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太左还是太右，也不在于是左派还是右派得势，而在于中国的左右和西方的不一样。西方的左右都要讨好老百姓；中国是左右都要讨好‘皇上’。”

左右派的理论，同时都被利用来为官府服务。

“如果你（学者与官员）想得势，左你也可能得势，右你也可能得势。你左，你为他扩大权力，你右，你为他推卸责任。左派说，建立大国家体制，官府可以横征暴敛；右派说，应该当小政府，老百姓的死活可以不管，让他们自生自灭去嘛，何必那么操心呢？”

中国的出路依然在于渐进式的和平转型，其中的要义不外乎两点：一是限制官府的权力；其次老百姓要大力向官府要福利。

“这两个方面，我觉得都可以不断施加压力。在一件事情一件事情上逐渐地改进。最终让现行体制所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权力太大责任太小的问题）不断地受到压缩。当压缩到权力和责任对应的时候，中国的政治体制变化就到来了。”

“很多人说，高层说不准讲这个那个。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出来说，不准讲搞福利。这方面完全可以回避言论禁忌。在理论或者意识形态上，福利是任何一方都没有理由反对的。”“这些事情都是可以做的。”

“我们都说波兰的共产党很开明，波兰的团结工会很厉害，但是我们都忘记，波兰早在巨变前的10年，很多具体办事的官僚都已经不愿意干了。波兰在巨变前九年换了七个总理，都是辞职的。为什么呢？因为老百姓一直跟在后面，老百姓也没有跟政府要私有化，也没有要市场经济，他就是要福利，而且给他，他也不会感谢政府，政府要横征暴敛，老百姓又制造各种各样的障碍，让横征暴敛越来越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