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为希特勒及其党羽所独有而不融于德国历史的东西，费斯特分析有二，一是希特勒的赌徒性格，他以一己之私欲强加给整个德意志民族，毫无政治责任感可言。

《第三帝国的最后十四天》，(德)约阿希姆·费斯特著，陈晓春译，新星出版社2016年1月版，定价：35.00元。

德国历史学家约阿希姆·费斯特的《第三帝国的最后十四天》译成中文不足十万字，探讨的却是德国历史传统与民族精神这样的大问题。当然，费斯特没有开宗明义谈这些问题，而是通过展现纳粹德国1945年5月7日正式投降前半个月的高层“实录”来触及这些问题的。是年年初，希特勒把指挥部搬入帝国总理府地下防弹室，出入其中的德军将领、文职专员和后勤人员的口述构成了“实录”最主要的材料来源。

这些“实录”给人的一个印象便是随着战争接近尾声，纳粹高层对德国的控制越来越弱。随着经济、通讯、情报、军备等条件与设施的日趋崩坏，以及希特勒与其他高级领导人间的权力斗争加剧，组织系统严重失灵，照理来说，纳粹已无太多优势资源可以调动并投入战争，战争也会以相对温和的方式画上句号。可为何攻克柏林一役仍让苏军付出阵亡30万人、德军阵亡4万人的惨重代价？为何德国很多地区尤其是如柏林这样的大城市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以至战后初期柏林成为欧洲最负盛名的战地废墟旅游景点之一？费斯特写道：“直到显然早已溃败的帝国进入最后的抽搐前，似乎还有一个左右着的力量在运作，它不仅使战争延长，而且让这个国家完完全全地崩溃。”

我们来看看，这个“力量”所指何物。1944年秋，已经意识到战争必败的希特勒发布了一系列自称“尼禄命令”的指令，亦即把在东线和西线回撤时多次使用的“焦土”政策也应用到德国本土上。他下令摧毁所有能维持德国人生存的设施，包括工厂和供电设备、下水道、铁路、桥梁和农舍，贵重的艺术品和历史建筑，以确保其不落入敌军之手。面对必然产生的大量难民问题，希特勒宣称必须“疯狂地进行战斗，在目前的情况下，任何顾及百姓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他要求15到70岁的男子全部入伍，违者处以死刑，并抓捕“变节者”，枪毙那些屋顶上插白旗的住家中的所有男子。1945年4月，希特勒拒绝撤离并下令坚守柏林，其时首都水电供应紧张，但“凡用电烧水煮饭的，一律判处死刑”。400万柏林居民在没有任何保障的情况下，成了盟军军事打击的靶子和希特勒帝国覆灭前的祭品。

因而问题便是，希特勒为何以“尼禄命令”为荣并不假思索地付诸实施，以及该命令在多大程度上与德国历史相关？二战结束以来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将希特勒政权视作“德国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产物”。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把希特勒的思想渊源追溯至浪漫主义和古典时代，指出德国的文化既脱离现实又高傲地蔑视政治，“还有存在于社会结构中的非自由元素、极权主义国家反射性作用，以及并不少见的专横的权力精英们身上显现出来的严重的反动秉性，以至德国的市民阶层根本没有机会发展一种市民阶层的自我意识”。一言以蔽之，德国社会和政治结构先天即已蛰伏“前期极权主义”，希特勒不过是其自然而然的产物罢了。

费斯特对此作了保留。他认为在德国历史传统与希特勒政权之间作出联系，有其意义，但意义不是很大。因为所谓“前期极权主义”并非德国独有的现象，“几乎在每一个国家里，至少是在欧洲大陆的每个国家里，是找得到可资比较的情况的”。我们充其量只能说，“由于这个国家的特殊发展，反对他(希特勒)崛起的力量丧失了活动能力”，而不能说，由于这个国家的原因使希特勒的激进政策成为必然。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希特勒的崛起与德国历史的契合点在什么地方，以及为什么比起二三十年代其他与之同样激进的运动，纳粹政权更加激进且惨无人道？

费斯特为我们划出了希特勒与德国历史之间的契合点，亦即他的崛起呼应了一战战败之后，广大德国民众因民族情绪受挫、通货膨胀导致生活贫困、世界经济危机造成就业低迷等原因而对魏玛共和国的强烈不满。希特勒摆脱《凡尔赛和约》体制、承诺就业和实现民族复兴的政治纲领和铁腕手段，迎合了民众的诉求。费斯特认为，希特勒与德国历史的契合点就到此为止。或者退一步说，他的领土扩张政策还尚能在德国历史上找到渊源，但他通过种族清洗建立一个完美乌托邦和新纪元的设想，和认为世界生了病、需要进行血液更新以“拯救地球”的计划，则“超越了所有迄今为止被称为帝国主义贪婪性的东西”，与俾斯麦、腓特烈大帝无关，与德国中世纪时期的皇帝们更是扯不上边。

这为希特勒及其党羽所独有而不融于德国历史的东西，费斯特分析有二，一是希特勒的赌徒性格，他以一己之私欲强加给整个德意志民族，毫无政治责任感可言。第二个东西更为重要，那就是希特勒对德国“民族精神”的滥用。费斯特指出，希特勒“尼禄命令”的实施，与其批判(实则是推卸责任)德国人民在战争失利时的“意志不坚、抵抗不力”相关。早在1941年11月进攻苏联期间，希特勒就宣称德意志民族如果“不是足够的强大和勇于献身”，它的血“不去为它的生存而洒”，那么它活该“消亡和被消灭”。1945年3月，他为“尼禄命令”辩护说：“这个民族(德国)被证明是个弱者，未来最终属于更强大的东方民族。不管怎样，这场斗争以后，留下来的只是劣等人，因为优等人已经被杀害了。”

希特勒对德意志民族恨铁不成钢的“爱”，不仅反映其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思想，又隐含着对“民族性”以偏概全的认定(“英勇的悲观主义”)。要么是由于无知导致误判，要么是有心利用的政治策略，“民族性”都被希特勒赋以一种单向和唯一的内容。其结果就是，统治者拿一个抽象的、人造的、原本就很含糊的概念，去套弄在一个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着不同思想、个性和追求的具体的人身上，并以集体的名义要求牺牲。而实际上，它不过是一些人虚构出来又被另一些人用以绑架全民族的工具，德国民众的“陪葬”正是它的直接体现。

为“民族性”下定义是一个困难而冒险的举动，费斯特戏称其为“将宣传性的文字加工为小钱币”，历史并不久远而功过尚难厘定。作为一本小书，《第三帝国的最后十四天》没有展开细说，但其结尾之处，正是我们深入思考的起始。费斯特可谓功莫大焉。

《第三帝国的兴亡》，(美)威廉·夏伊勒著，董乐山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4月版，定价：80.00元。

（文/黄夏，自由撰稿人，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