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电视台记者：我有两个问题。第一，2015年GDP增速为6.9%，比上年回落0.4个百分点，请您分析一下回落的原因？第二，您如何看待2015年国民经济总体的运行情况？

　　王保安：

2015年GDP增长6.9%，这是大家比较关注的热点指标。GDP增速回落的原因有国际经济疲软的影响，也有国内“三期叠加”因素的作用，还有一些客观问题的制约，更是主动调结构、实施创新驱动目标取向的结果。如何分析判断这一速度的内涵表现？

首先，要全面看。从国际环境看，当前世界经济持续复苏乏力，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国际贸易下降，金融风险增加，这些都不可能不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会发现6.9%是一个不低的速度，是中国现阶段经济增长的环境条件因素、潜在增长率、发展战略目标要求综合作用的结果。

第二，要辩证地看。在经济增长下行的情况下，大家更多的是看工业增长回落和PPI的长期下降。从工业增长速度来讲，它肯定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但是从我们的发展目标来看，恰恰是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结构优化升级的一个必然要求，也是转型升级阵痛期的正常表现。比如，六大高耗能工业回落速度是最明显的，但是如果没有高耗能工业的速度下降，绿色发展理念怎么实现，资源环境的瓶颈问题怎么解决，产业结构怎么倒逼升级。眼前看速度虽然回落了，但长远看恰恰是我们的目标所在，也是我们的战略取向所在。

第三，要历史地看。当前我国处在“三期叠加”特征明显的阶段，在这种情况下，资源环境条件、市场环境条件、供需条件都发生了变化，中国能够取得6.9%的增长速度，确实是来之不易的。尤其是在当前的国际环境条件下，中国6.9%的速度在全世界名列前茅，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是在25%以上。

所以，6.9%的增长速度符合中高速的目标，是党中央、国务院立足发展阶段、发展周期的现实，保持定力，创新宏观调控的结果。

2015年的中国经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就是稳中有进，稳中有好，动力转换提速。进入2016年，中国经济仍然面临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尤其是2016年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行业可能还会延续下行状态。但是另一方面，新兴产业、新型业态、新的商业模式呈蓬勃发展之势。比如新的业态，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去年增长了31.6%，远远超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速度。新兴产业也在蓬勃向上。像上海、深圳等沿海的一批新兴战略性产业增长速度都比较快；全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10.2%，比规上工业快4.1个百分点。大家都注意到，在优惠政策的刺激下，新能源汽车生产增长较快，增长1.6倍，工业机器人增长42%。综合这些因素，我们认为，2016年中国经济仍将会保持增长平稳、稳中有进、进中提质的势头。我们对此是有信心的。

英国金融时报：有很多人关注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我们看到三季度其他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显著的，您能不能具体向我们说明一下，其他服务业是指哪些服务业？

　　王保安：

大家注意到，2015年中国的服务业增长较快，占比继续超过二产。一方面，服务业增长是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必然要求，所以去年服务业的增长快是实现发展战略目标的一个重要标志。另一方面，这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不论从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还是从理论的研究来看，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尤其是工业化中后期的时候，服务业比重都会明显上升。中国经济的发展也符合这一规律。其他服务业包括与互联网相关的高科技服务业，还包括与卫生、医疗、养老、健康等民生相关的服务业。

可能记者先生有疑问的是中国服务业发展有没有这么快？我举一组数字可以佐证，2015年服务业税收已经占到整个国家税收的54.8%，服务业税收的增量占整个税收的增量达80%，其中与互联网相关服务业的税收增长19%。这些数据可以从另一方面佐证中国服务业发展较快的势头以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中国日报记者：在过去的一年中，有许多媒体和研究机构对中国GDP增速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甚至有一些人认为中国GDP的真实增长在5%以下，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王保安：

我们经常听到有些机构和研究人员对中国GDP的一些评论。这里面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说中国的GDP高估了，就像刚才这位记者朋友提到的。也有另外一种观点，认为低估了，有很多因素没计算进来。在这里，我想再一次给各位在座的朋友讲一下中国的GDP核算制度。

