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春节大会就像家庭年会,也有一定的KPI要完成。
说是新年谈心,不如说是一场大型的危机感展演。年龄焦虑、婚姻焦虑、工作焦虑、存款焦虑……它的背面其实并不是年轻人与长辈的决斗,而是传统与现代价值观体系、新旧生存法则、老一辈与后一辈、父母与儿女身份等搅拌在一起的,复杂的世代话语权的争夺。
华东政法大学文学教授杜素娟曾形容这是回家的“危险时刻”,如果寻常的决斗尚有输赢之分,那么在这场思想代际的战场上,无论谁看上去赢了,其实都是输家——退一步的人可能只是忍气吞声,而表面胜出的一方也未必能真正令人心服。它甚至可能是没有结果的。
对于代沟的难题,杜素娟教授给出的答案是“无解的”,但她仍提出了一些小建议,那便是尽量减少辩解的欲望。看似“自我投降”的无奈选择,这或许也是新一代年轻人不那么愿意回家的原因之一,不是“不想回”,而是“不敢回”了。
但依然有无数年轻人给出自己的解法:比如迫切期待一场话语辩论。
F编辑部邀请了内部女性记者、编辑、作者们,匿名聊聊自己的故事、“不想回家”的理由。她们回家以后,不自觉地对自己的原生环境展开微型的观察,而这些处境,也许是被不同的女性一起共享的。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察与故事。
作者 | 新周刊编辑部
编辑 | Felicia
题图 | 《欢乐颂》
又想离婚的表姐,
总是催我结婚
@爱丽丝
日常腰痛的编辑,90后
每逢佳节欲断魂。为了抵抗各种来自亲戚的凝视,我决定反向观察他们。在心里对他们进行肆无忌惮的解构,是我不至于被湮没窒息、夺回心灵空间的办法。
每年初一拜年,表姐L对我的打量尤为奇怪,她总是眯着眼睛,嘴角微微上扬地问一句,“今年呢,有没有啊?”她说的“有没有”,当然指的是对象。紧接着她眼里流露出悲悯,似乎在她眼里我有什么残缺,我一定很孤独吧?
(图/《On Call 36小时2》)
于L来说,恋爱是酷女孩的行动纲领,结婚生子是成熟女人最重要的归宿,这是L对我投以悲悯眼神的原因。
小时候,我经常被妈妈放在姨妈家,我也乐于跟年纪大的哥哥姐姐一起玩。L在我眼里是很酷的,上小学时她和同龄女孩不一样的是,她既玩芭比、跳绳,也玩玩具枪。她身上有一些江湖气,经常为其他人打抱不平,带着一群男孩、女孩在田里寻觅果子,点燃爆竹烟花她则抢在前头。这种酷女孩特质让她在孩子群里有些威望,我有些崇拜她。
随着她升上初中,她的江湖气里掺了些羞涩,她的身体开始发育,从瘦竹竿变成了微微发胖的小萝卜,她带我去买衣服,在镜子前看着自己的腿,叹了口气,“萝卜腿”。
她恋爱了。我看到她用信纸写情书给喜欢的男生,折成心形放在口袋里,她旷课,骑着摩托车风驰电掣和男孩子约会,她的江湖气让她在爱情里总是赴汤蹈火。她横冲直撞,就像我小时候看的偶像剧里的女主角一样。
(图/《阿黛拉的非凡冒险》)
也许是因为当时她家庭条件比较好,她几乎没有要好好学习“改变命运”的想法,中考成绩在意料之内,她去上了中专。她那轰轰烈烈的初恋闹得尽人皆知,但因为男方经济条件太差,这段恋情遭到全家人阻止。当时她差点跳楼,一条腿都迈出去了,被亲人拉回来。两年后,我大学放寒假回家发现,她有了新的男朋友,这一次,家里人都很满意。23岁,表姐结婚了。
这位表姐夫长得很清秀,害羞而沉默,是他们家唯一的男丁。表姐很快怀孕生下了大女儿,春节回家,我见到了表姐夫,他在牌桌上斗得猛,任由我表姐叫他看一下孩子也不回应。
几年后,又是一个春节回来,她已经生下了第二个孩子。也许那时候婚姻已经在崩裂边缘,无助中继续生孩子以为能弥合矛盾是很多女性的本能。小女儿两岁的时候,他们离婚了。大女儿跟着前夫,小女儿跟着她。
