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丨李禾

编辑丨雪梨王



下腹部的剧痛是在11月6日天刚擦亮时袭来的。张婧从睡梦中惊醒，她感觉有人在死命拉扯、搅动自己的肠子，像是要把这具身体的某一部分撕裂。她使劲抱着枕头，用牙齿咬住被子一角，试图用这种方式，让痛感尽快消失。

疼痛不断加剧。张婧意识到，是肚子里刚满5个月大的胎儿出了状况。

那是她接到的第一笔订单。作为代孕母亲，张婧很清楚，成功生下这个孩子，意味着她可以拿到24万元——中介开出的价格，是她平日靠打工难以企及的数字。作为辅助生殖行业中的最受争议的部分，自1988年中国大陆第一例试管婴儿成功降生以来，代孕这个交织着繁衍、欲望和财富的地下市场日渐庞大。而它的底层逻辑，就是用金钱交易一个孩子。

一定得保住孩子，张婧强忍着疼痛，想要喊醒其他人。但在这个三室两厅的“宿舍”里，代妈们都住着单间，她低声喊了几声，没人听到。又挺了近两个小时后，早上八点多，她终于摸到床头柜上的手机，拨通了中介机构的电话。在暗自运转的代孕市场中，中介通常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微信名为“懒懒猪”的中介赶来了，她平时负责对接张婧。

张婧煞白的脸色吓坏了她。原本她只想把张婧送进一直合作的小私立医院，考虑片刻后，决定把她送到一家公立医院。去医院途中，张婧腹部有种强烈的下坠感。没一会儿，羊水破了，大量液体流到汽车后座上。

孩子保不住了，医生说。他们做了相关检查后，次日给张婧做了引产手术，从她的腹中取出死胎及胎盘。对这个死胎，张婧没有任何感情，甚至根本没有看一眼。即便流产前，她已经能感受到那个生命的活动——Ta时不时会踢一脚她的肚子。

如果把代孕比喻成一次赌博，张婧知道，自己赌输了。孩子没了，意味着她只拿到了之前的3万元。

“我还会有什么赔偿吗？”她问中介老板刘雷，“我还会有第五个月的工资吗？”

答案都是否定的。“我们也亏死了。”对方说，并配上了一个哭的表情。



植入

从被塞上那辆七座黑色商务车开始，张婧就不知道自己将要被带向何方。

车上只有她、司机和一个叫殷丽的中介。坐稳后，殷丽让张婧交出手机。张婧知道，对方怕她录音或录像，于是顺从地交了。她想要看看窗外，但车窗玻璃是黑色的，挡风玻璃则被司机和坐在副驾的殷丽死死遮住，丝毫看不到。

有段时间，她感觉到车子上下颠簸，由此判断“可能走了段山路”。就这样大约行驶了一个多小时，车子停进了车库。张婧走下车，一个持黑色安检仪的人将她从头到脚扫描了几遍，确定没有发出“嘀嘀”声，她终于被带入房间。

张婧知道，这里就是地下代孕实验室了。

中介告诉张婧，作为代孕妈妈，她需要在实验室移植胚胎；移植成功后，再连续注射一个多月的黄体酮，后期还得吃一些口服药，接下来就是正常产检，等待生产。



代孕中介对代孕的介绍

张婧环顾了下四周，大概判断出这是栋别墅。一楼的几个房间内，放着各种医疗仪器，穿白大褂、戴口罩的“医生”来回穿梭，“医生有男有女，年龄都挺大”。

很快，她被要求换上一套浅色“住院服”，躺在“货架”上。从她的描述看，所谓“货架”，其实是一张妇科检查床。医生让她张开两腿，抬起来搭在床边类似扶手的地方。张婧原本以为该打麻药了，但“医生”说胚胎植入不疼，不用打。

