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经济增速下滑，学界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增速下滑是我们自己的体制、机制、结构性问题造成的，因此是必然的、内生的，不应该去干预。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肯定有体制、机制、结构性问题，但经济增速下滑的原因主要是外部性、周期性的。

我比较赞同后一种观点，因为体制、机制、结构性问题在2010年以前都存在，在改革开放这30多年都存在，不会在这两年突然表现出来。既然外部性和周期性因素为主，那么政府就有稳增长的责任。因为美国、欧洲、日本都还没彻底恢复，我们不太可能像过去那样每年出口10%以上，只能靠内需。内需包括投资和消费。

政府应该采取一些反周期的措施。一方面，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发展的空间很大，在这一点上中国跟其他发展中国家不一样，他们缺乏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条件。另一方面，货币政策的空间很大。经过今年两次降准，准备金率仍然高达18.5%，贷款利率还在6%以上。等这些政策空间充分利用以后，中国就有能力靠投资来启动经济。投资能够创造需求，创造增长，创造就业。就业增加以后，收入和消费信心也会提升。

中国可以投资的领域非常多，产业升级的空间非常大，基础设施的欠账还很多。过去的基础设施就是连接一个城市与另一个城市，实际上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包括地下铁路和管网都需要投资，在这方面中国跟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着巨大的差距，投资回报率高。另一方面，中国拥有丰富的投资资源：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只有不到50%，而发达国家普遍超过100%；民间的储蓄率在50%左右，属于全世界最高；外汇储备3.8万亿美元，也是全世界最多的。

第一个似是而非的看法是把投资等同于产能过剩。现在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等行业确实有产能过剩，但产能过剩的原因是经济增速下滑。对于这些产能过剩的行业，当然不能继续投资，但是我们可以投资产业升级与基础设施。从某种角度来看，对于产业升级和处于瓶颈状况的基础设施的投资反而会促进经济增长，缓解现有的产能过剩。

第二个似是而非的看法是将雾霾严重归罪于经济增长快。印度雾霾的程度一直比中国严重，经济增长速度也比中国慢。可见经济增长速度跟环境恶化不是没关系，但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是发展结构。中国是一个中等发达国家，产业以制造业为主，能源的使用密度高，污染排放也大，相对于农业耕种阶段以及服务业为主的高收入阶段，环境压力更大。英国、德国、美国等老工业化国家处于我们这个发展阶段的时候环境也很差；日本、韩国、台湾省等新工业化经济体在我们这个发展阶段的时候环境也很差。除了产业结构，中国还有两个不利的因素：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再加上地方监管不力。这三个因素是雾霾严重的主要原因。放慢经济增长速度来换取环境改善的说法不太成立。如果放慢经济增长速度，那意味着进入高收入阶段的时间要延长。如果我们不进入到高收入阶段，我们的产业结构就难以做到以服务业为主，环境压力会更大。

第三个似是而非的看法是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率低，不值得做。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率之所以低，一方面是因为周期长，一方面是因为外部性的存在，比如基础设施的改善会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即使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基础设施的投资回报率还是比一般产业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民间力量去做，就要给他们垄断权，而垄断对经济发展不好。如果不给民间力量垄断权，政府也不去做，结果就是基础设施的欠账非常多，民营企业也发展不起来。这就是很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八十年代以来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当时认为既然基础设施是经济活动，那就应该由企业来做。后来发现只有一种基础设施是民营经济有积极性的，那就是移动通讯系统。所以基础设施应该由政府来做，最好是在经济发展不好的时候做。如果经济发展很好，政府做基础设施就会导致经济过热。2009年我在世行当首席经济学家，提出了这个观点，后来在国际上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