(图/《消失的爱人》)
隐藏的财务危机浮现,离婚时,她才恍然想到她用自己身份证帮丈夫贷的几十万只能自己还,她把孩子交给母亲,自己跑起了滴滴。
那时候我发现,表姐的微信名变成了“傻女人”。她还是很江湖气,只不过她好像早从“小萝卜”变回了“竹竿”,身体愈发干瘦,脸颊上由于没有肉,都凹陷进去了。
我并不是个反对“恋爱脑”的人,但我的经验让我以为,小镇里的爱情脚本,某种程度上以女性的驯服和自我折叠为代价,所谓“和美”的婚姻更是如此。它考验男人冷暴力的能力,考验女人牺牲的尺度。
离婚几年后,表姐又恋爱了,这一次是一个话很多的豪气男人,脖子上挂着金链子,长得宽阔威武,对亲友慷慨无比,看起来也很疼爱姐姐。逢年过节,他总是喜欢邀请我们所有亲戚去玩,包车包吃,去KTV喝酒,去饭店吃野味,亲戚们好不快活。慷慨是够男人的表现,他对表姐和前夫的孩子也和气大方,他似乎无可挑剔。但大男子主义的危机已经潜藏。
慷慨和义气需要本钱。他几乎没有一份正式的收入,就这样走入了歧途,入了监狱。
两年回来后,他一无所有,大男子主义让他变成一头脆弱敏感的野兽,他经常发疯般觉得我表姐看不起他,夫妻俩的争吵时而升级。现在,表姐好像疲倦了,她想离开,但是所有亲人都劝她忍一忍,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
表姐年纪大了,还带着孩子,在他们的眼里,离婚吃亏的只能是自己。
(图/《我无法恋爱的理由》)
已婚已育的我,
也想有一回叛逆
@Xenos
代号“老实好人”的记者,90后
都说现在年味变淡了,当中大部分的原因也许就集中在被家人亲戚审视的不适感,仿佛像每个人都要在其乐融融的聚餐当中,做好表情管理,接受来自家长和亲戚的审视和盘问,来一段年终人生KPI总结——你今年完成任务了吗?
于我而言,我可能是反应迟钝和晚熟的代表。以前还有那么一丝觉得这样的询问或许出自关心,但现在愈发觉得这种场合下的空气散发着某种尴尬,让人窒息,仿佛没完成任务,这一年就算白活了。
(图/《我选择了不结婚》)
婚恋和生育显然是当中的焦点。被检视的思维惯性可能早已潜藏在我的内心。结婚前瞒着父母谈恋爱,每次过年回家最窒息的就是被过度关心,甚至给你盘算、询问了不错的介绍对象。等到明确了你正在谈恋爱,他们又像调查户口似的审视结婚条件是否充分。结婚之后,任务没有丝毫过渡期,直接跳到下一个阶段,也就是“催生”。
我身边的同辈亲戚大都对这样的流程见怪不怪,甚至他们早早完成了长辈们交代的任务,完成之后就与长辈们站在同样的位置,以同样的姿态检视你,带着某种侥幸的感觉,甚至有的变成了这场“游戏”的参与者。我身边的女性朋友,对于“催婚”“催生”厌烦到甚至麻木,过个年都像带着“度劫”的意味。
对我而言,“催生”带来的压力和焦虑感显然比“催婚”更强烈。我家属于十八线小城镇,所以这种来自传统的压力不局限在亲戚和家庭,而是环绕在整个小城的氛围下。我和朋友都算是循规蹈矩的“好女孩”,我们显然没有做过很酷的事情,有些早早按部就班完成任务,有些还在压力下挣扎抵抗,但这种抵抗依旧是保守且脆弱的。
(图/《摩登家庭》)
那些不进入婚恋传统叙事的人,我们身边的例子少得可怜,甚至有些会被拿来当成异类的谈资。近些年,当我妈在我面前谈论起来,不免带着审视异类的眼光,我会非常反感地怼过去,但我知道她还是不会轻易改变。我有些悲哀和无力。
在这样的小城镇,就像笼罩着一种传统观念的金钟罩,打从我有小时候的记忆开始,到现在,都没有任何松动,还是如此坚硬难以攻克。
我度过了这两个阶段之后,显然这种任务的循环还会持续。我可能逐渐对这样的眼光和询问趋于麻木(虽然现在还会敏感),但我坚定地想要尊重我自己的意愿,不想再做他们眼中的“好女孩”,愿我们都能勇敢一些,早点迎来我们的叛逆期。
(图/《没有工作的一年》)
