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界时报	餐馆	医生	买房	贷款	修车	保险	购物
华盛顿邮报	超市	律师	修房	房检	驾校	美发	搬家

大华府网 › 首页 ›新闻› 中国新闻 › 查看内容

追寻“星火”系列人物｜向承鉴：大饥荒让我们彻底清醒

2016-5-3 13:17| 发布者: rainbow1232011| 查看: 2987| 评论: 1|原作者: 江雪|来自: 雪访

摘要: 追寻“星火”系列人物｜向承鉴：大饥荒让我们彻底清醒追寻“星火”系列人物开篇语是2015年初夏的事了。一位尊敬的师友，给了我一本书的复印件，书名是《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作者谭蝉雪。“ ...

追寻“星火”系列人物｜向承鉴：大饥荒让我们彻底清醒

追寻“星火”系列人物开篇语

是2015年初夏的事了。一位尊敬的师友，给了我一本书的复印件，书名是《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作者谭蝉雪。

“星火案就发生在你的老家天水啊。”他顺便提醒我。我猛然一惊。

此前，我只是略闻“星火”而已。只知道那是大饥荒时代，一群热血的兰大“右派”青年，秘密办的一份刊物。我从来没想过，这份杂志，就诞生在天水，而且，它诞生的地方，距离我的故园，竟然咫尺之遥！

我的爷爷就死于1960年的大饥荒。那时，他正值壮年，撇下我尚未成年的父亲，以及才一岁半的姑姑……而“星火”的创办者张春元、谭蝉雪、向承鉴他们，就是为包括我的父老乡亲，以及全中国的农民呐喊，才走上受难之路的啊。

就这样，我满怀羞愧，走上寻访星火之路。这也是我离开纸媒，决意做一名独立访问者的同时。

直到今天，关于“星火”，除了胡杰老师的独立纪录片《星火》，以及个别受难者的自述，并没有太多的文字记录。

我希望，雪访能做点什么。为那些因思想和良知而受难的前辈，为那些在黑暗中盗取火种的人。也为了我的故土。每个人的故土。

是的，我相信。“一句真话，比全世界的分量都重。”他们，就是那些在黑暗里说真话的人。

人物•向承鉴

1938年出生于河南，在江西武宁长大；

1956年考入兰州大学化学系；

1957年7月被划为右派；

1958年8月下放到天水武山县劳动；

1959年冬与张春元、谭蝉雪等人创办“星火”杂志；

1960年9月因“星火”被以“反革命集团”罪名被捕，被判刑18年；

1978年出狱，1981年星火全案平反。

之后在中学任教，任高级教师，当过校长。

退休后从事研究写作。著有《马克思主义之异见与反思》（香港出版）；自传《炼狱归魂》（未出版）。

向承鉴

大饥荒让我们彻底清醒

一、晚境

3月初的南方，天还冷，夜里有雨，清早积水成片。他穿一件黑大衣，背着手，走过湖边。“这里都是桂花树，香着哪！”仿佛只有此刻，那苍凉的声音才有了一丝欢悦，银发也愉快地颤动了。

桂花的香，能让他隐约找到一些童年的气味，仿佛故乡还在。而其实，故乡早已沉入水底，那是1965年大修水库时的事了。那年，他27岁，因为“星火”案，正在千里之外的青海高原，熬炼于18年囚徒岁月。

2010年，向承鉴72岁了，才从兰州回到这座江西小城。县城早已迁址重建。他倾囊买下湖边的一套房子，自己看着装修了，安顿下来。妻子总是抱怨，说这里菜太贵，冬天又没暖气，不如兰州。他却喜欢这里的静，还有房前屋后的桂花。

九死一生，晚年能得一片安宁，他很满足，又不满足。他拒绝老伙伴们的建议，“少回忆，多养生锻炼”。绞尽脑汁，他还在追问那些纠缠了他一生的噩梦，以及噩梦的根源。关于自己，关于这个国家。

一本《炼狱归魂》的自传，37万字，1998年从中学退休后就开始动笔，10年前已完成。一笔一笔，蝇头小楷，用中学的大开作文纸，写了将近900页。妻子一字字帮他打印出来。当然是无法出版。

2014年，他完成了自己的第二本书——《马克思主义之异见与反思》，并在香港出版。书出来之前，不知怎么，惊动了相关部门。兰州方面来了3个人，包括当地一位官员。他们来武宁登门拜访。未见面前，先去找了他的哥哥、弟弟，一生为他饱受惊吓的亲人，如今垂垂老矣，再次为他胆战心惊。

来人接连三天登门。坐沙发上，为他倒茶、点烟，但语气很硬，就是希望他不要出这本书。无奈，他联系出版社，但人家答复书已付印了，要履行合同，不能毁约。对方无奈，最终悻悻离去。

那之后，他和外界联系更少了。“我这一生，连累了很多人。再也不想给亲友带来麻烦了。”他说。

好在还有互联网。他78岁了，睡眠少，每天清早六七点就起来上网。阳台改装的小书房里，先浏览新闻。偶而看看电视上的体育节目。围棋，以及各种球类，都是他喜欢的。也会看看股票，很多年，他用两万元炒股，“为了验证自己对政治经济学的一些看法。”还有点收获。

夜里，一般都是读书，偶尔陪老伴儿看看电视剧。至于新闻联播，是极少看的。

他向北方来的晚辈回忆起过去。深深地叹气，抱着银发的头，靠向沙发。“老天爷！”在苦痛的记忆中忍不住喊出声来。又说起1960年的那个二月，饥饿的早春，太阳仿佛被寒霜冻住了的清晨。甘肃天水武山县，一个饿死在路边的小女孩，黑乎乎的小脸，就那样蜷缩在他的脚下……目光沉入往事，那揪心的痛，再次攫住了他。

