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到今天，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还是美国文艺青年的上等读物。他们和欧洲几代作家，分庭而不抗礼，另外自成高峰。所以，没有俄罗斯文学的欧洲文学是不可想象的。今天的美剧剧本能够写得这么复杂，那种对人性的洞察，那种从容的叙述，你要说遥远的功力，其实来自俄罗斯文学散布到西方的影响。

可是除了列宾，几乎全部俄罗斯十九世纪画家的作品，从来没有走出本土。欧美有数百座美术馆，号称世界性收藏，可是俄罗斯十九世纪作品在馆里面的收藏，不是多少的问题，几乎没有。

美国人弄油画的历史和俄罗斯相当，但就拿美国人十九世纪画的风景画论对自然的，人文的理解，不能望俄罗斯画家的项背。可是美国人，把自己的画家填进所谓世界美术史。

恩准进入西方现代美术史的俄国人，有四个画家或是说艺术家，一位是康定斯基，一位是夏加尔，一位是马列维奇，还有一位塔特林。西方坚持认为，这些苏俄前卫艺术家的奶妈是现代主义。

这个是不是文化霸权，我不愿意用这个词。因为这么一说，你就先把自己放在一个认怂的、下风的位置。所谓自知之明，对应知人之明。反过来也是一样。

我早就摆脱了苏俄油画的少年情结，我只是看到美国人的早期油画就替俄国人不服。俄国画家十个有九个气粗手笨，可是遇到美国十九世纪的画家，气都不喘，一巴掌就撂倒了。

苏里科夫的历史画作，说起来很简单，他一辈子，一共七幅大画。早期是《近卫军临刑的早晨》、《女贵族莫洛卓娃》，还有《缅希珂夫在贝列佐夫镇》，中期以后是《攻克雪城》，《苏沃洛夫率军穿越阿尔卑斯山》，还有《耶尔马克征服西伯利亚》，好像最后一幅画是画大土匪《斯切潘·拉辛》。

人说一山不容二虎，但美术史好就好在一山总有二虎，至少是二虎。

苏里科夫之外，另一头虎毫无疑问是列宾。列宾的《伊凡雷帝》，还有《库列斯克省的宗教行列》，《查波罗什人复信土耳其苏丹王》。那是画得好透了，我小时候看到脑袋都要炸开来，不晓得他怎么画出来的。

列宾这些历史画和苏里科夫一比，有点像鲁本斯遇到米开朗基罗，米开朗基罗遇到多纳泰罗。比较通俗一点比喻，有点像南方人遇到北方人，再通俗一点，等于好猪肉刚吃好，牛排端上来。我敬畏苏里科夫，爱列宾。

五十年代中苏还很要好的时候，有一个电影进口，名字就叫《苏里科夫》。我当时太小，没看过。现在想起来还很遗憾，我有个长辈老师，详细告诉我这个电影的内容，其中有一段很有意思。苏里科夫中年丧妻，有一度就不画画了。列宾知道以后呢，不声不响给他寄去颜料。所以镜头到了这儿，苏里科夫在摸他整个已经干掉的调色板，奋起画了他后来的四幅大作。所以你看这两头虎，非常动人。

苏里科夫是个天生的史诗画家，只要主题足够沉痛激昂，场面足够大，他憨劲就上来了。《近卫军临刑的早晨》，我有个模糊的知识，好像是他的毕业创作，二十来岁。

《女贵族莫洛卓娃》是更早的一个故事，涉及到宗教改革。因为俄国人画十字在改革以前，是两个手指。改革以后其中一项就是改成三个手指。 这个画真是牵涉到俄罗斯几百年的一个情结，就是东正教和改革，和西方，和现代的关系。我比较注意画面左侧那个少年，他脸上的表情可以玩味的。他显然是惊呆了，心里同情女贵族莫洛卓娃。这时苏里科夫还没有出生，我相信他把这个少年画成自己，进入了人群。

苏里科夫画的每张脸，足够动人。我耿耿于怀的是，他总是同情失败的人，他画里面的主角，照今天的说法，不折不扣的历史反革命。彼得大帝雄图大略，没有他的改革，俄罗斯不会西化，不会强，苏里科夫也不会画油画。可是我佩服他，念念不忘这些送命的好汉。

我曾经把苏里科夫和文学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音乐上的穆索尔斯基并列为三个大人物。他们的艺术，都是回应东正教的传统。另外三个人物就是托尔斯泰、柴可夫斯基，还有列宾。他们是属于脸朝向西方的一种意愿。

我对苏里科夫的魅力，是这么概括的：笨拙、雄强、凝重、璀璨。

他是刻画表情的天才，他对表情的刻画是靠非常艰难和费力，只有那种笨，才能刻画出来。他运笔的那种笨，有点像梵高的意思。他的色彩是雪地的反光，是寒带的绚丽。那位跟着雪橇奔跑的男孩，我站在原作面前，那件绣花棉袄太好看了，简直像宝石一样。我在美国看过不少北欧国家的绘画，没人像他那样能够传达北国的油画上的美。

所谓“油画民族化”是中国油画圈叫了几十年的一句口号，一个梦话。苏里科夫结结实实做到了。俄罗斯实在是广袤。像苏里科夫，像托尔斯泰，还有苏联那些大导演，他们最厉害的本领就是组构大场面，更厉害的是他放进大场面的每一个人物栩栩如生，有血有肉，有名有姓。这一点咱们就有点望尘莫及。你去看《南巡图》里面，那么多小人，其实是符号，好比蚂蚁一样。

1930年，当列宾去世的时候，《纽约时报》居然为文悼念，称他是俄罗斯的灵魂。可是我相信诚实的、谦虚的列宾，他明白，俄罗斯灵魂在苏里科夫那里，就像文学的俄罗斯灵魂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是伟大的托尔斯泰。

我可惜一点不知道，苏里科夫的生平和言论，他是一个沉默的熊，但我略微了解列宾，三十多年前，我读他学生回忆他的一本书，书里讲到他的苦恼，也是我的苦恼：

艺术上有一对永恒的矛盾，也是永恒的诱惑。有一次列宾看到一幅意大利的画，赞不绝口，说：艺术最最要紧的，还是要刻画美。但不久他又看到另一幅无名的俄罗斯小画，画着一个贫苦的姑娘，老头子看了就哭起来了，眼泪下来了。他说艺术最最要紧的，还是同情和善良。

当我头一次进入大都会美术馆，很快就被欧洲的经典席卷、淹没，苏联的情结，俄罗斯的情结，瞬间就融化了，没有了。

2010年，在莫斯科特列季亚科夫画廊，有一个走廊的尽头，我一眼看到了《女贵族莫洛卓娃》被遮挡的一半的画面。没想到，我当场吓得半死。我没有想到会是这样。很久，我慢慢恢复到理性的常态。这个常态是几十年，看世界各国的艺术，赋予我的一种常态。然后我就看着苏里科夫的画，心里想，真土啊。这是一个区域的画家，一个欧洲文脉之外的大天才。隔壁的房间就是列宾的专馆，挂满了列宾。

到现在我仍然不确定怎样回应列宾的苦恼。我喜欢这种不确定，我也喜欢这种苦恼。我现在很少会想起俄罗斯绘画，就算想起来，我知道我其实是在怀念自己愚蠢的青春。我不会走向他那样的民族主义，那是文艺上，所谓世界主义对面，一个可敬的麻烦。他根本不在乎西方怎么看他，根本不在乎。他这种固执和骄傲已经过时了。可是我有选择地选择过时的品德。

请大家原谅，一说起苏里科夫，我总是有很多话讲，这是我最长的一次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