第一类是追赶型产业。在这些产业，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和产品附加价值比中国高，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的机会就是发挥后发优势，到国外去并购那些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并购了以后就可以把技术引进来。在这方面民营经济已经做了不少探索，比如三一重工到德国并购了一些工程机械方面的企业。中国处在新常态，经济相对疲软，实际上发达国家的经济比我们更疲软。发达国家经济形势不好，再加上有的企业第二代、第三代传人不愿子承父业，这些都是有利于并购成功的因素。如果国外没有合适的公司愿意卖给你，那就要到国外去设立研发中心。现在发达国家失业率很高，到这些国家设立研发中心可以雇佣当地非常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华为、中兴等企业在这方面的例子很多。

除了并购和设立研发中心，招商引资也很管用。中国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25-30%，是世界最大的市场之一，每年中国从发达国家大量进口高科技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招商引资把具备先进技术的企业吸引到国内来生产。这样既方便进入中国市场，还可以中国为基地，将产品卖到世界市场。比如江苏泰昌设立了一个中德中小企业合作园， 2014年就吸引了220家德国的中小企业，投资额达到20亿美元。

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企业要占主导，但是政府也要有所作为。比如到国外并购要解决资金问题，在国外设立研发中心要解决签证问题，招商引资要解决园区、配套工程技术人员和产权保护等问题。

第二类是领先型产业。这些产业的产品和技术已经在世界上领先了或者跟发达国家的差距并不大，比如家电产业。他们的技术和产品必须自己开发，但是需要基础研究的支持。不管在美国还是在欧洲，基础研究主要都是政府在提供资金。这些产业的升级能否成功，一方面要看企业够不够努力，另一方也要看政府给不给支持。这些产业的研发中心可以设在国内，也可以设在国外。设在国外的好处是可以贴近当地市场的需要，提高品牌认知度。

第三类是退出型产业，比如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对于那些已经有品牌优势的企业，可以鼓励支持他们走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其它劳动密集型企业可以用机器人替代人工，但是空间并不大，转移出去可能是个好办法。二次大战以来，劳动密集型加工业最早开始出现在日本，六十年代转移到亚洲四小龙，后来又转移到中国大陆，现在中国大陆也已经到了需要转移出去的阶段。转移出去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大部分企业老板的年龄在四五十岁，外语也不行，适应国外环境的能力差；二是面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越南、柬埔寨、缅甸、孟加拉等国承接能力有限，一般认为在那些国家最多就是待三年五年，到时还必须再转移。

我认为非洲是更好的目的地，非洲年轻人很多，规模足够大。但是单个企业可能不敢转移到非洲，这时可以考虑抱团出海，让我们政府跟当地政府先谈好，在当地设立工业园区，帮助转移出去的企业创造第二春。转移出去以后，他们所需要的附加值比较高的零部件和机器设备还会从国内购买，有利于国内转型升级。

还有一些产业，比如建材，从国内的角度来看是产能过剩，但它绝对不是旧的技术，在国际同行里面一点也不落伍。在这种情况下应该结合一带一路战略，通过建设基础设施，把产品卖出去，把生产基地搬过去，化解国内富余产能。

第四类是弯道超车型的产业。最近出现了一些新的产业，特征是以人力资本投资为主，产品跟技术的研发周期特别短，几个月就可以研发出来，比如雷军做手机只用了一年，微信红包是几个人两个星期设计出来的。在这些产业上面确实可以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了把弯道超车的可能性变为现实，一方面企业要有积极性，另一方面政府也要提供孵化基地或者金融方面的支持。

第五类是战略性产业。它的特点是资本投资特别大，研发周期特别长，跟国防有关，比如飞机、超级计算机、核心芯片等。这种产业不符合现在的比较优势，如果完全按照市场原则，企业是不愿意做的。所以需要中央政府的投入，同时地方政也可以做一些事，因为配套产业对当地经济增长有好处。地方政府可以解决科研人员的安家落户和子女教育等问题。

总之，中国经济的回旋空间非常大，稳增长的措施可以有很多。只要我们在认识上是正确的，不受一些似是而非的看法左右，利用好有利条件，促进投资和产业升级，那么保持7%的增长、争取7%以上的增长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在未来五年或更长时间都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