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有诗曰：“大人有刀你有命，要命就是反革命。”现在的大人，“刀”字换成“钱”字，还是一样威风。在大人们举钱猛砸之下，大学，沦为了养鸡场。

最近上网，看到一些关于中国大学改革前途的讨论。论者各抒己见，比我的了解要广泛和深入，让我学到不少东西，这里只是补充，道义上的支持。下文所论“领导”（或“老板”）乃为行文方便，作为社会现象之代号，并非特意和哪位过不去，请勿对号入座。

一、历史的回顾：校园目睹之怪现状

很多年前，我写过一篇小文，叫《说“校园政治”》，登在《三联生活周刊》1996年11期上，不是针对哪一所学校，也不是针对哪一个人，我掂量再三，说过一段话：

当年贾谊上《治安策》，开头有一段话，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现在呆在校园里，我们也有这样的感受。为国家计，也为知识分子计，我以为目前的高校，有许多弊政亟待革除，即使不能根治，也应把矛盾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否则不利于安定团结，也不利于稳定人心。

当时的三联负责人很负责，觉得“弊政”二字太扎眼，让上峰看到不好办，竟直接替我动手术，改为“问题”二字，但后面的“革除”却原封不动，刊出的结果是，“我以为目前的高校，有许多问题亟待革除”。当然，这也就成了给我填堵的语病。

当时，我批评的“弊政”有三条，

一是“工程热”（我叫“知识分子修长城”），

二是“人越穷越分三六九等”，

三是广大教师（不包括头上戴着很多帽子的人），他们的待遇太低。

此外，我还讽刺过学校里的“托孤寄后”、“祖孙相继”，咱们中国统治术特别擅长的“二桃杀三士”（汉代画像石的流行主题之一），以及当代的儒林外史——知识分子在这种境遇下的人格扭曲。杂志摘了我的一段话，印在题目下面。我说，“搞‘大兵团会战’不但造成金钱浪费，也造成人才浪费”，“与其这样花钱打水飘，这样给少数人‘锦上添花’，还不如‘雪中送炭’，给大家解决点实际问题，就权当是希望工程吧”。因为在我看来，生活保障，安定团结，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这才是我们最需要的东西。

二、老板的道理：大人有钱你有命

回顾以往的历史，校园中的事情并不复杂，它并不是哪一位领导的心血来潮，或其上级部门的不知下情，而是整个改革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我们这个曾经是“化外之地”的改革死角，和社会潮流相比，该有的都会有，没有的也会有，顶多也就是慢了几拍。比如，企业兼并，学校也兼并；企业搞工程招标，学校也搞课题承包；企业想把产品打到海外，学校也要跻身世界一流。所有的道理，大体相同。

我琢磨，领导的心思，他们从国家拿钱，主要是对钱负责（口头禅是“要对得起这××个亿”），而不是对人负责，越是大笔花钱，才越是需要裁人，这是符合其经济理念的做法。所以，今天对大家来说，真正有切肤之痛的敏感问题，不是别的，正是下岗。

下岗在全国早就理所当然，倒不足为奇，奇怪的是它的理由太堂皇。他们有他们的道理，优化原则也好，末位淘汰也好，基础是三优三劣，谁主沉浮，那是明明白白。

理工和文科，是理工说了算；海龟和土鳖，是海龟说了算；学校领导和广大师生，是学校领导说了算。现在的学校领导，很多就是这一理念的完美组合。如果我们顺着他们的逻辑想，老的卖其老，小的夸其小，青黄不接的自认倒霉，只要被裁不是我，幸甚，很多情况就会像黑心工厂一样。

