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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吃就吃，想散步就散步
八月底的上海气温高达38度，上海金福居敬老院的老人们不再去楼外，他们更愿意呆在光线充足的活动室。这是一家专门照护阿尔茨海默患者的敬老院，考虑到这些老人需要高于常人三倍的光照度，活动室两边都是落地窗，一边能看到正被暴晒的菜园，另一头窗外的水池养着金鱼和铜钱草。
院长许永春带我进去活动室，里面有鹦鹉、书架、钢琴和麻将桌。许永春个子不高，五十岁出头，但头发近乎全白了。他在这里担任了8年的院长，从事着一份并不轻松的工作，带我走了一圈后，他观察细腻、待人温柔以及随机应变的特质就凸显出来。为了避免引发老人焦虑，这里少有陌生的外人到访，一个正在浇花的老人见到我有点好奇，许永春马上向她介绍我，“来给家人看敬老院的小朋友。”老人81岁了，个子娇小，皮肤白净，黑衬衫配着一条花裤子，在这里，她被大家叫做“姥姥”。姥姥的表达属于典型的阿尔茨海默患者风格，语句破碎且逻辑不清，她告诉我居住在金福居和家里的区别，“在家，睡在床上，我不想出来。走路可以了，这里，带我走，他（许永春）温柔，我真的感动。”
很多老人宁愿住双人间?钟瑜婷
在我造访这里的两个月前，哈佛大学医学人类学教授凯博文参观了金福居敬老院，他是研究照护的专家，也是全世界最有名的照护者——照护患阿尔茨海默症的妻子十年，《照护》的作者。参观完之后，他对这家敬老院的评论是，“病人的自主行为能力很强。”
这是一句听上去很容易、但其实非常艰难的事情——如果照护对象是阿尔茨海默患者的话。最严重的阿尔茨海默症患者，无法吃饭睡觉，不能自主排便，记忆丧失，脑功能损伤导致自我意识破碎。在金福居，有老人会把一坨屎捏成团放在衣柜。人们很难把一个玩屎的人视作正常人，并给予其自主性。我们想知道，这家敬老院到底如何做到的。
自主性首先体现在吃喝拉撒。“只要老人还有意识，就要尽量去维持他们的自主性。”护理陈红告诉我。她个子不高，言语缓慢，衣着朴素，眼神平静，是那种人群中不起眼的女性。但在许永春看来，她拥有照护者最关键的性格特质——耐心。
“耐心很关键，”陈红说，只要老人还会吃饭，再慢也要让他自己吃，“吃一下停一下，吃一下停一下。”耐心能改善病症，之前一位奶奶已经不会吃饭了，“重新慢慢学，现在又可以了。”还有人本来已经不会吃饭了，但看着别人吃，就模仿着用餐具一点一点吃。
在一个三人间里，我看到两位奶奶在小桌板上吃饭，另一位奶奶像个婴儿般蜷缩着睡觉。护理告诉我们，奶奶一直跟旁边的人说话，聊困了，所以先不吃了。在中国的很多敬老院，因为人力不够，老人们需要听统一指令吃饭、睡觉。但在这里，老人们想吃就吃，想睡就睡。
认知症患者最麻烦的是容易出现大小便失禁。就算能自主大小便，老人们有时会找不到厕所，但金福居的护理们尽量避免给老人穿纸尿布。他们最常用的办法是定时监测：根据老人的排便规律，提前带老人去如厕。这当然同时也意味着更高的护理成本，有一个奶奶一天至少要换洗三次。
如果老人当众拉在了裤子上，护理发现后会马上把他挡起来，另外两个护理帮忙更换衣物，同时安抚老人。“下午有家属来看你，我们给你换件漂亮的衣服哈。”
在他们看来，尊重意味着不去纠正。老人们总会说错话，护理们尽量不纠正，如果老人认为水瓶是不锈钢的，“千万不要说其实是塑料的。”许永春说。
金福居还会依据个性喜好给老人们安排任务。姥姥是活动室照料植物的负责人，她喜欢植物，爱给它们浇水，但是她常常忘记自己已经浇过了。“经常浇死，没关系，我们会换上一盆。重点是她心情好。”许永春说。
许永春指着活动室负责栏里的照片告诉我，“这两位奶奶是认知症患者，脾气很大的，是我们这的大王，安排点事情，让她们有成就感”。我们再往前走，一位奶奶看到我，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挥手打招呼。作为这里最热情的奶奶，她也有自己的一项任务：餐后整理围裙。
