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1945年9月，熊家驹再度成为安义县县长。

此时正值国民政府威望的最高峰。挟八年抗战并最终跻身世界“四强”之势，执政者走出陪都重庆，开始接收敌伪财产，贪腐也因此迅速蔓延。

4个月后，熊家驹即被举报“值敌寇投降接收大量敌伪物资之机会，与僚属狼狈为奸，贪污尤为加剧”，成为抗战胜利后当地第一个被举报的县长。在他之后，陆续有继任者成为调查对象。

安义县地处江西省腹地，与省会南昌仅距50公里。从抗战胜利收复失地，到被解放军占领，国民政府统治安义县前后不足4年。与其他地方一样，这里在国民党败走台湾之前，经历了腐败与反腐败的剧烈斗争。

有案底的县长“咸鱼翻生”

这已经是熊家驹第二次被举报。

1933年前，他即为安义县长，只因“贪酷杀人，罪恶昭著”，被公民刘维源告至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处，遭撤职移交南昌地方法院，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他在1930年还做过另一件事：倡议拆城，将县城城墙砖石全部拍卖。

曾有案底的熊家驹何以能在1945年咸鱼翻生？举报信中并没详述，只称其“此次百计汇缘，复任安义县长，地方人士冀其痛改前非，为地方造福，乃不料熊家驹贪污成性，到职以来依然故态复萌，日惟孳孳为利。”

在日本投降之前，安义县是沦陷区，国民政府所设安义县府寄居在邻县靖安境内，政治权力薄弱，一般认为尚少贪污之机。待接收日伪财产开始，安义县府奉令复员，面对移交的丰富物资，很多官员开始“利令智昏，大显其敛钱之身手”。按照举报者的估计，熊家驹的贪污所得不下数千万元。

被举报的贪腐案例包括：指派亲信私卖敌伪移交的二三千余株巨大杉木，得款二百余万元；指派心腹私藏敌伪移交稻谷一万五千石；其亲信和胞弟开设专营食盐店，公然以每斤345元的黑市价出售（盐务局规定每斤不能超过200元）；借筹制保警队冬季被服之机，向各乡摊牌得法币二百余万元，尽入私囊……

举报人涂蓥和熊飞，分别在举报信的末尾写下了自己的家庭住址。如今在江西省九江市档案馆，还可以找到这些信件的原件。

举报信呈报给省主席曹浩森之后，他和省民政厅长在1946年2月26日签发的江西省政府训令中指示“从严彻查”。

两个半月后，视察员鲁国强给出了一份调查报告。但举报信中的主要指控都被调查报告否定，譬如认为私卖木材确实存在，但没有证据证明和熊家驹有关；其亲信、胞弟所卖食盐是否黑市价格，“询问当地多数人民，亦说不出如何可证之事实也”。

当时，恶性通货膨胀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出现，类似于食盐黑市价格的情况，此后将愈演愈烈，以至于蒋经国要在1948年去上海“打老虎”。但安义县貌似指证历历的举报，却被视察员一语轻轻带过。

此后，针对熊家驹的相关举报并未中断，“贿纵汉奸”、“包庇烟赌”、“延压军粮价款”等指控相继出现。

不过，后来视察员黄政敏所做调查报告，仍有利于熊家驹。举报人涂蓥和熊飞心有不甘，在一份举报材料继续指控，称其对于中央豁免田赋之明令秘而不宣，却通令各乡镇按田亩征收县级公粮。

曹浩森卸任江西省主席职务后，继任者王陵基继续关注此案。1946年6月9日，他曾在一则训令中抱怨，饬令彻查该案已逾时甚久，下级公署却未做有效答复。

而下级公署6月11日的汇报中，则称公署人事编制紧缩，仅有视察员一人，而上级要求调查及移交的案件有90余件，“东驰西骤，实无虚日”。

又两个月之后，在江西省政府训令中透露出消息，经商请江西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指定南昌地方法院检察官侦办熊家驹案中涉嫌侵占稻谷的部分，至于是否私卖木材部分，则另行调查。

在上海“打老虎”时的蒋经国。韩福东 翻拍

视察员称指控没根据

1946年的最后一天，南昌地院检察官胡文明写完了针对熊家驹的起诉书。

48岁的熊家驹和他的亲信安义县联社筹备主任熊章华等人，被控在办理敌伪物资接收之时，“趁机勾串舞弊，侵占接稻谷三千余石，及盗卖接收棉花六千余斤，食盐一万余斤，茶叶一千余斤，与麦子等物，或就地售卖，或运往奉新、高安等地售卖。”