其实，这些老板的心思很清楚，就是凭你说千道万，我是非裁不可，不裁你就裁他，数字算好（就像打右派一样，是有指标的），搁在面前，而且讲法律时效，一旦规定出台，快刀斩乱麻，就像足球场上，判错了也不能改，该谁倒霉谁倒霉。他们裁谁，心里有本小九九，老卓越和小新锐，不能裁；伺候左右的小公公，也不能裁；柿子专找软的捏（就像工厂里的老弱病残）。这叫“成本计算”。目的是给外国的教授，或中国教授的外国朋友腾地方。

鲁迅先生有诗曰：“大人有刀你有命，要命就是反革命。”现在的大人，“刀”字换成“钱”字，还是一样威风——“改革”，你总不能反对吧，这是很大的借口。

前不久，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请我演讲。演讲前，我说过几句题外话。我说，我对学校还是老看法，非常简单。我理解，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是做学问的地方，千变万化，说破天，它也不是养鸡场。现代建筑朝养鸡场发展，我们无可奈何；办公室朝养鸡场发展，我们也无可奈何；但一流大学办成养鸡场，我是坚决反对。

过去，吃鸡是奢侈，要起早摸黑到西单排长龙，那是因为货源奇缺。现在有了养鸡场，从无到有，从少变多，当然是好事。但多了以后，大家才会怀念土鸡。谁都说土鸡好吃，这是吃鸡人讲的道理。对他们来说，一流的鸡，肯定不是养鸡场的鸡。但养鸡场的道理不是这样，它要的不是口感，而是效率。因为你养一年的土鸡，下一年的土蛋，也顶不上它一天的产量。它的老板说，我的可行性，我的优越性，那是被事实证明了的。第一它已全面占领市场，我的鸡蛋一上市，其他鸡蛋，全给我滚蛋；第二，你说土鸡好，现在要吃，得多付钱，边缘化的结果，是抬高了土鸡的身价（将来的人文关怀，下场必然如此），这是慈善之举，挽救土鸡，你得感谢我。这就是老板的逻辑，句句都是硬道理。

然而我想，如果我们的老板，他们真的一意孤行，非把大学当养鸡场来办，以为只要手上有定人去留的生杀之权，囊中有驱鬼推磨的足够资金，只要精挑细选，把剩下的人，张课题大网，一个不拉，全都收编在内；只要用“二桃杀三士”的竞争机制（人跟人斗，其乐无穷；校跟校斗，其乐无穷），让所有雇员互相激励（掐吧），再辅以量化管理的学术泰勒制（为便于管理，便于监督，也便于汇报，学校何不制造一种“人才卡”，把各种报表，连格式带记录，还有工资奖金，全都输入其中，每次只要输几个数字就行，省得我们成天填表，也累坏了学校的办事人员），随时观察母鸡下蛋。这样，我们就会有所谓“一流大学”。

笑话。

三、问题何在：发展不是没头苍蝇

目前各大学的弊政，早就是有目共睹，很多问题没曝光，但大家心里都很明白。上峰是按“成绩”发钱，这是关键所在。

大家不能不靠“成绩”吃饭。比如，申报博士点，申报基地，申报项目，申报优秀博士论文，以及各种名目繁多的奖项，全都是所谓“成绩”。各个学校，所有教员，都是围着这些“成绩”团团转，整天评这评那，花样多得不得了。谁都知道这是上下欺哄，虚假成风，但谁都乐此不疲，趋之若鹜，即便有一二洁身自好者，也是想躲都躲不了。学校早就不是净土，哪有桃源可避秦。当今的风气，虚糜国帑，浪费人才，糟蹋品牌与传统，谁都不心疼。我听过很多人抱怨，包括某位副校长的抱怨，包括一些名气很大的学者抱怨，大家心里都清楚，就是没有胆量说。或者找点客观原因吧，是问题山积，凭个人的力量搬不动。况且，我们都深陷其中，谁也不干净，这和 “文革”的困境也一样。