在城市长大的我,
也想过要不要“断亲”
@小猪佩奇
犹豫要不要剪头发的编辑,90后
我早几年就已经做好“断亲”的心理准备了。和不在城市长大的朋友聊,他们总觉得城市里的亲戚应该会懂得“距离感”一些,我的体验并不是如此。亲戚们总是在传播他们的人生思想,不管是富还是穷,总有一些亲戚迫切地想通过社交,获得某种主流价值的确认。
我小时候生活在城市的边缘,我成长的年代与这个城市的发展同步,我见证着周边一些亲戚成为了隐形富豪,房产中介会很亲切地称她为“姨”,问她最近有没有看中哪套房。而有些亲戚跟30年前一样穷,一家人挤在狭窄的旧房子里,没有太多私人空间,生了孩子后为了生计打工上早晚班,也没时间教育。我们家在浪潮里面起起落落,最终着落在比较安逸且有盈余的位置,我的父母早年为此非常辛苦,当然还靠着许多幸运和转折性的选择。
(图/《独自生活的人们》)
这种经历让我获得一种观察周边的视角,有钱人的焦虑和没钱人的焦虑我都能接触得到。没有稳固文化与权力资本的富一代,他们如何把儿女的婚姻当作维护阶层的手段,对儿女婚姻的焦虑也是对自身阶层焦虑的映照。他们曾经很穷,再过去十年变回穷人,也并不是不可能。
我的亲戚之中,最热衷于为别人当媒人、给女儿找对象的便是我四十多岁的堂姐。她是那种工作与社交能力很厉害、也挺有钱的“女强人”,但她反而是最热衷给人凑对的。每回介绍对象,都会把人简化为条件与数字,给双方参详,她对此乐此不疲,且紧迫感强。
也许她的行为正是在给自己的过去做代偿一一恰恰在她年轻的时候,她选了一个很好看的男人做老公,我不知道她是否会将之称为爱情,但结婚以后,男人从来没有工作过,没赚过一分钱,亦不参与家务和育儿。他们的婚姻一直持续到现在,堂姐变成了不抱怨却“撑起一切的女性”。虽然她不曾提起这种苦,但小时候我在她家玩,经常听她女儿为妈妈抱不平。在我的堂姐阶层上升的故事里,她的伴侣并没有成为她的助力。
而另外一个五十多岁的女性亲戚,总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太自私,晚婚晚育,结了婚还要
AA,每回聚餐都得听她“批判”年轻人的价值观。可这么多年,我却目睹着她死死地捆住不幸的婚姻,几近窒息。夫妻俩生活在同一个家里,却连一句话都不与对方说,孩子离开家以后,她唯一的沟通对象是她收养的流浪狗。她为自己恐惧离婚所作的开脱之词,便是“离婚是自私的行为”。
(图/《欢乐颂》)
回家的我,
没有一个自己的房间
@陈德邦
“没时间玩”年度入选编辑(自封),95后
长大后看《香港爱情故事》,老实说,最有感触的不是社畜的情爱浮生,而是“劏房女孩”陈子婷的无奈。她们一家四口蜗居在不到二十平方米的房子里,平均每人能分到的空间只有一米宽的床。
这其实是我整个童年和青春期的缩影。如果非要说一个过年不想回家的理由,家长的催婚相声尚且能见招拆招,唯独“没有一个独立房间”所带来的不断被模糊化的边界感,才是更磨人的。
(图/《香港爱情故事》)
人与人的密度在这里被无限拉近,但有时候带来的不是温馨,而是混乱与苦恼。读书时期,我一直和妈妈住在同一房间里,因为逼仄的房子需要住下四口人,空间安置可谓是寸土寸金。
这里不被允许上锁,每个房间都被自动划分为
“公共区域”,塞满了不同种类的生活用品,每个人都有权利自由进出。没有独立的房间,带来的是集体生活的便利,但另一方面私隐的空间也被不断切割。
我的换装总是更早地接受到女性长辈的质疑,有时前来探访的姨妈、姥姥、外婆,还会通过我无处私藏的物件,判断我是否“花多了钱”,是否“买了根本没用的东西”。
或许也正因此,我比同龄人更早学会了“断舍离”,那些稍有新奇的衣服、少女漫画书,在被长辈发现前,我已学会了销毁物证。毕竟,我不能保证哪一天它们会出现在别人手里。
(图/《小小姐们》)
