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地铁6号线最东端终点站“潞城站”出来，黑车司机、卖房中介便拥了过来。抬眼望去，在地铁站台两边，绵延着数十米密密麻麻的私家车。

当地人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这些私家车主每天开车到这里，然后乘6号线进城上班。

这里是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东小营村，地处北京市域东端，离东三环地铁车程一小时；再往东，就是北京最著名的“睡城”——超过60万常住人口的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镇。

眼下，流传了十余年的“北京市政府东迁通州”正大规模发酵，尚无权威部门证实这一消息。通州这个离北京最近的郊区，又站到了喧嚣的中心。

多村拆迁进行时

“传言说北京市政府将搬至通州，从我高中到今天，已经整整十年了。”一位通州区潞城镇东小营村村民告诉本报记者。

最新的流传版本是“北京市政府搬迁通州步入倒计时”。潞城镇一带是传言中北京市政府的迁入地。

北京市委宣传部新闻处相关负责人向媒体表示，网络传言不可信，以权威部门正式发布为准。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在东小营村服务中心玻璃门上看到的一则通知称，为确保潞城镇棚户区改造项目中“转非安置”工作的顺利进行，现开展对本村农业户籍人口的信息采集工作。落款时间是6月9日，要求完成期限是6月15日。

6月16日，服务中心一位工作人员向本报记者表示，这项工作已经基本完成。

同样的农业户口信息采集中心工作，也在潞城镇古城村进行。《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在古城村村委会的一街之隔看到，为拆迁小组进驻准备的临时住宅正在建设中，主体已基本完成。

此外，本报记者获悉的一份文件显示，古城村已经在2015年5月29日暂停了一系列事项的办理，包括“新批宅基地和其他建设用地”，“审批新建、改建、扩建房屋”，“办理入户和分户”，“改变房屋、土地用途”等。暂停期间持续到2016年5月28日。

东小营村村委会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本报记者，这次拆迁涉及潞城镇17个村。

此前有消息称，包括东小营村在内的17个自然村已暂停新建房屋、办理入户等业务。

前述东小营村工作人员表示，数次“北京市政府搬家”传闻中，这是第一次进行信息采集。

而一旦此次搬迁消息为真，在此居住的外来打工者可能将另觅他处。

多年来，依傍与北京相邻的区位优势和低廉租金，潞城镇的这些村落，吸收了大量从北京外溢的中低收入外来务工人员。

村落各处可见用歪歪扭扭的字体写着“房屋出租”的广告。当地人称，几乎家家户户都经营了“公寓”出租给来京务工者，大的公寓有上百个房间，月租金几百元不等。

一位来自东北的租户已经在古城村住了20年，经历了古城村前后多次拆迁。他说，这次村子拆了就搬走，再找别地住去。

在农民工打算搬离的同时，市场开始传言通州房价即将上涨。

不过，《第一财经日报》记者16日走访发现，通州新楼盘价格并未出现传闻中的普遍上扬，有些受访楼盘在酝酿新的营销政策，多数则保持原有优惠。中原地产等代理机构的数据显示，近期通州商品房成交价格仅环比上涨1.6%。

关于“搬家”的内部争论

根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通州为东部发展带的重要节点，北京重点发展的新城之一，也是北京未来发展的新城区和城市综合服务中心。

目前，通州区的相关配套正在推进过程中。

比如教育资源方面，中国人民大学东校区落户通州区潞城镇，主要发展人文社会学科，配套的人大附中、附小、幼儿园等也将随之迁入；此外，北京电影学院也将整体搬至通州。

今年4月，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在通州调研时表示，通州是城市副中心，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处于桥头堡位置，要积极主动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努力有更大作为。

他强调，重点要深入研究通州在首都城市战略定位中的地位和作用，调整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要坚决清理掉一般性产业特别是带有污染的产业，同时吸纳、发展“高精尖”产业，实现“吐故纳新”。

通州的发展规划远景值得期待，只不过，尚无权威信息证实北京市政府是否将迁入通州。

在今年3月份全国两会期间，北京市领导曾表示，北京城市总规划正在修改，但目前没有计划要将市政府等政治功能搬往通州。

部分资源的外迁能否缓解北京“大城市病”？这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

方塘智库区域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张五明认为，从中长期维度来看，北京部分功能迁移能带来多个层面的利好，一是直接带动迁入地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资源的供应能力；从更长远来看，更多的人口有了更大的消费空间和人力资源，也就有了更广的产业空间，也就能吸引更多的业态。

但对于“大城市病”能否彻底缓解，张五明存疑。他认为，造成北京内城拥堵的要素中，北京市行政人口只是少部分，更多的是直接涉及“首都功能”的人口和央企人员。

况且一旦搬迁，出于对学区、医疗和城市环境的考虑，北京市行政人员有多少人愿意过“候鸟生活”是个未知数。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北京市直机关工作人员就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抱怨，“现在还没有下发最终搬家的通知，但是我们内部已经争论很久了。真的搬过去，医院、学校、商场什么都没有，就是一片荒地。”

不过，北京市社科院副院长、北京方迪智库首席专家赵弘向本报记者表示，通过行政资源的搬迁带动更多资源向副中心集聚已有很多成功先例。比如日本东京为了解决“城市病”，建立了新宿、涩谷和池袋三个城市副中心。其中，东京市政府迁至了新宿。现在看来，东京市政府的搬迁对于完善新宿的配套服务、增强新宿对人口和产业的吸引力成效巨大；而且行政资源的迁移具有很强的信号作用，表明政府疏解中心城市功能的决心。

赵弘强调，要解决北京的“大城市病”需要“组合拳”，有建设也有限制，产生治理城市病的“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