现在的学校，同从前相比，有很大改观，但主要都是外装修，样子货（上面的检查，专看这些）。我们面临的问题不但是资源浪费，而且是谁浪费，谁致富，致富方为先进。不是坏人不出头，不是好人不发愁。钱越给越多，活也越干越大（现在的学术都是订制的学术，就像过生日的蛋糕一样）。为钱写书，为钱开会，为钱制造虚假学术，最后牺牲的是大家的学术生命。四海无闲田，农夫都忙死，所失并不让于所得。

我说这些，没有别的目的，只是提醒大家注意，上面的荒唐，乃是层出不穷，绝不是一星半点，个别的偶然事件。它们和裁人正是出于同一背景（基本问题，还是我在《生活》上的文章所说）。这样的事再遮遮掩掩，它将祸及全国（像Sars一样）。

话说回来，我想讲一句话，现在高校中的事情绝不只是高校本身的问题，许多前提就值得怀疑。比如，我们的老板，什么都拿外国说事，什么都拿改革说事，这正是最最值得讨论的地方。如果我们真的想把学校搞好，真的想把国家搞好，就要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一切从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其实这话，过去的理解太笼统，我说的人民，是要落实到人，因为没有人，哪来的人民呢）。我有几条建议：

• 第一，学校改革，首先应该改革的就是学校领导本身，包括他们的办事机构，包括他们的办事方法。不说人话专说鬼话，不说真话专说假话的人，应该下台。

• 第二，学校的领导应深入实际，一切从学校的教学实际和科研实际出发，不是教学研究为金钱（或上级部门）服务，而是金钱（或上级部门）为教学研究服务，不是大家为学校的政绩服务，而是学校为大家的工作服务，整个关系应颠倒过来。

• 第三，现在中国的很多做法，好的坏的，确实都是从外国进口。但我们不能认为外国的东西一切都好（现在出去的人很多，没有必要神秘化），总得有点进口检疫，不能把疯牛病和口蹄疫也给咱们招进来。外国的东西也不是铁板一块，有好也有坏。我们不应一切照搬外国，特别是经变态心理放大，连外国人自己也不知道的外国，或只听他们的老板（我们老板打交道的人主要就是这些人）介绍，把完全迫于商业压力，连外国教授也深恶痛绝，嗤之以鼻，然而又无可奈何的事当我们的样板。

• 第四，学校是广大师生的学校，不是少数人的私产，它的一切改革措施都应听取广大师生的意见，特别是像裁人这样敏感的问题。任何方案的出台都要有民主程序和合法性。特别是现在，我们的学校还不是私立大学，校方动手裁人，要有法律依据。

• 第五，改革不能目中无人，人不是数字，不是金钱定购的物品，不能轻言牺牲，哪怕是为了长远利益（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而且绝对没有第二次）。我们不能说，为了国际就该牺牲中国，为了理科就该牺牲文科，为了效率就该牺牲安全，为了锅里就该牺牲碗里（更何况，有人是拿大家的锅当他们家的碗），为了没柴烧，就连门坎都给剁了。

• 第六，改革要有具体内容，不是为了机构而机构，为了数字而数字，什么成绩都有，就是没有学问，光点钞票了。

另外，我想说一句，人才流动，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从原则上讲，现在很多教授借口学科建设，借口事业传承，借口部门利益（专业、院系和学校的利益），精心培养子弟兵，确实有打散的必要，他们哭闹的人材流失问题确实不能一味姑息（这是我和很多先生不太一样的看法）。但这件事做起来很难，我吃不准。外国的办法也是各有利弊，英国制度有英国制度的好处，位子少，不利晋升，但花在钻营上的心思也比较少，这对学问有好处。美国制度是足球转会制，商机无限，发展机会比较多，但它也有它的弊病，每年的search和教授上市，里面有太多的哄抬身价，当学者的，到处演讲，到处面试，牵扯精力太多（教授没有经纪人），对学问有破坏。

一个只要速度而没有车闸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他摔死的不止是驾驶员，也包括所有乘客。

2003年6月21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