心理学上说私隐,其实是一个人“自我”根基被建造起来的立足之本。边界的退让,意味着“控制权”的交付。长大后已经拥有一个独立房间的我,要再重新进入一个全然没有秘密的空间,需要勇气才能再次承受“被动的自我溶解”。
没有独立的房间,并不是我一个人的缩影。在寸土寸金的城市,这可能是大多数从物质贫瘠的家庭中长大的女孩都有过的经历。有时候,没有独立房间,也意味着承载情绪自由的空间,无限丧失了。
我的朋友美婷常用“压抑”来形容那段青春期的灰色。因为和外婆一起同床共眠,失恋的情绪崩溃、成绩没考好的伤心,与父母争吵后的愤怒,都成了她成长中内化为自我压抑的习惯。毕竟在长辈眼中,快乐可能不需要理由,但“不快乐”需要。
(图《狗十三》)
其实,我很能理解女性长辈对“女孩拥有一间独立房间”的不同理解,她们并不是漠视需求,而是“从来没有得到过”,所以,也理所当然地认为“没有”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儿。她们没有看过伍尔夫的关于女性房间的宣言,她们或许也渴望过拥有自己一间房,但贫瘠的时代,从和姐妹同房到和丈夫同居,这似乎已经成了老一辈乡镇女性更为内化的观念。
或许,只能等到某一天,当我也能为妈妈贡献一个独立的房间时,她才更能明白,一个独立空间之于我的精神隐喻和重要性。
在小镇,
躲不过的焦虑
@想当俗女
需要拯救脖子的编辑,95后
我的老家坐落在广东东边、一座开车不到半天就能绕完的小镇上。对这里的记忆不算太多。小学时和爸妈跑到了别的城市生活,从那之后,小镇于我而言就是个特别而矛盾的存在。
原来我一直没法说清楚,直到去年看完《过往人生》,好像才找到了一种较为清晰的解释。小镇之于我就像韩国之于女主,你和它之间存在着某种基因、血液的联结,可如果有得选,你不会想要回到那种文化之中。
(图/《过往人生》)
我有个87年出生的堂姐,从小就是我眼里的时髦姐姐。每回考古看到Y2K千禧风look,我都能想起印象里她的样子,有层次所以看起来很飘逸的黑色长发、松垮的牛仔裤、盈亮的唇彩。
最早我所羡慕的自由也来源于她,大学时她考到外地,远离父母,自己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她在我如今这个年纪时,经常听说她又去了哪哪哪旅游。
女人不是24岁就得当妈,我是在她这里知道的。在她想结婚之前,亲朋戚友不论如何对她狂轰乱炸都没用。我觉得这可能是我如今对催婚颇能免疫的理由之一,你早就知道言语在足够确定的个人意志面前其实可以忽视。
我想过,如果可以,堂姐应该不会想回到小镇的文化之中,毕竟她曾极力逃避过。有好几个新年,她都刻意挑了亲戚密度最高的时间去旅游。她是我们这一代年纪最大的孩子,彼时过年,几乎所有人都盯着她一人的情感状况,苦口婆心地催。
(图/《过往人生》)
后来还是听说,她不打算漂了,决定回老家。我没特意问过原因,但我这几年似乎颇能理解,女性的逃离是比想象中更费力的事情。哪怕非常信奉自我、独立,但“不想依靠他人”的愿望和“感觉没有支撑”的悬浮感,在心灵感受上,是全然不同、同时共存的两件事。
如果不想漂着,堂姐的退路就只有小镇。她的父母一生都生活在小镇上。
结了婚、生了小孩之后,堂姐不像以前那样躲避人多的聚餐环节了,她在老家开了自己的瑜伽工作室、买了自己的房子。如今,亲戚不会再拿她当家里的反面教材,相反,她是每个亲戚都多夸两嘴的成功女性。可这依旧没有增添我对小镇的美好滤镜,说到底,他们赞颂的还是那套统一的标准罢了。
而像我这样,还在打工的大龄单身女子,在他们眼里,依旧是需要努力教育的重点对象。
(图/《东京白日梦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