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6月4日,台湾东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赵刚应邀到清华大学做题为台派“乌托邦”的演讲,破土网发表关于赵刚清华演讲〈台派“乌托邦”〉的一些思考一文反思赵刚老师的观点。作者认为赵刚老师的分析没有看到太阳花运动的历史过程以及其在全台湾岛的动态扩散,将之归结为赵刚及同代人的历史经验和生命经验,并呼吁作为反思者的赵刚们应该进入一轮新的反思,积极介入左翼运动。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卢荻教授质疑了思考一文,主要有两点:第一,中美是否皆为资本?中美对人民——是人民,不是“我”、“我们”——的福祉是否无差异,亦或天差地别?若脱离具体的论证,抽象谈论资本,则可能沦为拒认历史的西方中心主义左翼,甚至演变为“右翼沙文主义”;第二,思考一文并未展开“左翼介入”的观点,亦未具体分析左翼为何会介入失败,左翼应该如何介入,介入本身是否可能造成“反革命”的反效果。基于此,卢荻老师撰文权贵资本主义作为遁词作进一步思考。】 卢荻教授 将中国美国各自的政治-经济构造等量齐观,视之为对世界人民带来同样的祸害,这种判断和立场,是海内外华人左翼各流派的“权贵资本主义”论、“原始资本主义”论的逻辑结论。 这种立场,表面上看,好像没有国内的自由派人士的类似断言那么极端,没有像港台本土派独派那样扬言“中国霸权就是最可恶”(更不用说某些人认定中国已经堕落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了)。然而,在实践上面对抉择时,如此左翼,也只不过是跟在右翼沙文主义运动后面摇旗呐喊罢了,美其名曰介入运动。右翼沙文主义,即是,“攀附世界范围的权势霸权、冒名普世价值的大乡里沙文主义”,文明为名,野蛮为实。 好吧,姑且算是、纵使是中美同为资本同为权贵资本主义,也有糟糕的与更糟糕的之分,所以,左翼不应该抽象地批判资本,必须具体分析,直面现实。 单就经济而言,美国资本祸害世界,金融霸权(所谓“华尔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部综合体”)的“金融大杀器”杀得环球哀鸿,惨象处处,即使在危机之外的时候也是对全球劳动人民敲骨吸髓,如此现实,号称左翼者还要来争论吗?与此相对,迄今,中国经济对国外是净奉献,即使其资本性质的对外投资剥削了后进国家(这正如另文所述总体而言不是事实),其规模也是远比不上对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的被迫奉献。 所以,迄今的关键仍在于国内,一是事实如何,二是若非这样又可以怎样。权贵/原始资本主义论者断言,三十多年来的事实也只不过是,发财的是官僚权贵,受罪的是人民大众,经济增长的背面是社会上的没有发展、负向发展。系统性的贪腐,与之相对的山西内蒙奴隶矿工、珠三角长三角被规限得快变成机器的组装线女工、最受压榨和欠薪之害的全国建筑业民工,等等,还有水源土地空气的污染破坏;这就是他们所认定的中国政治-经济构造的所作所为的全貌,本质如此,毁灭之不足惜。 全貌当真如此?生活水平提高,营养摄入和住房面积设施改善,普及的教育和基本医疗,学习条件、文化环境、资讯供给、康乐设施,这些都不算数?还需要更有系统意义的社会发展指标吗,那么,贫困人口规模大幅减少、人均预期寿命持续提升等等,这些应该算数吧,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的综合结果。而须知,一是这些成就却是在备受世界资本主义的系统剥削中仍然获得的,二是,就世界范围看,这些成就几乎是中国独一家,几十年来中国之外的世界是贫困人口的绝对量大幅增加而非减少,是贫国与富国的人均收入差距趋于扩大而非缩小,是今日中国的社会发展潜力远远超乎其他后进经济。 或反问,就不可以有比既有的现实更好的替代吗?当然可以,不要说是左翼,就算是单纯的人道主义者,也不会接受三十多年来那些没有发展、负面发展的种种现象是必然必不可免的。然而,所谓替代,首先不是自由派本土派独派的依靠招魂“普世价值政治”。如果没有中国革命历史遗留下来的政治-经济构造,如果中国经历了苏联式颠覆性转变,如果中国的变革是以新自由主义为导向,那对“华尔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部综合体”而言是上帝的恩赐,对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劳动者而言只能见到最彻底的“世界范围的刘易斯模型”,迫使他们一齐“竞争到底”为金融霸权的掠夺性积累奉献出他们的全部幸福。 反革命不是路,那么,革命、劳动者的阶级革命又如何?我不知道,我很感怀疑;至少,跟在自由派本土派独派后面摇旗呐喊同样不是路。革命不是说要就要的,革命是历史性的、社会矛盾积累的产物,取决于作为主体的劳动者是否有足够的自觉和动员,认清阶级利益,保卫已有的,争取应有的。这样,联系到今日世界的现实状况,左翼要作为尾巴摇旗呐喊,即使让你介入成功,大有可能也就是复制波兰经验,那还是反革命,那还是“普世价值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