GDP核算是党中央、国务院很重视的一项工作，是统计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标志性的指标。党中央、国务院明确要求我们要通过深化统计改革，完善体制机制，改进统计调查与统计核算方法，切实防止数据造假，不断提高统计数据质量。

第一，中国GDP核算有全面准确的基础数据。有制度、体制、机制保障。所谓体制和机制保障，是指100万“四上”企业是联网直报，企业直接进入了国家统计局的联网直报系统，直接报送数据，不存在中间人为干预或者修改数据的可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机制保证。

第二，有检查机制。我们有2万多人的直属调查队，对经济数据进行调查统计和核实，提高了数据的生产质量。

第三，建立了市场主体合作机制。我们与大数据企业进行合作，直接获取市场情况和数据。此外，每五年进行经济普查，全国动员，地毯式地进行经济社会发展数据的调查和统计。

第四，方法科学。我们采用国际上通行的统计核算方法，并且全面借鉴了国际上GDP核算的先进经验。去年我国正式采纳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SDDS标准，可以说是更高水平上的“统计入世”。

第五，国际权威机构认可。包括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对中国的统计数据，尤其是对GDP核算是认可的，采用的也都是我们的数据。

概括起来，我国统计数据核算的方法是科学的，也是与国际接轨的；数据质量是有法规保障的；统计过程的准确性是有机制约束的。《统计法》对于数据造假有明确的惩处规定。比如我们最近处理一起案件，某省在入户调查过程当中，个别干部因为有一些调查户找不到，临时换了样本框样本，被发现以后，对有关责任人进行免职处理。我国统计执法是非常严肃严格的。

此外，中国GDP核算采用了三步走的方法，即初步核算、初步核实和最终核实。随着更多指标的获取，我们会对GDP数据进行进一步的核实和校准。综上所述，我们公布的GDP是真实可信的。

半岛电视台记者：中国去年经济增长达到6.9%，可能是25年以来最低增长率。刚才您讲的有外来的一些原因，比如说国际上的经济波动，也有国内的一些问题，比如一些报告说可能地方政府贷款、房地产泡沫、股票市场等。能否仔细讲讲这些因素给中国的增长率带来什么影响？

　　王保安：

刚才我在讲2015年中国经济速度回落的时候，既分析了国际形势带来的影响，也对国内的形势和问题进行了简要分析，由于时间关系没有做过多的阐述。2015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下行以及股市出现的波动，应该说对中国经济增长都是有影响的，但是影响有多大，我们还要做进一步的核算核实。比如股市，一会儿涨上去，一会儿跌下来，但是GDP核算依据是交易量，从这个角度来讲，交易量的增加就是正拉动。2015年房地产投资增速比2014年回落，为1%，但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分别增长6.5%和14.4%，综合来讲，对GDP影响有正的拉动，也有负的影响。至于政府债务，没有出现明显的增长，占GDP不到40%，是在国际经验性通常认定的60%警戒线以下。

从这个角度来讲，2015年的中国经济如果要是考虑这些因素，包括新经济的发展，“三新”产业的快速发展，创新驱动的增强，动力转化的加速，同时又考虑刚才讲的几方面，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才实现了6.9%的增长速度，这是正负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近几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对经济增长从来没有要求高增长速度，保持中高速、迈向中高端是调控目标，两者具有内在逻辑和交互作用。从客观讲就是要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新常态首先是一种状态，当前主要表现从速度来讲是中高速，从动力上讲就是创新驱动，从发展方式上讲就是追求速度规模向提质增效转变，从体制和保障上讲就是要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符合我们的战略目标取向。

综合这些因素，我想再强调一下，2015年中国经济除了刚才讲的“整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有好”，我想再解读一下，加几句“好”的表现，叫“总体平稳、稳中有进、进中有创、创中提质”，为什么这么讲？