又有几个穿白大褂的人走进来，在她两腿之间操作。



中介说，他们的业务，不在医院开展

采访过程中，一位三甲医院生殖中心医生向我解释，“胚胎植入简单来说，就是用导管通过子宫颈，把胚胎放入宫腔内。”医生通常会先用胚胎移植管，在B超引导下，把导管放到子宫里，注入胚胎。

“胚胎移植管长度一般在18厘米左右，直径0.23厘米。”这位医生透露。

张婧对这些一无所知，她只记得，整个过程大约5分钟就结束了。

移植完成，意味着张婧体内有了一个与她无关的胚胎。她记得殷丽提过一嘴，说“客户是一对男同性恋”。张婧不信，“怎么可能呢？后期办出生证的时候，母亲一栏，总不能写个男的吧？”但中介说这不是她该考虑的，只管养胎就好。

接着，张婧被抬到另一张床上平躺了几个小时，再返回车库，被那辆黑色商务车拉回宿舍。在宿舍待了不到一天后，又被运到了200多公里外的南方小城。



张婧住过的其中一个代孕宿舍

在那里，她和其他代妈一起，住进了那个三室两厅的宿舍。等待在8个月后，制造出一个健康的婴儿。之所以是8个月，张婧解释，是因为胚胎植入前，已经在外面养了一个月。



成为“卵妹”

我是在9月底得知张婧代孕的。当时她怀孕三个多月。仅凭外表，很难把她和产妇联系在一起——她清瘦，稚嫩，高中生的模样。这是代孕中介眼中最抢手的那款，年轻、没生过孩子、没有伴侣。根据身份证上的信息，张靖今年22岁，但她说，当年办身份证的时候，父亲给她多报了两岁，“是想让我早点儿退休”；她也憧憬着几个月后能到手的24万，说要拿这笔钱去学日语，到国外打工，好离父亲远一点儿，再远一点儿。

父亲是她人生中最不愿意触及的部分。

母亲生完她几个月就因病去世了。不久，父亲又找了老婆，继母带来了两个孩子，张婧被要求喊他们“弟弟”“妹妹”。

张婧是被奶奶带大的，很多年里，她对父亲并没有什么认知。直到有一天，她无意中碰到父亲带着弟弟，在屋子里看色情影片。张婧说，父亲的形象在那一刻全面坍塌了。

长大后，她逐渐发现，父亲瞒着继母在外面不断找女人，前后带过几十个女人回家，“我爸是个很穷的男人，但他离不开女人。”张婧说，他宁可不要家人，也不能离开女人。她甚至透露说父亲“有性病”，他的微信签名写着，“人生，要看跟谁睡，睡对了才幸福”。

“我爸这一生都在谈恋爱。”张婧称，而继母大多数时候都在隐忍。

父亲的纵欲摧毁了张婧对婚姻的全部想象，她很早就断了谈恋爱和结婚生子的念头。

2022年6月高中毕业后，她去了一家咖啡店做服务员，每月工资2000元。

咖啡店离家不远，每天下班，她总会发现父亲带了不同的女人回家。这个沉迷女人的男人对女儿不管不问，也不会在她身上花什么钱——事实上，他原本也没什么钱，很多时候连自己都要靠80多岁的老母亲接济。

在这个南方小城，2000多元的工资仅够维持基本生存，张婧几乎存不下什么钱。

一次刷短视频，她无意中刷到了“招募试药志愿者”的内容。简单来说，就是药物上市前，需要做人体临床试验，正规的临床试验中心通常会招募一些志愿者去服用未上市的药，并从试药者身上采血，用于检验药物性能及稳定性等。

正规试药由临床试验中心直招。但有时正规招募应付不过来，这个业务便被很多中介承揽。一般情况下，临床试验中心会请相熟的中介负责招募。由中介招募的试药周期在一两周左右，根据药物品类不同，试药者能拿到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的补助。

