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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对中国来说，东南亚的地缘政治意义主要是南海问题。南海问题不仅仅涉及中国的主权问题，也就是中国所界定的核心利益问题，更涉及中国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中国目前的对外贸易高度依赖于南海航道，一旦这个航道失去安全，就会对中国内部的发展构成威胁。因此，南海航道也可以说是中国的“生命线”。

就中国的周边外交来说，中国最难以面对的就是“美国的存在”这个事实。不管是因为历史的因素还是现实的因素，美国和中国周边国家的关系千丝万缕。一些人往往简单地把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视为是中美关系的一环，把所有的麻烦和问题与美国联系起来，似乎没有美国，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了。因此，从主观上说，一些人还是想着有朝一日把美国势力赶出这个领域。中国的一些行为（主要是反对美国在亚洲存在的言论）也被美国人解读成为中国把美国赶出亚洲的努力。对当今世界唯一霸权的美国来说，中国人的这种心态令其十分担忧。

在一定程度上说，中国的问题就是不能把“美国的存在”当成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起点。当其他国家把这个因素当作起点，把“美国的存在”作为工具而把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时候，中国很多人似乎不想承认或者不愿面对这个现实，把美国的存在视为是负面的因素，是一切问题的根源。如果换一种思维，情况就可能很不一样。中国能否可以利用美国的存在这一事实把自己的国家利益最大化呢？现实的逻辑是这样的：当美国感觉到中国在排挤美国的时候，其会尽一切力量来保持和强化其在亚洲的力量，来挤压中国在亚洲的空间；当美国感觉到中国欢迎美国在亚洲的存在并且是合作的时候，美国反而会愿意“分享”其在亚洲的空间。

今天中国面临的困境是：美国感觉到中国要把其赶出亚洲，因此努力通过各种途径来强化其在亚洲的存在，利用南海等问题只是美国诸多手段之一；而中国感觉到到处受美国的挤压，要调整战略来应付美国，如果不能直接针对美国，那么也要针对美国在亚洲的盟友。这是国际政治上典型的“安全困境”。而这个困境的根源在于中美两国对自己都没有足够的信心，对对方没有基本上的信任。

很多迹象表明，中美两国有倾向陷入这个“安全困境”。美国已经有了很清晰的思路和很多的动作来强化其在亚洲的存在。中国尽管还没有改变其政策，但社会层面的政策争论已经开始。从目前的政策争论中，人们可以想象几个场景。第一，正如有人已经提到，中国可以仿效美国，培养一个亚洲“古巴”，例如菲律宾，产生“杀鸡儆猴”的效应。也就是说，针对众多的周边国家，中国可以做选择，对不同国家实施不同的政策。在那么多周边国家中，存在一个“古巴”甚至两个，并不可怕。第二，中国也可以仿效美国，实行“战略性贸易”，建立自己版本的“TPP”，用经济手段来奖励一些国家的同时来惩罚另一些国家。考虑到中国现在是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尤其是当欧美面临长期的经济困难的情况下，这种方式也是可以产生一些效应的。实际上，中国很多人越来越难以相信：中国具有那么庞大的经济利益，为什么搞得连一个朋友也没有？在过去，中国一直在提倡“外交为经济服务”，当中国的经济反过来为外交服务的时候，必然产生外在的巨大影响力。第三，中国甚至可以实行联盟政治。中国历来奉行不结盟政策，但在国际环境恶化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很可能得到改变。实际上，中国独特的主权概念有利于结盟，也就是说中国不会像西方国家那样干涉别国内政。这种倾向有利于中国和具有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打交道。尽管中国不能像美国那样搞“民主价值”同盟，但经济同盟也会很有效，尤其在亚洲。即使是在战略上，现在很多国家因为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对中国表现出极大的担忧来，但如果中国真正在战略上崛起了，情况就会很不相同。也就是说，当中国真正能够在安全战略上为其他国家提供“公共服务”(public goods)的时候，外在世界对中国的认知会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今天，很多亚洲国家需要美国在亚洲的存在，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对中国的担忧，更是因为美国有能力提供“公共服务”，而中国则没有。

