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9日，北京。国贸附近的一处公交车等候区，戴口罩的市民。当日，霾橙色预警和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中，京城仍处于雾霾的围困当中，能见度较低。 澎湃新闻记者 权义 图

2014年10月24日，北京地坛公园一位戴着口罩的女士正在查看手机。当日，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霾黄色预警，京津冀地区仍有中度、重度霾。 权义 澎湃资料

2013年3月9日，北京遭遇今春第二次大风沙尘天气。沙尘从西部传输进入，PM10小时浓度出现急剧升高，百花山、门头沟滨湖广场、昌平定陵等监测站点的小时浓度均超过500微克立方米。 刘行喆 澎湃资料

雾霾，如今已成为北京无法摆脱的一个标签。

早在17年前，因申奥治理大气污染而成立的北京“蓝天工程”课题组就已预见到，PM2.5（雾霾的主要成分之一）将是未来大气污染控制面临的难点问题。

从那时开始，北京铆足了力气推进空气污染整治工作，雾霾也成为被整治的一部分，尽管这个词在当时还未广为人知。

期间，外迁高污染、高排放企业，提高机动车排放标准，从而削减污染物基数；革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增设了PM2.5监测指标，来反映大气污染度的真实情况；制定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建立了一整套应对污染天气的应急响应机制，来削减污染物的浓度峰值；参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组，探索区域性联防联控的机制……

北京十余年来的“抗霾”工作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与1998年比，2011年大气中年平均PM10浓度下降了39.4%；PM2.5自2013年监测以来年平均数值三连降，今年前11个月累计平均浓度为74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16.6%。

然而，北京“抗霾”的成绩单，距离2017年PM2.5年均浓度60微克/立方米的官定目标还有不小差距。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数值与公众的实际感受仍不相匹配，雾霾在今年仍然来得凶猛且频繁。

外界期望，北京在“抗霾”方面能够做得更多。

PM2在1998-1999年间占比已高达61%

“在1997年……有的日子,人们的呼吸也会感到不畅，好像有异物被吸进；人们习惯了北京‘灰蒙蒙的天’，看‘白天的太阳像云中的月亮’……很少有人意识到，我们的大气质量出了问题。北京的大气质量真的出了问题，并且在1997年、1998年两年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

这是《北京日报》2002年的一则报道，回顾了北京1997-1998年间遭遇的空气“异常情况”。

这种“异常情况”，实际上就是如今广为人知的“雾霾”现象。但在彼时，人们尚未使用 “雾霾”一词，而“雾霾”的主要成分之一PM2.5这一概念也尚未走入常识。

1998年，北京再次申奥，国务院将北京市列入全国唯一的环境治理重点区域，要求限期治理。

此后， “雾霾”作为北京市大气污染的一部分，也被纳入了一揽子整治措施中。

当年8月，北京市召集一批环境领域专业团队，开始单独针对空气质量进行治理对策研究，名为北京“蓝天工程”。

“蓝天工程”研究课题集中了当时国内最先进的大气监测仪器和设备，以及数十名多年从事大气环境研究的国内外顶尖专家。

在1998年10月至1999年12月期间，经六次大型综合性现场观测研究和一些专题监测研究，课题组得出一个非常超前的结论：PM2.5将是今后大气污染控制面临的难点问题。

大气综合观测结果显示， 1988年至1998年10年间，北京市大气中总悬浮颗粒物（TSP）平均质量浓度变化不大甚至略有减少，但是不同尺度的粒子浓度却发生着重要变化，直径大于 2微米（PM2）的粗粒子减少约10%左右；而直径0.1-2.0微米的粒子增幅达15%以上。

检测数据还显示，北京市大气中粒径小于2.0微米的细颗粒，在1998年至1999年间比例达到了61%。

国家城市环境污染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彭应登在回顾这个课题时称，这标志着北京的大气污染由煤烟型污染，转向煤烟与尾气叠加的复合型大气污染。

但问题来了，当时的空气质量衡量指标中，颗粒物一项里并没有PM2.5这一标准。彼时的标准，才刚将PM10（直径小于等于10微米的颗粒物）纳入监测中。

PM10，又称可吸入颗粒物，这类颗粒物可通过鼻腔长驱直入深达肺泡，成为所有常规大气污染物质中对人体危害最为严重的一种。

从1981年开始，北京的总悬浮颗粒物指标（TSP）和二氧化硫的监测数据已向全球大气监测系统上报。PM10在1996年被修订进《空气环境质量标准》中，1998年左右被纳入到北京的空气监测指标中。

在这个年代，PM2.5还停留在科研用语阶段，其广为人知并纳入国家层面的监测指标体系中，是十多年后的事情了。

奥运年PM10浓度比9年前下降66.48%

乘申奥东风，在“蓝天工程”课题组立项之前，北京市的治污行动已经开展。

按照《北京市环境污染防治目标和对策（1998-2002）》，1998年2月，面向社会民众的市区空气质量周报开始发布，保证北京市民及时了解全市环境状况；8月，新的《轻型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公布。

此后，为控制煤烟型污染、机动车污染、扬尘污染、工业污染而制定的四大对策、18项具体措施在北京渐次铺开。

从1998年末开始，北京市实施总投资达122亿美元的环境改善计划，为治理煤烟型污染，北京市提出改善能源结构，“煤改气”、“煤改电”、低硫煤得到大力推广。

机动车排气污染控制方面，北京市制订了一套严于国家标准的地方机动车排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全面实行汽油无铅化。对近18万辆1995年以后上牌照的在用车、10万辆1995年以前上牌照的在用车，加装对应的尾气处理装置，使其基本达到新的排放标准。

值得一提的是工业污染源的控制，截至2000年，有60多家企业迁出市区，按照1999-2004年《北京市工业布局调整规划》，四环路内企业还要每年搬迁出市区20-30家。

各项整治措施推行两年后，北京市区大部分燃煤低矮面源被消灭，绿化率达到36%，大气的四项污染指标平均下降了20%。大气中二氧化硫由120微克/立方米下降至71微克/立方米，相当于伦敦、巴黎、东京、首尔4-8年的下降幅度。

虽然成绩显著，但仍然无法庆贺。

公开资料显示，2000年北京“空气质量二级和好于二级天数”为177天，不到全年一半，据《科学新闻》杂志 2000年的消息，北京在当年应该“秋高气爽”的9月15日至10月20日，“真正的蓝天、白云不过十日”。

2001年7月13日，申奥成功的当晚，时任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奥申委环境生态部部长余小萱激动万分地称，申奥成功是对前一段北京环境治理工作的肯定，更艰巨的任务还在后头。

秉承“绿色奥运”的理念，北京继续推进“三高”（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水）企业外迁和机动车排气污染控制工作。

到2010年，北京累计有300家“三高”企业停产退出，位于北京市东南部的化工企业已全部关停或搬迁。奥运前后，北京冶金、电力、化工、建材四大传统重污染行业的结构调整基本到位。

北京大学医学部教育部流行病学重点实验室马宁等人在奥运会后统计，北京自申奥后共制定与改善空气质量相关的法规、标准57部，其中有21部涉及能源结构改善，42部涉及机动车污染治理，22部涉及工业大气污染治理，17部涉及扬尘污染治理。

从数据来说，北京市交出了一份非常漂亮的成绩单：全年空气质量二级和好于二级天数”从2000年的177天，增加到2008年的274天，PM10年均浓度一项，2008年较1999年下降了66.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