张婧想要挣这种快钱。她联系到了中介，简单接触后，中介把她拉入了一个几百人的试药群。之后张婧发现，这个群里充斥着从事试药、代孕、卖卵、卖精生意的人。

做完常规检查，医生发现，张婧贫血，这意味着她无法成为那类药物的试药者。于是她回到老家，继续在咖啡店工作的同时，不时盯着那个试药群，想看看有没有适合自己的药物。

2022年11月前后，她在群里看到有人“高薪招募12-17天项目”。张婧以为是试药，加上对方微信一问，说是“捐卵”，做“卵妹”。彼时，张婧实际年龄不满18岁。

这位中介进一步解释说，他们的捐卵分为“盲捐”和“面捐”。所谓“盲捐”，就是客户只能得到女孩的卵子和资料，没法看到真人。“面捐”的话，可安排客户和“卵妹”见面。



“卵妹”中介

担心暴露隐私，张婧选择了“盲捐”。在这里，女孩子们是待价而沽的，学历、身高、年龄、外貌都决定着她们卵子的价格。中介以张婧只有高中学历为由，最终商议价格是2.5万元——张婧从未见过这么多钱。中介还告诉她，“这个很简单，躺那睡一觉就完事了。反正你每个月都要排卵，不利用一下，就白白浪费了。”

张婧心动了，她辞掉了咖啡店的工作，在中介安排下，到了一座南方城市。

从入住宾馆的第一天开始，就有一位自称护士的人，每天上门给她打促排针，一连打了近20天。被连续注射促排针后，张婧觉得腹部很胀，明显感觉肚子大了。“护士”说，是正常情况。

在宾馆住了20多天，她被带上一辆商务车，车窗也是黑色的，看不到外面。

目的地同样是一个地下实验室。在这里，张婧经历了麻醉。“医生”在B超引导下，用半个手臂长的取卵针（约35厘米）将卵泡液及卵子吸出。整个过程不到10分钟。

张婧隐约听说，自己大约被取了20颗左右的卵子。取完后，实验室的人私下加了她微信，说以后有捐卵或代孕需求可以直接联系，不用再通过中介。

卖卵的2.5万元很快到账。

张婧原本以为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但不久，她觉得腹部不舒服，肚子依然很大。去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是腹腔有积水，给办了住院。在医院自费住了7天后，张婧告诉了中介。中介让她赶紧出院，说是他们有“售后”服务，可以安排人免费给她抽腹水。

接下来的几天，一个自称“医生”的人每天带着设备，到宾馆房间给她抽腹水。身体完全恢复后，张婧回了老家，找了家奶茶店打工。卖卵的2.5万元，刨去自费住院的6000元，她从剩余的1.9万元中，拿出4000多元买了部手机。

这是她第一次用这么好的手机。她把剩下的一万多元存起来，开心地在小城生活起来。这笔灰色收入让她认为，自己身上的东西是有着明码标价的，比如卵子，以及子宫。



机器而已

关于代孕的伦理讨论，互联网上论战不断。《人民日报》此前的报道中，有专家表示，“应适当放开代孕准入”“伦理不应该成为代孕技术的负担，而应成为促进技术有序发展的工具”。报道引发了2017年前后，新浪微博上一场有300万人参与的“代孕是否应该合法化”的讨论。彼时有声音认为，代孕或将解禁，但随后这个声音不了了之。

近年来，与代孕相关的话题更多聚焦在女权、压迫上。相当一部分女性主义者认为，代孕的本质是“母职交易”，是对女性的压迫——毕竟，这一工种甚至不受法律保护。东京大学教授上野千鹤子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社会》一书中认为，代孕这类“租借”子宫而获取金钱的买卖交易当中，买方总是男性，卖方总是女性。代孕妈妈不仅受到阶级和父权的压迫，也会受到市场经济的压迫。

张婧听不懂女权、压迫这些大词，她只知道，自己身体上的这些零部件是可以换钱的东西。之前在咖啡店打工时她从网上看到，说在国外打工很赚钱。她打听了下，说是去日本只需要3万元中介费。

