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调查：女博士嫁农村谈十年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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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胜刚的母亲、黄灯的婆婆

△黄灯婆婆家的全家福

2016年春节前夕，一篇名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的文章，在网络上被刷屏，文章以一个农村儿媳的视角，记述了婆家三代人的命运变迁以及所在农村的状况，文章首发的阅读量超过了最高统计10万，之后被大量转发，迅速成为春节期间的一个热议话题。

黄灯，就是这篇文章的作者，她是广东一家高校的传媒专业教师。这篇在她自己看来既不是最出色，也不是最尖锐的文章，为何会引起了最火爆的舆论关注？文章记述的是个怎样的家庭？这个家庭又嵌在怎样的一个农村中？3月初，央视《新闻调查》的记者和黄灯夫妇一同回到了位于湖北孝感的老家丰山镇丰三村，通过和这个家庭中的不同人物的接触，来了解文章背后的故事。

杨胜刚

人物关系：黄灯的丈夫

黄灯的老公杨胜刚在这个家庭的七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六，是唯一一个通过读书跳出农门的孩子，他和黄灯是博士同学，现在在同一所高校教书。每年过年，他们都会辗转千里，回家和亲人团聚。

1969年，杨胜刚的父亲英年早逝，留下了妻子和六个孩子。当时的杨胜刚只有1岁，他说，贫困是那个年代农村共有的特征，但较之别人，他们有更深入骨髓的痛楚。因为贫困，年长的几个孩子早早辍学，分担家庭的压力，姐姐们先后嫁人，大哥杨敦武十几岁学会了理发，走村串巷，勉强糊口。

只有杨胜刚，从小成绩突出，使得他和哥哥姐姐们有了不同的人生。高中时，杨胜刚考入了省重点孝感高中，他依旧名列前茅，但家庭经济的拮据，使得他像同时代的很多农村学生一样，选择了师范大学，因为那时候上师范，学费低，还有补贴。

1993年，家里卖了两头猪，卖得一千块钱都给了杨胜刚，这些钱当时哥哥打一年工都挣不到，那是这个家庭对杨胜刚倾尽全力的支持。

2007年，杨胜刚和黄灯结了婚，这不仅开启了黄灯与这个家庭的缘分，也让她开始了对这个农村家庭的观察。只是黄灯发现，自从2008年杨胜刚的大哥和四哥家里出了一些事后，这个原本团结、温馨的家庭氛围就明显改变了。

杨敦武

人物关系：杨胜刚的大哥

丰三村位于江汉平原的北部，一个靠天吃饭的普通农村，改革开放之初，这里的农民就有了外出做泥瓦匠的传统。1993年，在村里干了20年理发的杨敦武，也加入了这个队伍，他已经是村里最后一个外出打工的青壮年。而杨敦武要去的地方，就是在北京承包工程的妹夫（杨胜刚和黄灯的四姐夫）的工地。

从1993年到2009年，杨敦武跟着妹夫在北京干了16年，每年除了家里必需的开支，并没有拿回全部的工资，大部分（约十几万元）就存在妹夫那里。然而，这些钱最终却成了泡影。因为，在黄灯眼中一向是家里“有钱人”形象的四姐夫突然破产了。

四姐夫

人物关系：杨胜刚四姐的丈夫

在黄灯的文章中，四姐夫原本是这个家庭中最风光的人，因为四姐夫是当地最早出去做工的一批人。80年代，他出外做泥瓦匠，而带大哥杨敦武出去时，四姐夫已经是一个带工人的包工头了。

当时，杨敦武的儿子女儿都已出生，靠田里的收入已无力负担一家老小的支出，在四姐夫的劝说下，杨敦武跟着去了北京的建筑工地，和妻子两人每天负责给工地一百多号工人做饭。

四姐夫究竟遇到了怎样的事情，家里并不清楚，因为从2008年破产之后，杨胜刚的四姐一家就再也没有回过老家。因为四姐夫的老家距离黄灯的婆婆家不远，所以记者见到了四姐夫87岁的老母亲。老人说，儿子已经有七八年没怎么回家了，之所以不能回家，是因为欠了不少工人的工钱，而工人都是同乡，回家就会被催账。

记者在湖北采访时，遇到了一个叫李朝辉的老板，他是杨胜刚的初中同学，也是和四姐夫一样从泥瓦匠干到包工头，谈及四姐夫的境遇，他也感同身受。“他比我做得都早，只是因为搞工地，他要运气不好的话，在那个年代的话，公司不给你钱或者你做赔了，就没人管。”李朝辉说，那个时候打工都没有保障，而像四姐夫这样的老板，在他们老乡当中也不是一个两个。