但是，问题在于，中国有必要做这些选择吗？很显然，这些既不是中国追求国家利益的最有效方式，更不能使得其国家利益最大化。对美国当前的对华政策，中国应当有一个合理的判断，是威慑（deterrence）还是围堵(containment)？威慑指的是美国的政策是为了防备中国做对美国不利的事情；围堵指的是美国的政策是遏制中国的外在影响力甚至中国的内部发展。不同国家对同一政策往往会有不同的解读。例如美国认为其驻军澳大利亚是对中国的威慑，但中国认为这是围堵。再者，威慑和围堵战略也可以并用。例如在冷战期间，美国一方面用核武器来威慑苏联，另一方面用“孤立”、战略性贸易、西方同盟和军事竞赛等方式来围堵苏联。

理性地说，美国对中国的围堵已经不可能。中国毕竟不是苏联。中国既没有像前苏联那样要和美国竞争世界霸权的计划，而且中美两国至少在经济方面已经高度互相依赖，同属一个体系。不管美国政府的意向如何，要美国的经济界完全脱离中国没有可能。所以，对美国来说，其对华战略充其量来说就是“威慑”。

如果是“围堵”，那么中美两国就没有了合作的空间。但显然，这不是事实。实际上，中美两国关系的最高层面仍然是合作。美国需要中国的合作，中国也需要美国的合作。自从20世纪冷战期间形成中美建交对抗苏联霸权以来，中美这两大国之间的关系就具有了全球意义。现在更是如此。没有了苏联，中美关系可以说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轴。作为唯一的霸权，美国对中国有两种态度。一是需要中国，二是防备中国。美国首先需要中国。作为“老大”，需要“老二”承担更多的责任。美国是世界的警察，每天都在承担着庞大的费用。如果“老二”支持“老大”，那么“老大”的世界警察地位更可以持续。但如果“老二”不能为“老大”承担责任，那么“老大”需要更多的费用，其地位的可持续性就会成问题。美国现在处于相对衰落地位，更需要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对美国而言）。这也就是美国近年来宣称“中国责任论”背后的原因。美国也一直在抱怨中国是“搭便车者”，没有承担应当承担的国际责任。对美国来说，中国拥有的国际空间取决于其所承担的国际责任。

对中国来说，也是可以有效利用美国的这种对中国的需要。例如中国的军事现代化经常被美国和周边国家视为是对区域安全和稳定的威胁。如何应付？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不可避免，不会因为外界的担心而停止，但同时外界的担忧也是必须正视的。如果双方互相误解，造成一场军事竞赛，那么就会对中国大大不利。无论是中国的政治体制还是经济结构，中美之间的军事竞赛必然促使中国走向以前苏联的军事经济道路，从而使得经济不可持续。中国要军事现代化，但又要担心陷入军事竞赛，那么就必须改变军事现代化的方式，那就是要把军事现代化放置于中国的国际责任的话语中，并且也必须在政策层面保证更为透明和预期的。

即使对很多人所担心的TPP，中国也应当做理性的解读。没有中国的参与，TPP就没有多大的意义，这一点连美国人也是意识到了的。美国的意图也是在给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使得中国经济更加开放。因为在美国人眼里，中国享受了进入“国际体系”的好处，而没有承担足够的责任。但因为TPP的开放性质，中国也可以变被动为主动，尽早和一些国家开始谈判，尽早以参与的方式来影响其进程，避免最后其成为美国主导的针对中国的经济贸易集团。这样做，对美国和中国都是互利的。

在下一个层次，美国才会考虑上述讨论“威慑”和“围堵”等方面的策略，也就是说，美国要防备中国挑战“老大”的位置，也就是说阻止中国取代美国霸权。中国周边如此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刚好为美国提供了无穷的机会，从黄海、东海、南海到印度洋，从新疆、西藏到台湾，美国有太多的文章可做。而美国这方面的动作也是中国最为担忧的。

