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尽管超过70%的女性出资购买婚内房产，但仅有30%的婚内房产证书写有女方的名字。

原文编者按：在中国，年满27岁的未婚女性为何被冠上 “剩女”之名？“剩女”现象的背后实质是什么？美国记者洪理达历时五年进行研究，通过283例深度访谈，揭穿了“剩女”现象背后中国社会性别不平等的实质，该书中文版刚刚由鹭江出版社出版。洪理达建议中国女性：1. 如果你决定结婚买房，确保在房产证上写上自己的名字。千万别主动放弃你一生中最贵重的财产的所有权。2. 千万别为结婚而结婚。很多条道路都可以通往幸福的人生，如果你维持单身状态，又有志趣相投的朋友支持你，你也能够最大程度地实现自我价值。

本文为《剩女时代》序，由出版社授权澎湃新闻使用。

在中国，“剩女”这个带有歧视性的用语被广泛用于描述年近三十甚至更大、但仍旧单身的城市职业女性。（注：据新华社2007年报道，教育部将“剩女”列为当年171条汉语新词语之一。）诸多城市女性如果年近三十还没有结婚，都会表现出对于成为“剩女”的担忧之情。于是，很多人匆忙结婚——通常在初次见面几个月之内，就是为了避免被人称作“剩女”。结婚的压力来自父母、亲戚、朋友和同事。不过，放大这一压力的却是媒体和各种相亲活动。

某些新闻标题颇具煽动意味，如《克服四大情感障碍——“剩女”也能脱单》《简单八招逃脱“剩女”陷阱》，以及全国妇联网站在2011年三·八国际妇女节之后发布的专栏文章《有多少“剩女”真的值得我们同情？》，文中写道：

长相靓丽的女孩子不需要太高的学历照样可以嫁入豪门，但相貌平平的女孩子则很难，所以，这样的女孩子就希望能够通过提高学历来增强自己的竞争力。悲哀的是，她们不知道女人是越老越不值钱，等拿到硕士、博士毕业证的时候，不料自己已经人老珠黄。

人民广场的“相亲角”是上海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场所。每个周末都会有几百位家长齐聚此地，为自己的孩子寻找伴侣。 高剑平 澎湃资料图

如此言论，其传达的性别歧视信息对其他地区与中国妇女面临同样问题的诸多女性而言并不陌生。

本书认为，媒体的“剩女”宣传正是性别不平等现象大规模重现的一部分。我将聚焦于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城市知识女性。不过，我的推特账号时常收到来自印度、巴基斯坦、俄罗斯、土耳其、新加坡、尼日利亚、肯尼亚和菲律宾的女性的信息，她们说自己同样会面临巨大的结婚压力和单身的恶名。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如美国和英国的女性在财产方面遭遇的性别不平等现象，正在当今中国女性的身上发生。我希望本书是写给普天下读者的。

中国作为全世界头号人口大国，推进的“社会工程”却日渐不利于女性，因而加剧了性别歧视现象。

有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女性人口偏少理应使她们在婚恋市场中占据上风。然而，中国社会的男权法则依然根深蒂固。受过教育的城市女性一旦对此类歧视性法则表现出排斥，立马就会受到连篇累牍的猛烈炮轰，规劝她们最好不要过多专注于事业，免得终身嫁不出去。

尽管有女性会为了金钱而结婚嫁人，但我很少找到证据证明城市女性整体利用女少男多的状况谋利。相反，我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人类历史上可能算是最大规模的居民不动产财富积累过程中，中国女性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外。而根据汇丰银行公布的数据，这一轮财产积累的总值约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3倍，在2013年年底超过了30万亿美元。很多女性被排除在爆炸性的房地产增值之外，因为价值以几何级数增加的城镇房屋往往只登记在男人的名下。父母往往给儿子而非女儿购买房屋。为了购房，女性更是将自己的资财悉数交给丈夫或男友，而所购房产仅写着男人的名字。

很多学者将收入视为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首要指标，但我认为，在分析中国存在的经济不平等现象时，更应该着眼于作为财产形式的居民住房。中国的消费者鲜有投资渠道，大多数人只好投资于房产，它因此成为最具价值的家庭财产，远比工资收入高。实际上，我对房产和性别产生兴趣，正是肇始于想要弄清楚中国城市消费者何以如此醉心于买房，尽管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城市，安家的费用已经位居世界最昂贵之列。