金福居里的缝纫机?钟瑜婷
“让老人有尊严”已经成了许多敬老院普遍的口号了。到底什么是尊严感？美国心理学家埃伦·兰格等学者在敬老院做过研究，他们让老人们根据自己的喜好调整家具的摆放方式，自己选择并培育室内植物。结果显示，一个人是否拥有决定权，对他的幸福感有很大影响。
当然，很难让老人拥有绝对的自主性。有时，许永春不得不在安全和自主性之间做选择。有些极致的护理理念强调零约束， “真做不到零约束”，许永春说，比如有老人受不了鼻饲管，不绑起来就要拔掉，拔掉就要送医，“你不能让他被反复折腾。”
他更支持的是“约束替代”。凯博文跟许永春交流过，怎么才能防止老人发生“最后一跤”——老人跌倒后容易骨折，且难以恢复。2020年起，敬老院购入一张红色躺椅，椅背跟椅座之间的角度约110度，老人躺着舒服，但起身有难度。类似功能的椅子有三把，给护理几秒反应时间去扶着老人，“这样就不用把他们绑起来”。
“我们的基本原则，是把患者看成完整的人。”许永春告诉我。
“数了又忘记，又来数一数”
对于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目前医学上几乎没有任何进展。病因不明朗，也没有根治药物。社会上，民众对阿尔茨海默认知也充满了污名化——许多人称呼患者为“神经病”、“痴呆”。但阿尔茨海默患者即便丧失了语言功能，他们依然有对交流的强烈渴望。
2016年，许永春曾经邀请过丹麦的安娜·巴赫医生来院搭建环境。敬老院分三人间、二人间和单人间。安娜说，如果我老了，还要跟其他人一个房间，我不如死掉。一年后安娜理解了，“中国老人特别好扎堆，个别喜欢孤独，大多数喜欢人群。”比如有老人就是喜欢半夜起来给室友盖被子，还有些人吃饭非得凑在一起吃。
金福居室外的装饰?钟瑜婷
社交让这些逐渐失去记忆的老人心情变得好一点。气质平和的 “姥姥”，实际上脾气很差，她老跟护理抱怨房子都给了家人，但家人不来看她。但家属来看她的时候，她又开始“告状”，说敬老院不给她玩手机，但其实是她自己把手机摔坏了。自打上个月王老师来了，俩人住一间房之后，两人常挨着肩膀看越剧，走哪两人都手牵着手。两个人外貌有点像，都是小个子，皮肤白净，很斯文。姥姥常夸王老师，“她是老师，有文化。我们都是北方人。我跟她有话说。”尽管事实上，她俩常常鸡同鸭讲。
一位吃着精神类药物的杨奶奶，刚来时走路都晃，做手指操动作南辕北辙，疑心也重。有一回她看到麻将台，精神顿时来了。于是，护理员给她安排了搓麻将活动，她每次提前十分钟就在旁边等着。打麻将一个月后，她变得乐呵呵的，日常喜欢夸护理，“小宝贝，我可喜欢你了。”本来杨奶奶高度依赖精神药物，自打麻将起了安抚作用，药物也减少了。
让人惊讶的是，和杨奶奶打麻将的另外三位奶奶，没有患阿尔茨海默症，是这家敬老院里的普通老人，许永春告诉我，这些普通老人不排斥认知病患者，他指向旁边的麻将台，“你看，她们玩得很开心。”一个多小时，四位老人几乎没说过话，只是笑眯眯地熟练搓着麻将，一轮接一轮。
我注意到，打麻将的时候，有一只绿鹦鹉站在杨奶奶的左肩鸣叫，它叫做八月，是这里最活泼的鹦鹉。
护理员们轻声细语。对认知症患者来说，噪音制造焦虑，扰动原本处理能力就下降的大脑。
我只听见鹦鹉在叫。进入照护行业后，许永春得知很多认知症老人患有焦虑或抑郁，又去学习精神障碍领域的相关知识。他看了一个关于美国二战老兵PTSD的纪录片，提到鹦鹉能有效缓解心理压力，于是，他这些年陆续购入8只鹦鹉。
对着认知症老人来说，陪伴很重要。老人们喜欢站在鸟笼前，数一数到底有几只鹦鹉，“数了又忘记，又来数一数”。有位爷爷半夜喜欢绕着长桌暴走，八月始终陪着他。
“只能去精神病院，太残酷了”