张婧从卖卵剩下的一万多元中取出一点儿，报了日语培训班。准备攒够3万元后，去日本打工。可一段时间后，手头积蓄所剩无几，出国愈发遥不可及。2024年初，张婧想到了卖卵挣的那笔快钱，于是从手机上翻出之前在实验室添加的那个微信号。

对方就是殷丽。她告诉张婧，他们的主业是做代孕。



负责张婧代孕的中介之一

最初，殷丽想让张婧帮忙找个代妈，给她分提成，“要么帮我找代妈，要么帮我生一个。”得知张婧不认识这方面的人，她直接开价24万，“租下”张婧的子宫。

具体的付款方式，首先是每月发2000元工资；胚胎移植满30天且测到胎心后，付5000元；移植第3个月付18000元，移植第5个月付18000元，移植第7个月付36000，移植第8个月支付36000元。孩子生下来，鉴定DNA无误后付清尾款。其中的每一步也都有明码标价——如果是初次剖宫产的话，奖励20000元；有剖宫史剖二次宫产补偿10000元；假如生个双胞胎，额外奖励30000元。

而一旦移植后胚胎停止发育需要清宫或者药流，则再无其他任何“工资”和补偿。

见张婧有些犹豫，殷丽反复告诉她，“每个女人都是这么过来的，每个女人都要经历生孩子这件事，就看你自己能不能接受。”想到自己的父亲和去日本打工的理想，张婧同意了。

5月，她见到了对接她的殷丽。6月15日，在她当月例假结束后的第15天，顺利完成了胚胎移植，入住了“宿舍”。在那里，她又认识了中介里的另一个人——刘雷。事后张婧得知，这个刘雷，可能是中介老板。

这是张婧第一次怀孕。她排斥“怀孕”两个字，“你可以说她怀孕，但不要说我怀孕，因为我心理上不觉得自己是怀孕“；她也感觉不到肚子里那个胚胎的存在，只有在做B超时，才能模糊看到一个影像。平日里，她点着10元钱上下的外卖，绝大多数时间里在房间里待着，很少和其他代妈们交流。

妊娠反应很快出现了，她感到乏力、嗜睡、恶心、呕吐，情绪波动也大，中介不敢让她去大医院，把她带到了一个门诊部，这家门诊的主业是口腔。门诊出具的彩超检查报告单显示，“经阴道部探查示:子宫前位，增大，内见一大小约17×24×11mm的孕囊样回声，内见卵黄囊，见胚芽及心管搏动，胚芽长约2mm。”这份报告的送检医生姓樊。近日，该门诊人员告诉我，他们不知道代孕一事，“樊大夫已经离职了。”

当天，中介给她转了5000元奖金以及2000元工资。



代孕中介老板给张婧奖励的证据

那之后，她的产检又挪去了一家私立医院。刚开始的一段时间，张婧会拿着自己的身份证去检查。中介告诉她，后期生产的话，得拿客户身份证办住院，这样才能保证出生医学证明能办到客户名下。

身体上的变化是显著的，“比如说洗漱，原先简单几分钟就洗完了。可怀孕后，感觉好麻烦。”张婧说，洗漱前她得先考虑下，怎么从床上坐起来，如何弯身，怎样走到洗漱台把水龙头打开，如何拿着毛巾去接水。这种平时根本注意不到的细节，现在都会被放大。

偶尔，她也会闹情绪，比如去一次产检，闻到别人身上有狐臭味，觉得“好臭”，就此拒绝再去医院。刘雷说她太年轻，不懂事。一次，他给殷丽发微信说，“她欠骂，早上去做检查，又哭又叫的”“医院医生都不愿给她查了，说我们是不是强迫她来代的”。殷丽随后发微信开导张婧，“已经都这样了，就别矫情了”。