然而，采访越多，我越感到迷惑，究竟有多少年轻聪慧、受过大学教育的城市职业女性心甘情愿地放弃价值不菲的财产，将用自己前半生的积蓄共同购买的房屋财产拱手交给丈夫或者男朋友。为什么有那么多受过教育、年近三十的女性做出有违自身经济利益的举动？我迷惑了好一阵子，直到我向自己的受访对象明确提出“剩女”这个问题。随即我才发现，尽管接受过高等教育，很多年轻女性却由衷地相信这一毁灭性神话。这些女性因为担心嫁不出去，在个人和经济方面做出了大幅让步。

在某种意义上，“剩女”并不存在。这是为促进结婚率、计划生育率并维持社会稳定而虚构出来的一个群体。“剩女”宣传只是近年间的信号之一，中国女性一直感受到的，是在权利财产方面相较于男性的大幅退步。正是在这一更为广大的层面上，广大女性才成为“剩女”，才让步于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经济跨越发展的目标。

上海青浦赵巷举行发的万人相亲会，现场极为火爆。 周平浪 澎湃资料图

情况并不一贯如此。尽管遭遇诸多挫折，新中国在成立初期就把破除传统的男女不平等观念确定为重要的革命目标。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社会上公开宣布实现性别平等，并广泛采取通过计划经济体制向城市女性分配工作等措施，致力于促进女性就业以提高国家的生产力。然而，女性在过往历史阶段所获得的种种利益，已经遭到破坏。

飙升的房价、传统性别规范的卷土重来、在已婚女性财产权利方面的法制倒退、女性就业率的日益降低，以及媒体为“剩女”宣传造势等一系列因素，共同导致中国女性在社会地位和物质财富方面相较于男性呈下降趋势。这样的女性多达六亿五千万，相当于世界女性人口的五分之一。

本书是我在清华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期间进行的为期两年半的调查研究项目。2010年11月，我针对北京的几家房产机构进行民族志研究，并首次关注买房成家过程中传统的性别规范。2011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婚姻法》的最新司法解释。1950年颁布的《婚姻法》赋予女性包括财产、离婚和自由选择婚姻在内的诸项权利。此后针对该法律的历次修改也一直强调婚姻共同财产这一概念。然而，最高法院在2011年做出的最新司法解释专门规定，除非提出诉讼，婚内房产原则上属于房屋产权所有人。在当今中国，这个人通常是男性。

根据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和凤凰网在2012年开展的一项针对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的中国顶级房产市场买卖行为的调查，尽管超过70%的女性出资购买婚内房产，但仅有30%的婚内房产证书写有女方的名字。以上数据已经能够揭示男性和女性在房屋所有权上的惊人悬殊，不过我本人的研究结果表明，如果将仅为男性所有的房产一并考虑进去，这种性别不平等的状况则更显严峻。2011年出台的《婚姻法》司法解释的力挺者认为，女性有权为婚内购房所支付的份额获得补偿，但女性大多未能保留自己出资购房的收据。一旦遭遇离婚，全职妈妈们将更难获得经济保障。

婚姻法最新解释给城市男女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对此深感好奇。我在解释公布后就申请了新浪微博账号，并发动大家参与我的研究项目，探索性别规范如何影响房产购买行为。我就参与者的身份、购房愿望和购房款出资方式等问题草拟好调查问卷，并发送给每一个感兴趣的人。我承诺不透露网络调查参与者的姓名。注册账号几天之内，全国超过950名男女公开关注我的账号，我还收到150条左右的私信。我向100个人提出后续问题，他们均表示愿意进一步参与网络调查。我的最终调查一共有283个样本（151名女性，132名男性），来自北京、上海、西安、广州、深圳、厦门、成都、重庆、大连、福州、杭州、苏州、昆明、南京、沈阳、天津、武汉、温州、呼和浩特等城市，遍布全国各地。

