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智者克里希那穆提一语惊人：“在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地方，没有智慧。”因为，自我太渺小，很容易想象自我是更大的自我的一部分，于是有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政治狂热。不仅如此，克里希那穆提更大胆指出，这里还包含着某种不可治愈的自卑情绪。

不论如何，最近十年，我们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日益高涨。虽然，就我们的民族性和文化传统而言，春秋时代的老祖宗早已树立榜样，中国人的世界观自古就是天下主义的而不是民族主义的。诸如列宁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一再教导我们，民族是阶级的一翼，统治集团为了转移受压迫大众的视线，往往挑起民族仇视。

中国现代政治学说的主流学派至今仍自认是马克思主义的。如果读者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例如，不相信中国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或即使存在但不是社会演化的主要动力，那么，我推测，读者无法回避前面引述的克里希那穆提对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批评。

就理论而言，阴谋论的要害首先在于它缺乏政治智慧。其次，在统计学和基于统计学的科学视角下，它不正确。就实践而言，大国政治不应也不可能基于阴谋。因为，阴谋之成败取决于偶然因素，而大国的命运不应维系于偶然因素。

固然，历史在转折关头常取决于细节，而细节包含着偶然因素。也恰恰因此，我们才格外关注“智慧”问题。

把握时机，因势利导，是一种智慧。凡事失败了就说别人有阴谋，或凡事解释不通的时候就说是阴谋，这是缺乏智慧的表现。

目前我国流行“美国阴谋”。更早些年，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我国流行“英国阴谋”。如果查阅文献，我们不难发现，20年代至30年代流行过“俄国阴谋”，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流行过“日本阴谋”。

关于阴谋论的资料显示，不仅中国，而且朝鲜和越南，在某些历史时期，都流行过关于强国（包括中国）如何操纵弱国内政的阴谋论。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是因为报界推测多年的日本与袁世凯之间的“密约”因凡尔赛和约而披露。虽然，这一事件充分表明阴谋不可持续，但是它被相信阴谋论的人当做阴谋普遍存在的一项证据。

今天，我们通过检索“阴谋论”文献知道，如果每一民族都有自己的特征——称为“民族性”，那么世界上有两个特别喜欢阴谋的民族——英国和日本。

与杜威不同，罗素崇拜中国文化，可是他列举过三项中国人的劣根性——“冷漠”“贪婪”和“说谎”。姑且不论“民族性”或“劣根性”是否应被接受为正确的观念，目前流行的阴谋论并不指向英国和日本，而是指向美国。

虽然，美国人始终被其他国家的公众认为是“最天真的”。这一事实暗示我们，让我们相信“美国阴谋”的，主要根据并不是民族性，而是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既然如此，我们就应直接探讨大国政治与阴谋论之间的关系。

大国政治，是当代国际关系的核心议题。为什么国际政治专家通常不接受“阴谋论”的解释？因为，保密的代价太高。当人数众多时，阴谋很快就变成“阳谋”。大国之间于是从来就只有阳谋，公然派遣间谍、潜艇、卫星，以及传播本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广播电视。这是国际惯例，大国政治的惯例。

假如某一大国的公民普遍相信阴谋论，那将怎样？我推测，当然，现在我们也可观测，一种可能是“人心惶惶”，因为我们周围很可能布满了外国利益的代理人；另一种可能是“大批判”——公开批判想象中的外国阴谋，这就被旁观者称为“妖魔化宣传”。

这两种可能性，都将极大地损害本国利益。除非我们计划返回闭关锁国的时代，否则，我们最好遵循国际政治的惯例，相信阳谋而不相信阴谋。阳谋，比拼的是政治智慧；阴谋，我不知道比拼的是什么，人心叵测，对本国政治也非常不利。

一个社会，如果长期宣传阴谋论，人心叵测，眼神里透着诡异，甚至在家庭内部，坦诚也不再是美德，一代复一代，沉积在深层心理结构中，成为一种“民族性格”，那就太糟糕了。因为，在心理学视角下，这意味着整个民族患了“受迫害狂”。

其实，在十年“文革”中度过青春期的这一代中国人，已经十分普遍地表现出受迫害狂（相互猜忌）的心理障碍。百年之后，史家若要直面评价这场旨在反对官僚政治的大规模社会运动的种种后果，不应忽略人性扭曲这一严重的负面后果。

扭曲了人性之后，我们这一代人成家立业，继续扭曲我们后代的人性，如此相续永无了结。事实上，今天高校学生的许多心理问题，主要责任应由他们的父母承担。他们的父母，就是我的同龄人。

我最钦佩的一位朋友，也是我在跨学科教育事业中难得的一位同仁，顽固地相信西方帝国主义颠覆中国政府的阴谋论，并且努力向学生们宣传这样的阴谋论。这真令人痛心。承受着这一痛苦，我写了这篇文章。

我知道，阴谋论在许多网站居于主导地位。我从未访问过“天涯社区”，但我听说那里是各种各样阴谋论的发源地。民粹主义——吴敬琏教授最近提醒读者——或许是当前最应警惕的思潮。

政治腐败与民粹情绪，似乎总是形影不离。所以，执政党必须尽快提出政治民主化的可行方案。否则，晚清中国社会流行过的许多危险思潮都可能卷土重来。

在任何一个社会的任何一个历史阶段，权力从垄断状态到与更多民众分享的状态，这是“民主化”的实质。盖言之，权力的分享，首先为了缓解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

可是，理有固然，势无必至。如果当权者始终不能获得足够的政治智慧，来实现权力在更大范围内的分享，那么，上述的潜流就难以避免要演变为摧枯拉朽的社会革命。

就我自己的态度而言，但凡可以和平演变，我绝不赞成暴力革命。我相信我周围多数朋友，以及多数中国人，都持这样的态度。社会运动起于偶然事件，若一连串偶然事件相互激发，则可能造成激变的形势，不再是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