首先是总体平稳。其一是速度稳，四个季度没有多大的波动。其二是就业稳，新增就业人数在增长。大城市调查失业率在5.1%左右。其三是物价稳，全年CPI上涨1.4%，12月份1.6%。其四是居民收入稳定增加。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7.5%，城镇居民增长6.6%。

第二是稳中有进。主要表现在，一是结构升级，GDP中第三产业比重已经占到50.5%，比第二产业高了10个百分点。二是需求结构改善，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达到了60%以上。三是居民消费的结构升级改善。这几年恩格尔系数都在下降，从2013年的31.2%降到2014年的31%，2015年进一步下降到30.6%。

第三是进中有创。主要表现在创新创业发展。2015年高技术产业的增加值增速比规上工业高4.1个百分点，这很能说明问题。新兴产业、新型业态和新的商业模式蓬勃发展，市场活力进一步激发。非公企业增长较快，非公工业增加值增长7.9%，比工业平均增速高1.8个百分点，利润比平均增速高了8个百分点。

第四是创中提质，这主要表现在要素扩张进一步向提质增效转变，可持续发展进一步增强，单位GDP的能耗去年下降了5.6%，这个成绩确实来之不易，也是比较显眼的一项成绩，对于贯彻绿色发展新理念，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破解资源环境瓶颈，应该说都是明显的正能量。此外，2015年全员劳动生产率去年比上一年增加了4733元/人。

经济日报记者：十八大以来本届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稳增长的政策措施，但是我们看到目前经济下行的压力还是很大的，2015年是6.9%，请问王局长怎么评价本届政府出台的这一系列的稳增长的措施？

　　王保安：

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保持战略定力，科学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针对国际经济的低增长、不平衡、多风险、“新平庸”态势；针对国内产能过剩，经济下行的压力，采取了一系列的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政策措施，统筹各项战略目标，不断创新宏观调控，坚持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保持了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保持了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力度。这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首先，统筹稳增长、调结构，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不变。创新宏观调控，在相机调控的基础上，实施区间调控和定向调控，既让市场机制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又注重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主要是针对调结构的目标要求来的。在调控方式、调控方法、调控工具、调控机制上实施了一系列的创新，没有搞大水漫灌。

为什么没有大水漫灌和强刺激？我们有一系列的指标能够反映出坚持定力取向的实效。比如M2去年增长了13.3%，2008年是17.8%，人民币贷款去年增长了14.3%，2008年增长18.8%。固定资产投资去年是增长10%，2008年是增长26.6%。赤字率、债务率都没有明显的增长。去年政府启动地方债置换，置换3.2万亿。用这几个指标，大体上能够回答刚才您所关心的问题。

其次，坚定不移推进深化改革。从体制机制上保障中国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创新驱动，打造新的增长极，打造新的增长动力。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大家知道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更多地是一种社会形态的变化，就是全体人民群众都要有创业的热情，有条件、有能力的形成创新的动力，是一种增长模式、增长动力和发展格局的变化，也是推进落实创新驱动战略的客观要求。去年为什么就业还能保持稳定呢？在一系列措施当中，“双创”对于推动稳定就业、优化产业结构、促进新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2015年平均每天登记注册的企业增加1.2万户。

第三，推动了区域的协调发展。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特别重视区域协调，根据发展阶段和经济增长的要求，一系列的推动区域、城乡协调发展的政策效果显现。2015年，从投资的角度讲，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增长高3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工业增加值增长快于东部。从城乡看，农村居民比城镇居民的收入实际增长速度要高0.9个百分点，城乡差距在缩小。这都说明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协调性在降低和缩小。

第四，深化对外开放。“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一系列开放平台和机构的建立，全面提高了开放水平，增加了开放主导性，也取得了一系列优异的成绩。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49个国家投资增长18.2%，增长很快。

第五，惠民生稳步进展。十八大以来，我们在推进民生改善方面创新了一系列制度，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比如，收入稳定增长，高于GDP增速。再比如棚户区改造不断加大。这几年棚户区改造突飞猛进，去年新建保障房1733万套。民生改善不断加快，党中央、国务院很好地统筹了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的综合调控目标。