肚子里的胎儿在变大。9月15日的彩超检查报告单显示，“宫内见一胎儿回声”，胎儿体重170g±25g，双顶径38mm，头围131mm，腹围109mm，股骨长22mm，肱骨长21mm。胎盘附着子宫前壁，厚度约23mm，下缘抵达宫颈内口，成熟度0级，羊水最大深度52mm——这份报告的申请医师为该院妇产科的一位副主任医师，而在我们事后向院方问询此事时，对方先进行否认，随后马上挂断电话。



张婧在私立医院做的检查

这张A4的报告单没能唤起张婧任何母性，“我就是个机器而已，没有什么感情，这个行业就是如此”。



产业

提到代孕行业，包括张婧在内的很多代妈都会提到一个叫吕进峰的人。

2004年，27岁的吕进峰创办了一家代孕网，被不少人认为是国内首家地下代孕机构。后期，他在其官网自称“中国代孕之父”，他称自己本着“强烈的责任感”，从事着“助人为乐的爱心慈善事业”。

吕进峰当年的“创业”很简单——妻子怀孕后，他开始关注准妈妈论坛，捕捉到代孕商机后，买来几台电脑，注册一批QQ号，疯狂群发广告。客户、代妈、医生随之找上门来，吕进峰将几方环节打通，做起了代孕中介。



一个代孕宿舍里的代妈

早些时候，他只负责向客户介绍医生和代妈，从中收取两三万块钱的介绍费。2006年后，他全盘接手代妈事宜，将一条龙服务“打包”出售，这一模式被后来不少人复制并沿用至今。2020年4月27日，广州一家代孕机构被曝“自2015年底开始，已为超过400位男同性恋家庭提供代孕服务”。财新周刊2024年8月的报道中则提及，一位从业者透露，仅他所在的城市便有大大小小提供代孕服务的公司100多家，上规模的则近10家。据此估算，全国提供代孕服务的企业可能“有1000家的样子”。

根据中介给我们提供的数字，业内目前的市场套餐价是，70万左右不包性别，100万左右可以选性别，这其中，代妈能分到三分之一左右的费用。如果客户要供卵，除了套餐费外，还需另付3万至20万元不等卵费。

随着价格的水涨船高，想要出租子宫的人趋之若鹜，尤其是那些相对贫穷的女孩。

这次采访中，除了张婧，我还找到了28岁的周瑾。周瑾的老家在安徽山区，22岁那年，她和村里一个男人结婚，次年生下个男孩。

周瑾原本觉得，自己这辈子就这么过了。但丈夫总是出去赌博，输了钱，就拿她撒气。忍了几年后，周瑾决定离婚。男方留下了孩子，公婆给了她10万元算作补偿。拿着这笔钱，周瑾去县里开了家服装店，一年到头都在赔钱，积蓄慢慢耗尽。

2022年，一则曝光非法代孕的新闻，反而让周瑾看到了商机。

她在网上找到几家中介机构咨询，报价在20万元到30万元不等。周瑾起初有些犹豫，把子宫当作商品出售，让她觉得羞耻。但她很快说服了自己，“这个来钱快，更何况我都生过一个了，有经验”。



一个代孕中介提供的详细费用

戴上眼罩，周瑾被带进了一家地下实验室，完成了胚胎移植。

对于怀孕流程，周瑾很熟悉。中介告诉她，客户是对50多岁的失独夫妇，精子来自那个丈夫，卵子则来自一个大学生。那段时间，她总能收到客户隔三差五寄来的营养品——本着客户和代妈不能直接联系的潜规则，这些都由中介转交。而随着胎儿月份增长，周瑾如期收到了中介打来的钱。

2023年3月，周瑾的生产时间到了。客户提前赶来，中介用对方身份，帮周瑾办了入院手续，顺利生下了一个男婴。客户觉得周瑾人不错，当场给她包了两万元红包，相当于她最终拿到了27万的“工资”。

“打工”回到家乡，父母发现，女儿精神不错，还胖了一些；朋友们也都满脸艳羡地问她找的什么工作。“在有钱人家里做保姆。”周瑾说。

她原本打算拿这笔钱做点儿投资，考察一番后断了这个念头。2024年3月，周瑾再次联系中介，问可否再次代孕。中介爽快地表示，“当然可以，休息3个月就可以了。”