我们在院内一片空地的铁棚下见到了李力，他是金福居的捐赠人。一张铺满手工工具的长桌前，他正在低头干活，套着长外套，脖子上搭着蓝色汗巾，他的脸棱角分明，坚毅果决，像美剧里沉默的老兵。他跟我握了握手，说自己正在制作一个净水器，处理老人往水池扔的垃圾。“去外面买随便要好几万，太贵了，还不一定合适。”
自1999年起，李力一直跑敬老院做社工，今年60岁了，自称是骨灰级义工。他的动机来自第一次去敬老院的感受：“老人是真正的弱势群体”。2003年，机缘之下，李力筹建了金福居敬老院的前身，并捐赠给正在从事这行的一位老艺术家，过了几年，老艺术家因病将机构退还给了李力，他一看，傻眼了。在他面前，打架吵架骂人的，什么都有。早上五点半，楼下在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两个大喇叭响着。还有一位老先生带太太在跳忠字舞。“完全不是我要的敬老院”。
他换了一位曾管理过公办机构的院长，结果四五个老人来告状，说院长爱打官腔，他气得直拍桌子，“这我接受不了的，让老人要有尊严，这是第一条。”2016年，他认识了许永春，他感到许永春是个朴实的人，没有给他“画饼”，“他只是说，我们能做点什么。”
在2010年，许永春还在一家上市公司做董秘，受几位投资人委托调研照护机构。当时的养老行业被一些投资机构认为是赚钱的风口。他发现美国的敬老院分为四个区：独立区、失能区、护理区、记忆区。这是他第一次听到“记忆区”，里面的老人都是认知症患者。回国一查，国内的认知症患者正在急速增长，“只能去精神病医院，太残酷了。”
他的确更早地判断了形势，根据《中国阿尔茨海默报告2024》，2021年，我国近1700万人患阿尔茨海默病及其他痴呆患病人数，位列世界第一。而与之相对的是，中国的医院几乎没有相关专科门诊，相关敬老院机构更少，他告诉我，即使是在现在，上海以照护认知症患者为主的敬老院也仅在十家左右。
许永春认识李力后，提出做以认知症照护为特色的长期照护机构，李力认同这个判断。两人一起重启了金福居。许永春邀请了丹麦的安娜·巴赫医生，对方擅长用非药物干预和改善认知患者状况。在安娜帮助下，金福居搭建了一套非药物干预模型，他们想探索一种新的养老模式：在环境、认知症患者和照护者之间达到动态平衡。
金福居的环境有些超现实的味道。老人喜欢游荡，院区内则有一片三四十平米的“疗愈花园”，内有彩色的风车房子、树上挂着熊、兔子等树脂动物，周围是建有遮阳棚的环形步道。
用雪梨、苹果等图案帮助老人认识房间?钟瑜婷
居住区分布在三座楼栋，认知症老人们不记得数字，就在房间门口画上雪梨、苹果等图案。墙和地板的颜色鲜艳、反差明显，比如黄墙红地，这种设计用以辅助老人识别空间定位。
重启的另一个关键在于照护团队。2016年，金福居最先收了三位认知症患者。当时的护理们完全不接受，抱怨说，“许总你再怎么做，不能让这些神经病进来吧。”
李力告诉我，金福居开掉过几个对老人不尊重的护理，还打过官司。一位男护理因为跟老人对骂被劝退。“我们要先改变护理的认知。”他说。
为了接纳认知症老人，护理们常参加培训，一次两人，十五分钟，专讲怎么解决问题。当然最终，还是得找对人。“Hire for attitude, train for skill.”（招聘看态度，技巧靠训练）这是安娜教过许永春的原则。不管对方之前干什么，许永春试用一周，观察看护理对老人的态度够不够耐心。团队现在的员工来自日企、麦当劳、工厂流水线工人……这些年龄在50岁左右的女性的共同特质是耐心、专注、有责任感，以及最重要的一点——对老人有善意。
几年下来，团队很稳定。副院长丁远峰也是一线的护理，不到四十岁，从麦当劳辞职后在这里工作3年了。她是鹦鹉们的“妈妈”，五官清秀，头上绑着一条七彩头巾，眼珠黑亮。
丁远峰?钟瑜婷
前些天一个早晨，丁远峰照护一位奶奶，见对方头发有一小撮翘起来，她刚拿起梳子，奶奶一个巴掌就过来了，丁远峰后脑勺猛地撞到衣柜上，头蒙得站也站不稳。同事听到“巨响”，过来安抚她坐在床上，老人在旁边一脸无辜。去医院路上，她呕吐不止，医院诊断是轻微脑震荡，留观处理。
