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歌献心祭

                                                           巫一毛

“现在进场！”

二零一五年九月五日晚上，我和近二百名合唱团演员，随着这声令下，昂首挺胸登上马里兰州斯翠思摩音乐厅（Strathmore Music Center) 的舞台。

经过七个月的辛苦排练，《永恒的记忆》大型音乐会终于开幕了。

我不禁想起今年二月第一次参加排练的情形。马里兰州的冬日傍晚， 对我这个久居阳光之州加利福尼亚的人来说，依旧严寒刺骨。可从四面八方赶来的由大华府地区九个合唱团组成的这个二百多人的合唱团，把活动场地挤得满满的，显得春意盎然。

组织者和指挥们--李老师、彭老师宣布各种事项。要求大家努力合作，认真排练，成功演出。坐在我左边的女高音指着彭老师悄声说，“当心点，他拿个小本子走来走去，专门听大家唱得准不准。如果谁上了他的黑名单，就会被劝退。”

看到那么多音乐爱好者为纪念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而共襄盛举，我既感动又担心。感动的是大家都自愿花时间精力来做这件有意义的事，担心的是自己纯粹是滥竽充数，可别被拆穿了西洋镜，让彭老师劝退啊。

从小学到大学，我一直是宣传队的骨干。我爱唱歌、跳舞、演戏。但在那不亚于战火纷飞的文革岁月里，我没有受过任何专业训练。

好在那些年的磨难，造就了我天不怕，地不怕的个性。参加演出不光给我一个学习唱歌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能够参加这项活动。

一九三七年，家父十七岁时，为了不当亡国奴，离开家乡，成了流亡学生。后来他投笔从戎，当了空军司令王叔铭的机要秘书。蒋委员长领导国民党浴血抗战。秘书里，只有家父能听懂蒋委员长说的浙江话。蒋委员长的电话作战部署、秘密命令都是家父给记录整理转达的。后来家父作为翻译随空军飞行员们来美国接受飞虎队的训练，出入五角大楼多年。美国空军对中国的抗日，对二战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果没有他们投放的那两颗原子弹，日本是不会在那时无条件投降的。

七十年后，我能够在美国，在离五角大楼不远的斯翠思摩音乐厅，纪念当年家父亲历的历史时刻，真让我激动不已。

话说回来，公演大约两千观众，文革期间我参加“宣传队”去挖河工地慰劳民工，少说也有三千人。河岸两边都密密麻麻地挤满了人。那时当然没有灯光、道具，更别提什么音响效果。我把两条黑油油的大辫子用红毛线扎成一条，扯著嗓子唱起样板戏《红灯记》：

    红灯高举闪闪亮，

    打不尽豺狼，

    绝不下战场。

十七岁时，我到安徽泾县的深山老林里当知识青年。就是靠著偶尔的歌声熬过那些饥寒交迫的日子。我和我的初恋朱一平经常唱的是这首《松花江上》：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故乡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      

往往是一曲终了，我俩“相对无言，唯有泪千行。”

为了尽快学会所有的歌曲，我每天都反覆听光碟。在家里、在车上，整天都跟着唱。

我尽量参加所有的练唱。我住的地方离练唱的地方开车大概一个小时。有一次赶上塞车，开了两个多小时才到。我直担心要因为迟到而挨彭老师的骂。

八月份，排练已经到紧锣密鼓的时候，我正好要自己开车两千多英里去南佛罗里达州给儿子过生日。回来那天我在连开几天车后，依然参加了排练。

斯翠思摩音乐厅里，《抗敌歌》、《旗正飘飘》、《黄水谣》、《龙的传人》，一曲接着一曲回荡着。每曲结束时，观众都以热烈的掌声，肯定了我们这七个月的辛劳。

 这次演出节目中最难唱的，就是贝多芬的《欢乐颂》。六月份我去欧洲旅游，途中到了奥地利、德国、法国等贝多芬生长、生活过的地方。在贝多芬塑像前，我突发奇想--假如贝多芬能听见我们用中文唱他的《欢乐颂》，他会有何感受?

彩排时，站在我旁边的女高音说，“你应该把声音竖起来唱，不能横着唱。”我按她说的试了一下，不得要领。心想横竖就这回事，过两个小时就上台了。再说了，刚发现彭老师是我弟弟二十多年的老朋友，他要是来劝退的话，我就打出这张秘密王牌，求他刀（笔）下留人。

当我们在专业乐队的伴奏下，专业指挥张亮老师的指挥下唱完《欢乐颂》时，我找到了自己在贝多芬塑像前提出的问题的答案--音乐是普世语言，就像自由、和平、博爱、民主、幸福一样，是普世价值。贝多芬一定会和台下那些全部站起来的观众们一起，为我们对他的不朽杰作的阐释而鼓掌欢呼。

 我们用歌声献上了对二战中逝去的英烈们的心祭。

（作者为华盛顿中国合唱团团员）

                 左起第一人为本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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