于是今年5月，周瑾再一次怀上了陌生人的孩子。

“我想好了，我也没啥本事，只要能生，就一直生。啥时候不能生了，还做这一行，自己做老板。”周瑾告诉我，她正在跟现在的老板学习，希望摸清整个产业链条。

有人说，做代妈这行，只要吃到了一次甜头，诱惑就一直都在。也因此，总有代妈选择不断接单。一位河南郑州的代妈告诉我，她做代妈，是自己老公推荐的，目前已经帮别人生过两个了。而她的老公，还专门在代孕宿舍周边租了房子，陪她遛弯、晒太阳、做产检。

那两个代孕的孩子，给这对夫妻换来了50多万元的收入。拿着这笔钱，他们把自己正上小学的儿子，送进了老家最好的私立学校。



流产之后

引产手术后的张婧，这些天就躺在医院十几平方米的房间里，翻看着手机。

早先那个卖卵的中介，依然每天发布多条信息，“招募捐卵志愿者，18岁至28岁，形象好、气质佳的大学生优先，补助10万+”。代孕中介也没闲着，经常在朋友圈发布类似“恭喜江西50岁王女士，成功验到胎心胎压”、“欢迎台州L先生夫妻来公司考察签约”、“感谢山东美女小姐姐寄来的冬枣，很脆很甜”、“恭喜河南31岁小美女移植”之类的广告。

这个市场太大了，张婧感叹着，“那么多生不了孩子的人、失独的人，都需要啊”。

那笔打了水漂的钱，也让她越想越不甘心。也是在流产后，医生才说，她宫颈短，容易早产，说是以后怀孕也得小心。她找殷丽打听客户的情况，问对方现在打算怎么办。“赔出去二十几万。因为妹子（卵妹）费用，还有三代手术费，还有给你的几万，加起来二十来万”，殷丽告诉她，客户目前只能重新找个代妈继续做。



张婧的出院记录

聊天过程中，殷丽还用另一个代妈的例子给她洗脑，“小李是经历三次才成，婷婷19岁经历的更多，你这个身体怎么就脆弱了？我告诉你，我身边认识的女孩，哪一个没有人流过几次”“为了赚钱肯定是要有牺牲，因为赚钱是最辛苦的”“但是人家有一颗坚定的心，不达目的决不放弃。”最后，她告诉张婧，“等你休息一下好好做事”。

不甘心的张婧通过微博私信，找到了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帮忙维权——不久前，上官正义通过卧底形式，举报了国内多家非法代孕的事件，也因此在代妈圈里小有名气。

11月12日张婧出院当天，上官正义带她去有关部门举报。对方说会安置好，并说要安排她再住几天医院恢复身体。他们同时建议张婧报警，后者听从了这一建议。

“你说我还能怎样，没读过大学，没有专业技能，做代妈还流产了。”她越想越觉得自己可悲，这些年她挣的钱，主要来自卖卵和代孕，一切都围绕着自己的身体。

她又提到婚姻，说以后如果必须成家，也得找个愿意丁克的男人。她心里清楚，很少人能接受她做过代妈，“这对男方来说不公平，所以我不找对象，也是一种善良。”

她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该去哪里，如同当年不知道那辆商务车将会把自己带去何方。医院要求两周后复查，中介表示不再负责；院方给她开出的一种药品，也被中介退掉了。



中介接张婧出院

“我出院后还能住宿舍吗？”她问刘雷。

后者立马拒绝，“宿舍也没有空地方的，那边房子过几天就要到期了。”但他也表现出了一个中介所能表现的最大“善意”，他让“懒懒猪”接她出院，并帮她在地铁站附近订了两天酒店，94元一天，“我个人补你一千块钱，给你当回家路费吧”。

还有家可回吗？张婧不知道，她不想面对父亲和他的女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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