所以，这一系列指标和数据能够说明党中央在十八大以来实施的一系列改革和宏观调控措施，包括政策创新、调控方式创新是科学的，是符合中国实际的，也是十分有效的。

日本朝日视台：我有两个问题：一是对产能过剩行业的整治是否会进一步增加失业人口的问题？二是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大幅贬值，请问人民币贬值对中国经济会有哪些影响？

　　王保安：

我先回答人民币贬值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在当前是一个热点，实际上统计局对这方面研究不多，但是从对经济的影响和对形势的分析来看，我也愿意谈一下我的观点。

第一，人民币贬值内外有两种因素，一方面是美元升值在中国的表现，美元的升值带来人民币的贬值。人民币的贬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我想不会太大或者不是那么明显，因为有3万多亿外汇储备。从中长期看，人民币贬值也不会成为一种趋势，没有大幅贬值的基础。这首先来自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因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中高速在今后一个时期会是一个常态表现。中国经济有四个“没有改变”，即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特征没有变，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尤其是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提速对经济增长潜力的表现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贬值不会成为一种趋势。

第二，关于去产能对增长和就业的影响。去产能是宏观调控和政府政策主动作为的表现。当然新一轮的去产能会更多地运用法治化、市场化的理念进行指导。由市场主体依据市场的供需情况自主决定，政府只是在政策上尤其是在社会保障政策上进行托底。一方面结构优化升级有这个要求，另一方面在一些传统行业确实存在产能过剩以及“僵尸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去产能对就业不可能不产生影响，这就是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措施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原因。就业政策、失业保险政策的完善，尤其是一系列推进创业就业力度的政策，就是为了保证去产能过程是一个平稳的过程，而不至于出现明显的失业现象，以保证中国发展的平稳、经济中高速的增长。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刚才王局长提到了，近年来新业态和新产业、新的商业模式很多，请问一下国家统计局在统计调查制度方面是如何全面反映这方面的发展情况的？

　　王保安：

“三新”的发展应该说是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亮点，也是落实创新驱动战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所谓“三新”，严格讲目前还不能从科学理念做一个学科定义。我理解主要是从经济活动性质、服务载体形态、要素组合模式，对新出现经济活动的总结描述。我也注意到有一些研究者说是“四新”，还加了一个新技术，但是因为新兴产业、新型业态和新的商业模式本身就包含了新技术应用，我们习惯上叫它“三新”。

“三新”发展的状况，我们现在由于统计指标设计、调查体系设计可能还存在一定的漏洞，因为它大多是产业融合的过程，很难分劈出来进行准确的核算。还比如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怎么界定，比如大飞机，你说它是新兴产业？从一般讲肯定不是。造飞机都有一百年了，但是对中国来说就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像核磁共振医疗器械也是填补我国的空白，对我国工业创新发展进步具有重要意义。它们算不算“三新”？也需要界定。但是我们有一些其他的辅助性指标可以说明“三新”确实发展很快。比如高技术行业增长比规上工业高4.1个百分点，网上零售业更是迅猛发展。

正是由于这种分劈比较难，对传统的统计调查方法提出了挑战，这也是党中央、国务院领导非常重视、非常关心的“三新”发展，对统计工作做出了明确的指示。我们已经研究一个方案，最近准备发一个《关于加强和改进“三新”发展统计工作的通知》。主要内容包括：第一是调整完善基本单位名录库。统计首先得进名录库才能计算，样本库里内容要调整，更替完善的频率要提高，这样避免漏统，样本采集要科学。第二是完善指标体系。要对“三新”发展设计一套指标，界定清楚，以便基层统计人员对于融合的、混合经营的进行分劈。第三是完善调查方法，增加对“三新”产业发展的调查频率和样本选择。第四是增加专门的人力资源进行监测和统计分析，以便及时、全面、准确反映“三新”发展状况、发展趋势、存在问题以及改进建议。我相信，随着这一套制度的出台，中国“三新”发展会全面、及时、充分地反映，从而及时反映创新驱动战略实施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进展成效，全面揭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