杨定华

人物关系：杨胜刚的四姐

在北京的一个城中村，记者见到了杨胜刚的四姐，七年没回家的一家四口，住在月租一千块钱的两间平房里。由于四姐夫回避了记者的采访，家里只有从饭馆儿打工刚下班的四姐杨定华。

杨定华说，这几十年来，因为在外做工程经常被压钱，虽然一家人外表看起来光鲜，但钱一直在工地上滚雪球，并没有拿回家的余钱。杨定华说，因为她主要在家带孩子，对于丈夫最后破产的细节，并不十分清楚。但她说，家里现在还拖欠工人工资几十万，还有一部分高利贷。杨定华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已经出嫁，另外两个女儿在北京做导游，她们都表示要为家里还完钱再谈恋爱嫁人，这让四姐更是心焦。

伴随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的城市化建设进程，拖欠工程款就像一个伴生的毒瘤，记者查到一些并不不完全的数字：1990年，全国拖欠工程款近35亿元，1995年则猛蹿至600亿元，到2003年底，更是达到了3360亿元。2003年，国务院还曾专门下发通知，用三年的时间整治拖欠工程款的问题，各种惨烈的讨薪新闻，都和这样的背景有关。李朝辉说，建筑业的层层转包是常事，做工程通常又是先行垫资，只要有一次工程款要不回来，就有可能遭遇全部身家的损失。

畅畅

人物关系：杨胜刚大哥的孩子

黄灯的侄子侄女虽然只有20多岁，却都已经为人父母，黄灯嫁来杨家时，他们才十几岁，虽然黄灯和杨胜刚一直希望侄子侄女能够接受更高的教育改变命运，但都未能如愿。哥哥嫂子外出打工时，两个孩子一直跟奶奶在家。“基本上就没有那些学习的气氛，反正我们当时读书我记得，学生打老师是经常的。”畅畅说，“反正在家里没大人管嘛，靠爷爷奶奶有的管不住嘛……基本上不听课，要睡的睡觉，打的打牌。”

跟父辈不同的是，他们虽然出生在农村，但是没有再经历父辈困苦的幼年，而父母因为离家打工觉得亏欠孩子，在物质上尽量满足他们。只是，父母在外打工的辛酸，孩子们并不知晓。畅畅还记得爸爸唯一一次对他发的火。“当时我好像有十八九岁的时候，我就说我爸爸在外面天天吃香的，喝辣的，然后我爸爸就骂我，他说你到时候，你出去你就知道了。”

混沌的玩乐日子很快在初中毕业就结束了，和父母当初因为生计的逼迫出去打工不同的是，畅畅他们是出于对外面世界的向往开始的打工生涯。畅畅去过杭州、昆山的工厂，流水线上的繁忙和辛苦让他始料未及，而捉襟见肘的文化水平甚至让他无法应付工作中出现的状况。几年之后，他不得不回到他父辈从事的老行业，做一名建筑工地的泥瓦匠。至此，畅畅才体会到父母在外打工的辛苦，可他的人生已经无法回头。

杨桂林

人物关系：杨胜刚的大学同学

杨桂林已经在乡镇中学教了22年的书，在他看来，因为条件好了，现在的农村学生刻苦程度没有原来强了。杨桂林说，现在农村经济条件好的家庭，更愿意把孩子送到城市读书，占到学生总数一半以上的留守孩子，大多失于有效的监管，随着手机、网络的普及，这些孩子较过去更容易处于失控的状态，“受到的诱惑太多了，他们沉迷于手机，网吧也有，他们一放学跑得很快的，我就知道是冲向网吧了。”

这些年，农村学校的硬件设施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但是，农村中学的升学状况却越来越令人担忧。比如孝感地区的重点高中——孝感高中，每年的中考，对于区内的农村中学实行政策倾斜，依据人口比例给每个乡镇的中学一些降分录取的名额，但很多乡镇中学都接不住这些指标。

大部分孩子上完初中，就准备外出打工，继续父辈的路。但是，他们不如父辈幸运的是，几十年的快速建设已经缓慢下来，他们打工没几年，就遇上了不景气的市场。如果在往年，春节一过，村里就没有了年轻人，但在今年，大部分还都在家等着工头的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