每个人都变得如此亲切，他们还给我工作机会和很好的薪水，原来特权是这么个意思啊！”台下以白人为主的观众，一下子从安静中爆发出了笑声。段子响了。

半个月后，在悉尼唐人街另一场以亚裔观众为主的表演里，当Wandi再次讲起这个段子时，台下的反应平平，Wandi继续抛出下一个梗：“如果你在中国出生长大，请你欢呼一下好吗？”人群中安静片刻，有几个人举起了手，Wandi接话：“谢谢你们，确实是中国人，不欢呼，会举手。”人群里这才有了热烈的反响。

Wandi在悉尼唐人街演出。（图/Chinatown Comedy Club）

Wandi经常在演出开始前，根据观众特质来调整段子内容。建立在不同人群的刻板印象和痛点基础上，出其不意地冒犯，才能戳中观众的笑点。

在关于单口喜剧的研究中，很多亚裔演员会用刻板印象来当作“武器”，这是一种扭转权力关系的手段。很多时候，亚裔被西方世界他者化，但在脱口秀的世界里，演员掌握了把主流叙事他者化的权力。正是这种来自于“弱者”的反杀或者毒舌，让谈判空间得以产生。

只不过，在现实生活中，这种谈判是非常隐蔽的。没有多少人会把歧视挂在嘴上，Wandi都不确定，自己遇到的情况算不算歧视。比如有一次演出完，一位观众质疑她：“你带有中国腔的英文口音是装的吧？装得更像一个中国人？”Wandi诚恳地答道：“我没有，这是我最好的英文了。”

（图/dominiqueberns.jpg）

绝大多数情况下，来听脱口秀的人是比较放松的。演员没什么架子，观众会展现出自己比较善意的一面。一场演出结束后，如果是专场，Wandi会站在门口一一送别。如果是拼盘秀，她会融入现场，喝一杯冰可乐，和来打招呼的人合个影。走到地铁站这一路，都会有人上来和她说一句“Good Job”或者“Funny”。

一场好的演出，能得到别人“你很幽默”的反馈，这对演员来说是很大的鼓舞。我在思考一个亚裔女演员如何反杀权力，但Wandi也觉得：“笑话的前提是得好笑，人家是来听脱口秀的，我认为好笑比思维深度要重要。”

我在他乡挺好的

观众对Wandi的评价中还存在一种误解——因为她的高颧骨、小眼睛，她经常会被认作是韩国人或者日本人。老一辈人有一种说法是，像她这样的长相，未来会克夫。她的母亲也发表过建议：“去割个双眼皮吧。”

Wandi在阿德莱德艺穗节。（图/受访者供图）

Wandi把很多和家庭的拉扯写进段子里吐槽。比如她讲家里亲戚催婚催生，行为十分荒诞：“去年姥姥生日的时候，我和她视频，发现了家里有个不认识的小孩，原来是舅舅从别人家‘借来的’，老人很喜欢小孩，但是家里的孩子们不愿意生，那就只能‘借一个’。”

但回过头去看，现实生活中，她其实很少会像脱口秀那样，展现出一个中国女儿直接的叛逆：“我是一个非常擅长不正面冲突的人。”Wandi的妈妈知道女儿在段子里吐槽家人，但演出外，她们达成了共识——在家人面前，她愿意去维系一种表面的和平。

事实上，在更稚嫩的时期，Wandi也是和大多数的中国孩子一样“随大流”，循着标准，去做那些被认为是正确的事情：“我喜欢画画和跳舞，家长只觉得那些是爱好，而在我数学成绩取得很大进步的时候，他们给我很大的鼓舞。”她报考大学时，当老师的母亲为她选择了财政专业——一个很有前途的领域，还早早规划着要送她出国留学，目标也是金融。

就像在舞台上施展“弱者”策略那样，Wandi会慢慢蓄力，在自己可以主导的世界里一步步去完成这个协商的过程。

（图/受访者供图）

刚上大学的时候，妈妈总给她买粉色毛绒的衣服，“我骨架大，长相也不是可爱一挂的，我很不喜欢，但是并没有当下做出反弹。”她选择的方式是，收到快递就冷处理。

大学期间，她虽然每堂课都去，也满足考试毕业的要求，但除此之外，她从没有干相关的实习，平时泡在舞蹈社团里，和同学们出现在学校晚会上。学校在南方，家在北方，隔着物理空间上的距离，她可以很快沉浸到自己摸索的人生中去。

到了申请海外研究生时，母亲帮她联络中介、准备各种金融专业项目材料，她则一声不吭，申请了墨尔本大学的艺术策展专业。等到真正拿到offer后，Wandi才和母亲摊牌：“她甚至怀疑对方是不是骗子，问我‘你真的要去吗？’”

也许是Wandi那一刻的坚定，让母亲接受了无法控制女儿的事实。

但，即使“叛逃”了母亲的决定，Wandi也会下意识规避风险，尤其是在人生经验不丰富的情况下，她没办法独立做出选择。

转折发生在毕业后的第二年，她忙得像颗陀螺。白天有一份全职工作，要维持生计。每个周末，她回归喜欢的舞蹈。Wandi跳莎莎舞，这类舞蹈源自拉美，脱胎于拉丁舞，但是没有那么多标准，更强调自由气息。她很喜欢这种不需要通过说话、用肢体语言完成沟通的感觉。

年中，朋友邀请Wandi作为青年艺术家参加一个群展，她要处理不同尺寸的作品，再跑打印厂，然后装裱、布展。“其实我在陈列上有很多想法，但是没预算了，最后去超市买了棵便宜的圣诞树，把作品们夹在上面。”

那颗圣诞树，Wandi把这个作品取名《本命年》。（图/受访者供图）

暴风忙碌过后，Wandi形容自己“一下子醒了”：“感觉以前是在配合世界去做一些事情，我为什么要给自己套上一个框框呢？我不需要成为谁啊。”

她更关注自己了。策展、跳舞和如今的脱口秀，都是她呈现自我的方式，“其实有很多故事或者想法，它一直在我的心里，我可能不知道它的形式是什么，但我知道这是我需要表达的。”

去年5月，Wandi裸辞，生活处于一个不稳定的状况。但她没告诉家里，她也习惯了在外报喜不报忧。后来，Wandi她接了一个短期项目，在悉尼歌剧院当制作人助理，只是临时工。但她没细说，只告诉家人自己有了一份悉尼歌剧院的工作，“歌剧院嘛大家都知道，他们内心是有一种骄傲感的，那就够了。”

这些年，即使远隔千里，Wandi还是觉得自己和母亲在心理上更加靠近了。“也许是和大学生打交道吧，很多以前她不太能接受的东西，现在也能理解了。她看到身边年轻人的变化，也会思考，我闺女是不是这样。”

前段时间Wandi回国探亲，妈妈见到了女儿新染的蓝绿色头发：“她觉得我的发型特别好看，在全家聚会上，夸我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