“平时笑容特别多的奶奶，下一秒就变脸了。”她不理解发生了什么，也没问老人。“她是病人，她有幻觉，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了。”
处理这件事时丁远峰显现出她最突出的个性——冷静，她去医院检查伤口，回来跟大伙一起分析起因。在她的理解，奶奶的生活史上，曾有其他女性对她构成了重大威胁，在那个瞬间，她幻觉丁远峰也是威胁。之后，她见了奶奶，没有表现得疏远，还表扬奶奶“神气”，奶奶打消了敌意。
攻击性行为是认知症患者最难处理的精神行为障碍。有些老人被李力归纳为“武力型的”。一位爷爷见谁都打，洗个澡都打；因为护理没穿工作服，有个老人攻击了两次；还有老人喜欢往护理身上吐痰；有个护理的手指甲被老人掰掉了。许永春曾接到一位奶奶电话，对方在哭，“老头打人了，这辈子从来没打过人。”有些不适应的护理人员选择了直接离开。
许永春给护理们做培训，让他们理解老人的攻击性是出于幻觉，让他们多注意老人面部表情变化，预判攻击性行为。
在患者病情最严重的三楼，我们遇到一位刚入院的李奶奶，她看上去消瘦而呆滞。入院前，李奶奶每天暴走，一个月瘦了20斤。当我们靠近，许院长看着李奶奶微笑，对方回报了一张灿烂笑容。他转身对护理说，这么牵着更好，伸手做示范：老人的右手覆盖在他的左手上，拇指相扣。“这种握法触摸面更大，老人更有安全感。万一她躁狂起来，也能更好处理。”他说，“眼神很关键。看着他们，不躲避、善意的。”
平常，他让护理们和老人一起玩，背唐诗，做八段锦、手指操。为了给护理们纾解压力，他还请人来给他们做按摩。
许永春深知护理员工作不易，他希望“让护理们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金福居采用“group home”模式，概念源自北欧。每个专区由15名左右老人和6名护理人员组成，大家彼此熟悉和信任；护理能轮班，没那么累，压力也小；这里没有办公室、护士台，大家在一起看电视、吃饭、跳操、听音乐。
“他认同我们可以共同生活了”
在活动室的落地窗旁，我注意到一位穿着格纹衬衫的瘦削老人在弹奏钢琴，琴声时断时续，如同被淤泥堵塞的河水。“上个月还弹得很顺畅，现在不太行了。”刘婉英告诉我，她是金福居的大管家，负责食堂、安全、行政人事。我们听了一会儿，老人的琴声逐渐连贯起来，愉快活泼，她轻晃脑袋，很是陶醉。
老人被大家叫做徐主任，因为她曾经在一家职工医院担任护理主任。徐主任干练、严肃，看不惯人磨磨唧唧，一有年轻护理进来，都逃不过徐主任“严苛”的批评。刘婉英告诉我，在阿尔茨海默的病程中，徐主任算是病得很重了，大便拉在裤子上都不知道，有段时间，也不会自己吃饭了。但神奇的是，她仍然没有忘记弹琴的技能。
弹钢琴的徐主任?钟瑜婷
钢琴、跳舞属于人类的内隐记忆，技能学得越早，保留得越久。2022年，九十多岁高龄的传奇舞蹈家玛尔塔·冈萨雷斯已经处于阿尔茨海默晚期，但仍然可以随着《天鹅湖》的音乐起舞。刘婉英鼓励徐主任每天弹琴，目的在于推迟琴声最终消失的时刻，维持老人跟过去的情感链接。当忘记发生，人的主体性就开始消逝——这也是失智症最令人恐惧的一点：患者一点点丧失自我意识，正如犁犁过自我。
入住金福居前，许永春会请家属写下老人的人生。文档里包括老人的恐惧、喜好、人生高光、最喜欢的称呼……上面写着一句：请描述生活中任何有意义的细节……将有助于创造一个“完整的人生”。
在许永春看来，尊重老人自主性的要义在于把他们当做“有个人历史的人”。他能讲出每个老人的人生故事，也要求护理们熟悉每个老人的历史。
首先是称呼，那往往直指一个人的历史。“姥姥”被叫做“姥姥”，是因为她女儿告诉敬老院的工作人员，这世上她对两个外孙女最温柔，当她听到这个称呼，就能激活快乐的记忆。