此前被视察员鲁国强所否认的罪行（譬如盗卖食盐），最终出现在起诉书上。

熊家驹的另一担任安义县第二区区长的张姓亲信，也被起诉，检察官指控他除参与上述侵占盗卖物资外，还诈取军毯十五床、军衣三十余套、步枪、手枪数支。这些犯罪行为的涉案数额并不大。

熊家驹被起诉之际，国民政府反腐败的力度正在加大，宋子文也是在1947年卷入“黄金风潮案”被迫辞职，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诒则被免职。

安义县的反腐，只是蒋介石重振公务廉洁努力的一个小小片段。

从当时的举报看，还涉及很多其他官员。如183师李营长被控敲诈汉奸汪叔孚、詹炳奎金饰数斤，运走伪合作社棉花数十车，其他军用物品、布匹、酒瓶、骡马无数，并威胁地方列册少报。

前警察局熊纶被控假修局址，拆毁敌仓库、哨岗，私吞白铁千余张，每张私售七千元，共得七百万元，尽为己有。

前议长朱升平被控与熊家驹、李营长“狼狈为奸”；前六安乡乡长熊斌，也被举报者列了十二大罪状。相关举报书称，舞弊数字统计或有出入，但事实均系实情。

这些被举报者大多已失去职务，事后是否被起诉则不得而知。

在熊家驹之后出任安义县长的刘建晖，也在1947年遭到乡民代表举报“贪污渎职”。其中一个指控是，他对酬神演戏过程中的赌博不予制止，反抽赌捐二千余万元。

和视察员鲁国强一样，新的督查者黄政敏也做出有利于被举报者的报告，他称“经分别严密详查，全无事实根据，而该俱控人张鉴堃经查已于去年病故，现代表已无其人，所控似系捏词加陷。”

是否抽赌捐，是所涉甚广的半公开行为，从常识判断，实名举报高官者，做此“捏词加陷”的可能性并不高。黄政敏的调查报告，或许只是进一步证明彼时的反贪难度，及大权在握的反腐视察员可能的贪渎程度。

将举报人移送给被举报人？

蒋经国1948年上海滩“打老虎”失败的经历，则进一步彰显了国民政府的困境。

通货膨胀在抗战胜利后快速进入不可控制状态，成为吞噬国民政府统治合法性的大杀器。明知蒋经国可能会因“打老虎”而断送前程，蒋介石还是派他去了上海，主持这一以打击奸商和腐败官员为目的经济战役。蒋经国为此将孔祥熙和宋霭龄长子孔令侃的扬子公司查封，并逮捕上海滩大亨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但压力之下，他又做了妥协。该年11月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限价已经开放，七十天来的努力，已一笔勾销。”

时间进入1949年，安义县的新县长张孝忱（1948年9月就职）同样面临贪腐指控。此时，就此发布相关训令的省主席已是方天。自省至县，长官的频繁流动，显示出这处于非常态社会治理之下。

张孝忱被列举的罪行包括：贿卖乡镇长；勒索钱粮；征兵舞弊，并设检查站强抓壮丁；在各机构安排吃缺（吃空饷）者甚众，仅保警队一个中队就有四五十名；虚设自卫第二中队，骗取物资；借“戡乱”名义，重用青帮人员，为害乡里；包庇烟赌、收受保护费；违规收取粮畜出境费……

举报的事例有时过于琐细，譬如借1948年安义县要人熊天翼回家之机，张孝忱举办欢迎仪式，“报销招待费一千七万余元，连其太太购买涂丹士林布一丈，亦报销在香烟之内。”

举报信中，常常列举相关违法及作证人名字，显示出其对官场的熟悉程度。接下来一个叫王琼的调查员在给公署徐专员的报告中称，其中一个叫涂隐蔬的举报者原为安义县参议会议长，被司法机关以侵占公务罪嫌扣押，尚在侦讯中；另一化名卢克刚的举报者，原为县政府统计员，因贿卖壮丁及诈索财物罪被张孝忱县长撤职处分。此次举报张孝忱实为派系斗争。

王琼最后给出的结论是：“查该县长确无违法失职行为……本案迭据张县长请求，如查属虚诬，乞发交下县依法进行诬告诉究，以儆刁风等情……当否？乞示！”

举报人有被移送给被举报人，治“诬告”罪之风险，你相信是实名举报者诬告，还是调查员与县长官官相护？

不知道徐专员是否同意王琼的建议。他收到此呈文的时间是1949年4月16日，此时张孝忱案已经变得非常不重要。4天后，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5月22日，南昌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