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育新时代，人们需要桩桩件件的具体叙事去了解，是什么促使我们决心孕育一个新生命，又是什么让我们暂缓这个念头。

生育选择从来都是热门话题。而不断变动的时代背景、生育政策变化和生育观念的演进，为这个话题提供了复杂的讨论框架。从法定婚龄到更年期，女性总是面临“是否要生孩子”“如何抚育孩子”的问题，但这本该是整个家庭甚至全社会都共同考虑的问题。

生还是不生？这项研究告诉你

从做出生育决策的那一刻起，甚至更早，女性就已经被架到母职的高台之上。她们总会被询问：“结婚了吗？”“生几个？”“男孩还是女孩？”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蒋莱从2017年开始关于二孩妈妈群体的研究，那时候距中国二孩政策正式实施刚好一年：“在我们70后这代人的词典里，几乎没有‘不婚不育’这样的词。70后、80后的女性很少会纠结‘生不生’的问题。当85后、90后的人群成为主流育龄群体和生育政策的目标对象时，越来越多年轻人认为生育是个人选择，而非必须。”



蒋莱，拍摄于2024年1月。（图/受访者提供）

蒋莱认为，人们无法仅仅依赖老一辈的经验来看待生育这件事。在生育新时代，人们需要真实的生育叙事。她希望能够通过对生育女性的观察和交流，梳理出女性个人生命体验和时代、社会发展变迁的连接。

研究生毕业后，蒋莱进入体制内单位，结婚不久意外怀孕了，在“早晚都要生，早点完成任务，身材还恢复得快”等看似不假思索的赞同声中，蒋莱有些被动地成为一名母亲。

生育的经历让蒋莱开始思考：年轻女性在规划自己人生时，需要考虑何时结婚以及何时生育？对于已婚已育的女性来说，她们已经在妻子、母亲、女儿、儿媳、职场人士等多重身份中忙碌着，同时她们还要面临是否响应时代潮流作出再生一个孩子或多个孩子的选择。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大家依然将育儿视为家庭私事，社会政策和福利体系尚不齐全，女性无偿承担了其中大部分的照料工作。

蒋莱想知道：在当今中国社会，生还是不生，究竟意味着什么？

当蒋莱刚开始做二孩妈妈群体研究的时候，沈洋还在英国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当时，沈洋在社交媒体十分活跃。蒋莱发现沈洋是国内为数不多的专业为性别研究的博士，便在网上向她发出了共同研究二孩妈妈群体的邀请。



2015年11月，沈洋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毕业时拍摄。（图/受访者提供）

彼时，80后的沈洋刚刚结婚，而70后的蒋莱正在为要不要二胎陷入纠结。两个女性学者虽然人生经历迥异，却和无数女性一样，同处在一个“生还是不生”的人生节点上，于是她们决定做些什么，为自己，也为更广泛的女性。

生育如何改变了女性？

母职困境，隐藏在母爱神话的光环之下。

育儿的代价往往是未知的和被遮蔽的。女性的困境，唯有女性才看得真切。书中访谈的高学历家庭夫妻，妻子仍是育儿分工的主要承担者。

书中写到的一位70后二胎妈妈文清，生育之路极为不易：第一胎顺产时经历过大出血，二胎生产时再次大出血，险些止不住，经历了一场“生门”的煎熬——流血量达到可怖的2700毫升，身体置换了三分之二的血液。

在那样的生死关头，文清清楚记得，丈夫一直在刷手机，连医生都看不下去了。当她抢救回来后，医生嘱咐得有人一直给她按摩双腿，防止血栓。丈夫给文清按了大概三分钟，就说手好酸，不行了。

一旁的婆婆严厉地责备了丈夫，最后自己动手给文清按摩。那时候文清觉得，只有女人对女人是感同身受的，也始终对丈夫在她生产那天的表现难以释怀。



在结婚九年、生育了两个孩子后，她才开始仔细复盘自己“丧偶式育儿”的经历。而在沈洋和蒋莱访谈的对象中，文清并不是孤例，家庭的育儿主力几乎都是祖辈、母亲和阿姨，丈夫的参与度较少。

有一位叫钰涵的采访对象，她当初不顾父母反对，嫁给了大学时代跟她一起打游戏的男生。生了二孩后，育儿全靠钰涵的娘家支持。“本来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我丈夫什么都不搭手，我想生了第二个，他总能长大一点吧，责任心应该更强一些，但是他进步没有那么明显，我就更累了。”钰涵有时候觉得自己养了三个儿子，“每天穿什么衣服还要我给他找。”

书中提到了夫妻间的思维和行动脱节的实例：“钰涵时常感到，做家务最累的不是体力上的辛劳，而是精神上的疲惫——她的脑海中始终有一个严格的时间表，每件事都必须按时完成，不能有丝毫差错。而她的丈夫却没有这样的时间压力，他虽然会按要求完成家务，但一旦有空闲，就会坐下来打游戏，而且常常是玩那些难以立即停止的游戏。”