人的大脑很神奇，认知症老人最早失去短期记忆，长期记忆也渐渐消失，但他们会牢牢记住那些对自己有非凡意义的事件。有一种“回想疗法”，指通过回忆有感情的往事消除老人的不安。许永春发现，对于人生亮点的回忆能让老人感到自己被尊重、被认同。
一位叫汪工的爷爷，曾经是铁路局总调度室的工程师，性格倔强、严厉。入住时他已经是中重度的阿尔兹海默症，躁狂明显，不如意时甚至用脚踢门或拿头撞人。有一回护理员送餐，他一把掀起了餐车——也许是他认为餐车不符合铁路的餐车标准。了解到他的情况后，李力花了一个多月做了一个实景的火车模型，他用一些废旧材料做了6辆小火车组成的实景，有绿皮火车、运输煤炭的火车……六辆火车一共长一米多，装上电池同时启动，一个半月里，李力常常为此工作到半夜。
李力为汪工做的实景火车模型?钟瑜婷
第一次看到“火车”时，汪工很兴奋，随后指出模型的诸多错误，比如“货运的火车和邮政的不可能对开”、“信号灯需要与轨道对应”……许永春记得很清楚，当时汪工脸上呈现出一种此前几乎没见过的柔和笑容。在那之后，汪工性情柔和了很多，不再攻击护理员，连非得回苏州老家的执念也没有了。“他认同我们可以共同生活了。”
当身处具有个人历史意义的环境，老人们能感到自己的主体性没有被抛弃。相反，当他们对环境感到陌生，就会不安，游荡冲动就会发生。刚住进来的老人，往往有游荡冲动。而游荡冲动容易导致老人迷路、失踪，属于最令人困扰认知症症状之一。《就算得了认知症，也要好好生活》中提到， 约六成认知症人士会出现游荡走失的情况。
今年7月，有一条在社交媒体被广泛传播的新闻，一位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92岁老奶奶，仅用24秒就翻越了敬老院2米高的大门。这一幕被监控摄像头捕捉到，发到网上，网友们自嘲，92年的身体连92岁的老人都不如。
“我们这里还有个20秒的呢。”许永春给我看了看手机里的视频，那是81岁的姥姥，清瘦的身体，轻轻松松越过了一个1.3米高的围栏，像个习惯逃学的女高中生。
由于认知偏差，认知症患者不觉得翻墙危险，反而是好玩。王爷爷也是在入住后反复穿越门禁。听说王爷爷开过一段时间小卖部，为了让他安心，李力在他房间门口做了扇推拉草绿色木窗，顶部写着“金福居小卖部”，木窗往上一抬，阳台上露出一排可乐、百事等碳酸饮料。他还喜欢沪剧，许永春就陪着他边散步边听剧。在许永春看来，这些有意义的细节某种程度再现了王爷爷“完整的一生”。之后老人没有再翻过墙。
“没有刹车的救护车”
参观完敬老院，我和许永春再次坐下来聊时已经是黄昏了，“你别看现在是挺平静的，麻烦说来就来。”他的眼里露出疲惫。
最大的压力在于令人如履薄冰的责任。“做敬老院的，最怕家属不理解。”他告诉我，认知症患者的健康管理比一般老人要难。被确诊后，患者平均存活时间是4年到8年，但有不少人病程长达十多年。认知症患者最常见的死亡原因是肺炎，因为不会表达，病情严重了才发现。老人看起来胃口不好了，但有可能已经犯了肺炎——“你得时刻观测”。
金福居的疗愈花园忌食表?钟瑜婷
病人之间的冲突也会导致危机。有一位范爷爷之前动不动就去摸敬老院的女病人，有的女病人气得要打起来。后来发现，他连自己女儿也摸。许永春说，出于病理原因，他既认不得人也无法自控。为了让他有别的事情做，他们一开始安排范爷爷打麻将，他因为怕输钱不喜欢，但后来护理发现，范爷爷有某种强迫症，一看到满桌散乱的麻将就忍受不了，非得整理。他们便给了范爷爷一副麻将拼。我在活动室看到了范爷爷，他专注盯着桌上的麻将，正拼成有规律的图形。最近他已经很少再摸路过的奶奶。
“看到哪里着火了，我们就开个消防车进去灭火。问题是，这个消防车没有刹车，你开了，就停不下来了。所以做到了现在，如此而已。”
许永春说自己不是什么高尚人士。进入这行一两年后，他就放弃了赚钱的念头。他判断“做敬老院，生意逻辑行不通”。“你赚谁的钱？赚老人的不合适。就算有模式，模式也很难复制。你要找投资人，你不是忽悠别人吗？氛围也很难复制。你去哪里找这批人？像刘婉英，人家从日企退休，在这里才拿多少钱？”