除了通过微博开展调查，我还针对60人（36名女性，24名男性）进行了正式而深入的访谈，其中北京39人、上海18人、西安3人，有些人访谈数次。我之所以选择北京和上海，是因为它们作为一线城市，拥有最贵的房价。我在西安访谈过三个人，则是为了了解在房价相对较低的二线城市，性别对购房的影响会不会有所不同。接受我正式访谈的受访者大都有大学及以上教育程度，收入状况普遍在平均收入水平之上（因而可被视作“中产阶级”），年龄介于二十五六至三十出头——这是谈婚论嫁和在城市首次购房的黄金年龄。

中国正在经历快速城市化过程，随着人们从农村涌进城市，全国人口的构成已出现由农业人口占多数到城镇人口占多数的历史性转变。我的正式访谈对象一半来自独生子女家庭，仍有一半有兄弟姐妹。我同时访问来自多子女家庭和独生子女家庭的人，意在掌握父母对于儿子和女儿的区别对待情况。

青年女子在交友会现场身着盛装进行自我介绍 。 鲁海涛 澎湃资料图

我对媒体在网络上发布的有关购买房屋和“剩女”现象的新闻报道、社论述评和各类图表进行过分析。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我还在北京对数百位男性和女性就性别和购房这些话题开展过随机交谈。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的微博账号仍在不停地收到来自数千网民对于“剩女”、购房和性别不平等这一话题所发表的看法。

我的父亲傅因彻（John Fincher）和母亲洪越碧（Beverly Hong-Fincher）都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作为女儿，我经常随他们到访中国，想要研究中国的想法多少受此启发。1971年，三岁的我随母亲第一次来到北京。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我时常在暑假造访北京。从20世纪90年代至2003年，我先后供职于多家美国新闻机构，担任驻华记者。

在东亚其他更为富裕的地区，如日本、新加坡、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女性越来越晚婚。我写作本书时，已有研究表明中国大陆的结婚年龄几乎不超过35岁。不过，中国的人口发展趋势——尤其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可能正在发生变化。

以26岁的张玉为例，她毕业于长沙一所大学，2013年为逃避家人来到上海开创自己的事业。被父母催婚多年之后，张玉终于忍无可忍。“我干脆决定，既不结婚也不生孩子。”她对我说。

在这个知识女性常被家人、朋友和媒体唠叨，不赶快结婚就会遭人唾弃的国度，张玉不结婚的誓言显得特立独行。然而，如果女性的权利不能得到改善，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像张玉那样拒绝婚姻。

大学毕业之后，张玉为了省钱，一直与父母同住，一度对父母关于自己可能成为“剩女”的担忧摇摆不定。可在阅读到女权主义网站刊登的文章之后，她逐渐认识到，目前流行的这个词语不过是想把女性拽回到家庭。于是她大胆辞职，舍弃温暖的家庭来到上海，与另外九个人同住一室。目前，她很喜欢自己新交到的朋友，以及那种自由的感觉。“男人还在用旧思路考虑问题，但女人的价值观已经发生了变化。我现在感觉很轻松。”张玉刚刚找到一份销售工作，面对我的采访她如此说道。

北京的一个年轻女孩得到跟张玉一样的结论。“婚姻制度基本上有利于男性，女人受到伤害的时候，这样的制度根本无法保证我们的权利，”她对我说，“单身才是最理智的选择。”

女性的日子总体正过得越来越好吗？《剩女时代》将会揭穿这个广为流传的神话。一本小书当然不可能讲述中国性别不平等的方方面面，我也不会着眼于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农村女性和进城务工女性。本书主要聚焦于媒体在2007年大力宣传“剩女”问题所产生的后果，以及由房产市场火爆而形成的、堪称前无古人的男女财富不平等现象。与认为单身职业女性可悲而孤独的定式思维不同，我将向大家展示迥然不同的现实状况：正是由于年轻女孩过早步入婚姻殿堂，最终导致麻烦不断。

因自身权利遭受破坏和践踏而引发长期的政治运动，中国女性会走到这一天吗？也许现在还难见分晓。

我们若是对日益加剧的性别不平等现象视而不见，实属把自己置于险地。（文/洪理达，翻译/李雪顺）

转自澎湃新闻：http://www.thepap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