美国从中国周边入手来防备中国，不难理解中国的回应。但是也不难看到，要处理好中美关系，中国必须从前一方面做文章，也就是从国际或者区域责任的角度。中国要承担区域甚至国际责任。中美两国对责任有不同的理解。中国有自己的责任定义，不想承担美国所定义的责任。尽管有这种分歧，但一定的共识也是可以达成的。美国是体系的“老大”，中国是“老二”。美国要对整个体系负责（尽管其背后是美国的自私自利），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也要为整个体系负责。就是说，无论对美国还是中国来说，中美两国有很多重合的利益，并且体系的整体利益和中美两国各自的利益也有很多重合的地方。如果中国能够在这一个层面和美国达成更大的合作，那么在周边层面中国可以大大减轻来自美国的压力。如果中国能够从体系的角度来考虑自己的利益，那么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认知和态度也会全然不同。

和美国一样，中国实际上也在尽力“拉拢”周边小国家。越南和菲律宾最近这些年使劲拉拢和靠近美国，但中国并没有放弃，而是试图用经济因素使其不要过于靠向美国。然而，中国的努力并没有正面效果。相反，中国越拉，这些国家越靠向美国。为什么？这里的因素很复杂，但其中有两个因素至关重要。第一是中国的区域责任。20世纪以来，中国花了很大的精力来和东盟国家改善关系。除在经济上非常成功之外，其他方面也有往好的发展的趋势。但中国没有处理好南海问题。尽管中国认为南海问题并不是由中国引起的，而是越南和菲律宾等国所致，中国只是被动反应罢了。但中国忘掉了自己已经至少是区域大国，不可对像南海问题这样重要的问题毫无准备。在处理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很显然必须放置于中国和东盟区域整体利益之内。在没有准备好如何在区域整体利益内来解决问题的情况下，中国的反应不仅给予了当事国（越南和菲律宾等）更多的理由来邀请美国，而且也失去了其他和这个问题没有关联的国家的同情和支持。对这些国家来说，尽管他们和主权纠纷不相关，但他们必须关注区域的整体利益。很显然，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都是用国际水域“航道安全”来论证对南海问题的关切的。

第二是中国忽视了小国家天生惧怕单独和大国打交道这一事实。在理想层面，中国提出和平崛起等政策口号，不让任何一个国家感受到威胁。但这并非容易。中国的真诚很难让小国家感觉得到。这就要求中国从小国家的角度来理解问题。这方面，中国如果学习美国，即不尊重小国家，那么小国家更会靠向美国。有关中国南海等问题，中国要争取双边主义的突破。如果不能突破，那么也可以改变传统双边主义的做法，转型到现代新型的双边主义，即在多边（中国和东盟）的构架内来讨论双边问题。这就可以大大减少小国家的担忧和恐惧感。实际上，近年来有关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的讨论已经进了很大的一步。中国必须往多边主义方向努力。在越南和菲律宾的案例上，中国力图通过经济方法促使这些国家回到传统的双边主义，这种努力很大程度上会适得其反。事实上也如此。

不管怎样，无论是和美国的关系还是在南海问题上，中国仍然有很大的外交空间。这些空间的拓展无疑可以增加应付自己所面对的挑战的可能性，有可能避免和外在世界的对抗，而增进国家利益。但这些空间的拓展的前提就是要解放思想，改变传统思维方式。

以上内容，选自郑永年《大格局：中国崛起应该超越情感和意识形态》。更多相关内容，请参阅东方出版社·郑永年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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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1962—），浙江省余姚人。中国政治、社会问题与国际关系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国际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和《东亚政策》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

历任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先后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麦克阿瑟基金会和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2003-2005)研究基金的资助。其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研究兴趣和领域包括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地区安全；中国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制度和社会转型；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中国政治与中央地方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