金福居目前属于非营利机构，有效床位110张左右，入住率百分之六七十——这在敬老院里算中上水平。经济上，他们度过了最难的头几年，那时许永春和李力都往里面贴钱。能干的活也都自己干，“疗愈花园”也是自己做的，没有请施工队。
到了2019年，敬老院才开始实现现金流弱平衡。此次凯博文到中国开会，将邀请方给的专家费用捐赠给了金福居。许永春很感动，“说明天下照护者的心是相通的。”
探访几家发达国家的养老机构后。他发现经济越发达的地方，居家养老的比例越高。同时，认知症患者住敬老院的比例也更高。首先发达国家政府投入巨大，丹麦已经没有民办机构。其次，社会文化差异，丹麦一百个认知症患者，有500个志愿者陪着。“生活方式化了”，每天两个小时，一对一陪伴。
更好地握住老人的手?钟瑜婷
他们没想过扩张，一扩张就很可能做差了。许永春觉得，光是现在努力维护好金福居，其实也已经超出自己的能力了，“即便我们两个人加起来，也超出承受能力了。”未来也并不乐观，曾经一位朋友给他讲过一个事。多年前，罗斯福家族从事了小儿麻痹症相关的慈善，之后也关闭了。跟阿尔茨海默一样，小儿麻痹症在当年也没有特效药，“连罗斯福家族都做不下去。”
曾经有同行快坚持不下去了，问许永春哪来的动力。他答，“做了这些年，自己最轻松的时刻，就是跟这些老人待在一起”，他日常喜欢呆在活动室，泡个咖啡忙活，抬头就能看看老人，“我们一起念唐诗，不需要心机，不需要防范，这种体验很好。”某种程度上，他对老人的亲近源于一种补偿心理，24岁那年他刚工作，他的母亲因为抑郁症去世，现在回想，自己给母亲的支持“真的是远远不够”，前几年，父亲也因为癌症去世了。他也能感觉到这些老人对他的关心。当我和许永春在活动室采访，“徐主任”过来坐下，两只手搭在椅子扶手，头微昂问我，“一天了，啥也没做。”又转头关心许永春，“转来转去，休息啊。”
许永春告诉我，比起国外，中国住进中国敬老院的认知症患者仍是少数，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家属特别能扛”。那些六七十岁的老人，很多都是靠配偶，而配偶自己也都是老人了。这经常让许永春动容。
比如李奶奶，入院前一直由丈夫池爷爷照顾。池爷爷78了，扛不住了。他正在陪着妻子度过适应期。午后，池爷爷在看越剧。我问他为什么选择这里。他说，没办法了，治不了这个病，去了几个地方，都住不进去。“能住下来就好，能住下来就好”。他说。
在国外，阿尔茨海默协会多由病人组成，在中国则是家属抱团。许多病人暴露疾病时都已经比较严重。一方面是检测率，国外患者看病更早。另一方面跟认知度有关，大家对阿尔兹海默症太害怕。出于恐惧，患者不接受现实，直到丧失更多意识。
金福居的三楼住着18位重度患者，其中一位是曾是女高音。其他被困在自己时空的人都在沉默，但她一刻不停地吟唱，咿咿呀呀，透亮高亢但没有语言。55岁，她就查出早发性阿尔茨海默了。许永春告诉我，确诊当日，这位女高音回到家，将所有诊断资料撕碎，用马桶冲走。她很早就离异了，诊断时身边只有个20岁出头的女儿。“她一定非常恐惧，才不愿意面对。在这个时候，最好有人告诉她，我们爱你，我们能帮助你。到后面就来不及了，她已经丧失意志力了。”
许永春相信，病人们大多都经历过“被恐慌笼罩”的黑暗时刻，而且，越是受教育程度高的老人，越难接受自己失智。但是一个好的未来要靠他们的勇气。“谁比病人本人更有资格呢？”这些人也更有能力去领导阿尔兹海默病人协会，让病人们彼此帮助。
许永春希望未来这种状况可以改变，他的脑海里总有一个画面，5年或者10年后，一位老人在咖啡馆跟朋友喝咖啡，平静地说起自己得了阿尔茨海默，接下来，“正准备过一个怎样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