《新生育时代》中提到，许多女性决定生育二孩的一个重要条件，是祖辈对于孙辈的抚育支持。父母的帮助不光降低了女性的家务成本及育儿成本，也保证了她们的全职工作。例如书中提到一位叫颜文婷的女性，怀二胎之前先询问了母亲的意见，在母亲表示愿意继续带二孩之后，才放心地怀孕。

隔代抚育的普遍性，与目前国内0—3岁的普惠性托育机构普遍缺失有关。今年10月28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通知，围绕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出台13条具体举措，其中就包括完善普惠托育支持政策。

在蒋莱看来，当下国内文化市场涉及生育的作品，不是孕产胎教就是亲子百科，核心理念完全是以孩子为中心的延展。似乎一旦选择成为母亲，女性的身心价值就是服务于孩子的福祉，与此同时，女性个体会遭遇什么、失去什么、选择什么，似乎都不重要。

今天年轻女孩中蔓延的恐婚恐育思潮、城市妈妈加入鸡娃大军，都和狭隘化、密集化、单一化的母职氛围有关。蒋莱与沈洋的研究，是希望通过记录个体的生命体验，给女性一些更具体的、带着问题意识和具体场景的参考，为这场艰难的选择做一些知识储备。



男女之间如何看见彼此的困境

我国法律在孩子冠姓权方面，是走在世界前列的。

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六条第一次以法律形式规定了“子女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202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五条写道，“自然人应当随父姓或者母姓”。在蒋莱和沈洋的四十余例调查对象中，有八例孩子随母姓的情况，其中七例是二孩随母姓，一例是一孩随母姓。

沈洋生育一胎时，曾经和丈夫商量冠姓权的问题，并一致决定用掷骰子的方式决定孩子跟谁姓。但丈夫始终觉得这种做法过于反传统，最终她只能让步。



这让沈洋有时觉得不公平，尤其当某些阶段她带孩子更多的时候，感觉更强烈。虽然定量数据显示，女性承担家务时间几乎是男性的两倍，但她依然感觉实际差距肯定更大。母亲在育儿方面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包含在孩子衣食住行上的操心，很难量化。

对孩子姓氏的协商，往往发生在母亲是独生女的家庭。随着2016年全面二孩的政策实施，这使得“二孩跟谁姓”的话题搬上了家庭的谈判桌。沈洋是独生女，她的父亲也希望她能有一个孩子姓沈。沈洋说：“没生一胎的时候我和我老公已经达成一致，无论孩子性别，二胎都是跟我姓。因为我们觉得这样才相对公平。后来在一孩出生后，他父母主动提出二孩跟我姓。我父亲也一直有这个期待。所以二孩随我姓是所有人都满意的结局”。



沈洋的人生经历，在外人眼中可谓是标准的“人生赢家”：30岁时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毕业，回国在顶尖高校任教，与同为海归学者的丈夫结婚，按部就班地规划落实买房、结婚、生育大事。

她在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担任副教授，研究性别社会学、家庭社会学和公共政策领域，但就是这样一位社会认可的成功女性，生娃后依然觉得生活“一地鸡毛”。自身的生育经历，让沈洋对于生育动机有着更为强烈和全面的反思。

作为85后独生女，沈洋追求个人自由与个体成长，她认为大人为孩子牺牲与妥协应该有个限度。她发现，身边以孩子为中心的、经济和情感过度投入的密集型育儿模式正在成为中产家庭的主流生活方式。因此她也时常反思：究竟在孩子身上投入多少才是合理的？

反思之余，她也积极实践。从一胎开始，她就试图打造一种不以孩子为中心的家庭生活。在给孩子报兴趣班时不考虑距离家里需要步行20分钟以上的兴趣班，因为“接送太折腾父母”。她把孩子送去不放寒暑假的私立幼儿园，家务、育儿请阿姨外包，用市场化资源配置的方式，打造不以孩子为中心、运转更自如的家庭生活，给自己争取更多私人时间。



在蒋莱和沈洋访谈的对象中，大多数来自城市中产或富裕阶层，有高学历和房产。她们生一孩到三孩都有很大共同点，比如工作稳定、经济条件宽裕。大多数受访者都在事业单位或公务员机构稳定就业。但是她们也意识到，母职履行对于这些有优势的妈妈都尚且处处不易，而更多不具备这些条件的女性要面临的“生命之重”显然更加严峻。

在项目完成时，蒋莱下定决心不再生育二胎，坚定地追求自己真正的兴趣和内心的使命。

她和沈洋都认为，这是一个对女性生育要求远远超过支持的转型时代。她觉得，生育的关键还是要缓解女性工作与家庭的冲突。这个宏大的命题，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去回答。

在沈洋看来，男女之间如果能看见彼此的困境，认可对方做的努力，或许可以促成一个更加平等的世界。个体可以做出微小的改变和尝试去打破不平等的分工，但更大的改变还需要依靠社会政策的完善和贯彻，“生育友好型”社会才不会沦为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