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健行

1994年，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李永忠从地方纪委调到中纪委研究室工作，成为尉健行的下属。

今天，李永忠接受“政事儿”专访时回忆，尉健行是兼职最多的纪委书记，曾先后兼职北京市委书记、全国总工会主席，“中纪委书记兼任北京市委书记，而且兼任了两年时间，这是从未有过的。他兼任全国总工会主席的时候，正赶上国企改革的紧要关头，大量职工下岗，他做到了平稳过渡。回顾他担任中纪委书记这10年，他做到了他能做到的最好的程度”。

以政治局委员身份担任中纪委书记是挑战

政事儿：尉健行担任中纪委书记期间，给你留下什么印象?

李永忠：1992年到2002年，尉健行担任中纪委书记。这10年，可以概括为“一难两低三格局”。

“一难”可以用一句古诗词来形容，“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

为什么这样讲呢?尉健行是1978年中纪委重建后，第三任中纪委书记。前两任中纪委书记陈云、乔石，都是中央政治局常委。

陈云开展了三年整党、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等等，乔石做了大量的加强纪检机关队伍建设方面的工作。而尉健行担任中纪委书记的前5年，也就是1992年到1997年，他只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是以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开展中纪委工作的，这对他来说是一种挑战。

我印象最深的是，虽然工作局面构成了一种挑战，但是尉健行非常快地展开了工作，思路非常清楚而且切中要害，他提出了“三格局”，第一个是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第二个，纠正部门行业不正之风;第三个，查处大要案。他的想法是，抓住了这三项，纪检工作就有了抓手。

中纪委书记兼北京市委书记前所未有

政事儿：担任中纪委书记期间，尉健行还曾经兼任北京市委书记，同时还查办了陈希同案、成克杰案等大要案。你是否感觉到他的压力?

李永忠：尉健行可以说是兼职最多的中纪委书记。担任中纪委书记第二年，他当选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十二届执委会主席;1995年至1997年8月兼任北京市委书记;1998年至2002年再次当选全国总工会执委会主席。

中纪委书记兼任北京市委书记，而且兼任了两年时间，这是从未有过的。他兼任全国总工会主席的时候，正赶上国企改革的紧要关头，非常尖锐，他在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方面做了很好的沟通，实现了平稳过渡。

这么多兼职，每个职务都非常重要，都要承担非常重要的责任和任务，他的工作压力大不大?这个问题可想而知。

不过，他并没有表现出来，看不出疲惫，更没有丝毫烦躁。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兼任全国总工会主席的时候曾经说过，如果工会说的做的跟厂长、厂委完全一样，那么工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这就是他的工作风格，喜欢听真话，自己也坚持讲真话。

政事儿：尉健行担任中纪委书记期间，纪检、监察合署办公，这给纪检工作带来了什么影响?

李永忠：文革结束后，监察部重建，尉健行是第一任监察部部长。1992年他当选中纪委书记不久，中央于1993年1月决定，中纪委、监察部合署办公，实行一套工作机构、两个机关名称的体制。这之后，全国各地的纪委和监察部门也陆续合署办公。合署办公的好处是力量集中、效率提升。

我记得当年深圳也想合署办公，尉健行提出，可不可以留下一处不合署办公的?我感觉，他的想法是不搞一刀切，既有合署办公的，也保留不合署办公的，通过一段时间的运行，再比较两种模式。这也是他一贯的工作方法。

到目前为止，深圳市监察局是全国唯一一个没有与纪委合署办公的监察机关。

曾大力度整顿公款大吃大喝问题

政事儿：查办李嘉廷案时，尉健行就提出领导干部应该严格管理自己的家人，类似反腐提法还有哪些?

李永忠：尉健行担任中纪委书记不久，在1993年8月的中纪委二次全会上，提出了坚决、持久地开展反腐败斗争，这标志着中国全面反腐的开始。

如何适应全面反腐形势?尉健行的反腐思路是首先要解决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问题，要求领导干部管好自己的家人。《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就是在他担任中纪委书记的第五年，也就是1997年提出的，这个《准则》明确要求：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不准在该领导干部管辖的地区及管辖的业务范围个人经商办企业和在外商独资企业任职。

尉健行也曾经大力度整顿公款大吃大喝问题。去年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出席全国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七次会议时，提到了尉健行。王岐山说他担任建行行长的时候，尉健行任中纪委书记，当时北京东华门有家专门做潮州菜的餐厅，很好吃。尉健行派人在这家餐厅门口蹲守，拍车牌子，曝光，抄了三个月车牌以后，这个餐厅关张了。

“标本兼治、源头治理”也是尉健行提出来的。1998年1月召开的十五届中纪委二次全会，提出反腐败既要治标，又要加大治本的力度，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对策。这是反腐败工作从以治标为主向标本兼治迈进的标志，表明中国的反腐败斗争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尉健行当时也注意到了一些领导干部的秘书存在的问题。当时查处的一些高官就跟一些秘书有牵连。尉健行当时的身份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他选择一个中纪委全会的场合，经过中央同意，要求政治局常委秘书都来听会，意图以上率下，管好领导人秘书，做出表率。

讲话不用稿，整理出来就是一篇论文

政事儿：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尉健行跟下属接触的多吗?

李永忠：我1994年调到中纪委研究室不久，1995年1月中纪委五次全会召开。这次会上，尉健行开了一次小规模的座谈会，邀请的都是很有见解和敢于直言的几个省级纪委书记。尉健行没让我提供讲稿，甚至连提纲都没让我准备，只是让我做纪录。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体会他的工作风格，他当时已经是65岁的老人了，但是思维非常敏捷，手里一张纸都不拿，分析问题条理清晰内容深刻。整理完他的讲话记录，用不着做任何修改、加工，就是一篇立意深刻的论文。

我从1984年一直研究纪检体制问题，到了中纪委研究室之后，给中纪委领导曹庆泽写了一封信，提出在纪检体制改革当前不便推行的前提下，可以借鉴古代巡视制度，以利于异体监督。曹庆泽采纳了我的建议，并把这封信转呈给尉健行。尉健行在信上做了圈阅。一年多后，也就是1996年，中央派出了10批巡视组，对20个省区和中央国家机关6个部门开展了巡视。

作为异体监督的利器，中央巡视制度发挥了重大作用。我的感受是，尉健行等高层领导对此早有思考，我只是尽了绵薄之力。

他喜欢听真话，意见再尖锐也不会生气

政事儿：尉健行的工作作风，让你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李永忠：尉健行的工作作风可以用民主、务实来概括，很接地气。他担任中纪委书记的时候，我们都喊他“健行同志”，没人喊“尉书记”、“健行书记”，因为他不喜欢别人称呼他的职务。他喜欢听真话，所以可以给他当面提意见，意见再尖锐，他也不会生气。湖南纪委原书记杨敏之就面对面给他提很尖锐的批评意见，他不仅没生气，还评价杨敏之是一个很有能力的省级纪委书记。他很平易近人，在大会上，谁提出想跟他合影，他都会笑眯眯的答应，没有架子。

中纪委书记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也是在尉健行任职期间，成为了一个不成文的制度化措施。他任期内召开了好几次专家学者座谈会，邀请哪些专家参加，名单都是我们中纪委研究室拟定的，他说这方面我们研究室更了解情况应该由我们拍板。中纪委老领导对他的评价都很高，认为他党性很强，清正廉洁。

(原标题：下属忆尉健行：中纪委书记兼北京市委书记前所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