二、兰大“右派”青年

"至公堂"是清朝时甘肃贡院的主体建筑，反右时批斗副校长陈时伟的大会在这里举行。

1959年，大饥荒已席卷中国。那年，向承鉴21岁，已戴上“右派”帽子3年。

“我这一生，受够了罪，要说享过点福，就是刚上大学的第一年。”他忆起1956年初入兰州大学的日子，那时，他意气风发，恰如刚“改天换地”后的这个国家。

他是苦孩子出身，也是“新中国”的红色少年，对共产党，“那是磕头作揖都表达不了的热爱。”

1938年，他出生在河南。才到人世不久，就遭逢河南大饥荒。兵荒马乱，父亲携一家老幼逃难到江西九江，流落在武宁城里。父亲当脚夫，母亲和祖母纺纱织布，日夜操劳，生活仍然艰难。

1949年了，穷人突然成了新政权最信任的人。他家“根正苗红”，姐姐参了军，他学习好，门门功课拔尖，成了县里的第一批少先队大队长。上了中学，老师动员他入青年团，他自我检省：“我还不够格，需要继续努力。”

1956年，他考入兰州大学。兰大是当时全国5所理科重点大学之一，与北大、清华等比肩，又位处大西北，在当时的“冷战”格局下，有国家战略的意味。

他报了化学系，“重点大学的重点系”，系主任是左宗祀女士，和丈夫陈时伟（当时的兰大副校长）一起，1949年后从美国双双归来，是备受尊敬的科学家。“系里有七八位正教授，师资很强，我那时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自然科学家。”他说。

红色中国正在开启一个新时代。与此同时，从1949年开始，各种政治运动也让人目不暇接。“肃反”、“镇反”、“思想改造”、“三反五反”，不断在中国人内心深处“掀起革命”。而向承鉴，因尚没离开过校园，对政治运动还没有感受。“身心都如一张白纸。”

大学一年级，他最深的印象是校园里的伙食“好得不得了”。大学食堂里竟然还吃到过老母鸡。他家穷，此时一个月20多元的生活补贴，心满意足，一心读书。兰大学习气氛浓，学校也要求严格，“两科不及格就要退学”，学生们学习劲头十足，实验室夜夜灯火通明。校领导甚至不得不劝同学们多休息，“身板好才能报效祖国。”

那场风暴，是在1957年5月渐渐浮现的。“五一”节前后，学校党委突然宣布“整风”，号召鸣放，每个人都要给党提意见。

“我再三想，绞尽脑汁，结论是，我对党没意见。”向承鉴说。但这可不行。学生会、系支部等，多次举办点心会、茶话会，请大家座谈，给党提意见。他没去参加，因为实在提不出意见。结果被批评，“提不出意见，说明对党没感情。”

最终，还是学校党委再三的动员起到了作用。5月下旬，有高年级的同学，贴出了兰大“鸣放”的第一张大字报。

今年78岁的屈剑英，是兰大第一张大字报的执笔者，他是兰大历史系二年级学生。“大家响应党委号召，写大字报表达意见。我们几个同学商量了内容，主要是表达对学校管理的一些不满。由我执笔，写了两页。”2015年12月，屈剑英对雪访回忆起那个贴大字报的夜晚。他的同班同学、后来的“星火”创办者张春元也在其中。

一夜之间，校园里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在党委的鼓励下，高年级的同学纷纷加入“鸣放”，“他们年龄大一些，经历的事情多一些，也能提出意见”。但在向承鉴的记忆中，学生的大字报没有什么“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内容，最多就是批评学校管理中的官僚主义。很多同学对兰大招生中的“吹牛”不满，认为学校的设施等和重点大学还有距离，于是出现“并校”呼声，要求把兰大并到北大等其它几所大学去。

在向承鉴的记忆里，当 “鸣放”越来越热烈，学校和上级却不出面回应，学生的情绪逐渐高涨。5月底，兰大组成了“赴京代表团”，由副校长陈时伟带队，屈剑英是历史系的学生代表。2015年12月，他告诉雪访，“赴京代表团”当时在西安停留，见到了国家高教部的副部长刘凯丰。其时，刘正在西安处理西安交大学生的“鸣放”诉求，在西安人民大厦，屈剑英是与刘辩论的学生代表。

此时，在全国，知识界的“鸣放”也进行得轰轰烈烈，而政治风向比天气变得还快。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突然发表《这是为什么》的著名社论，“整风鸣放”一下子转变为全国范围内的“反右派斗争”。

几天后，甘肃日报以通栏大标题，整版刊发《兰大陈时伟的右派反党罪行》，陈时伟成了甘肃省第一个“大右派”。兰大校园里的各级“鸣放委员会”一夜变成了“反右委员会”。

向承鉴成了化学系一年级小班的“右派”。他并不是鸣放中的“积极分子”，鸣放开始后，他周末仍旧去图书馆看书。之后，他“莫名其妙”被班里同学选为“鸣放委员会委员”，就组织同学，整理出自己一份唯一的“大字报”，标题是“某某教授访问记”，讲述了兰大一位教授在肃反和思想改造运动中的遭遇。

除了赞成储安平的“教授治校”之外，他的另一个罪名是“仇恨共产党”，因为他看了一张别人写的大字报，骂了句“该死”，被人举报说“要杀死共产党员”。

1957年7月，在副校长陈时伟的批斗会之后，兰大公布了首批“划右”学生名单，共20多人，向承鉴也在其中。生活补贴停了，吃饭都成了困难，在冷眼和歧视中，他和其他的右派同学，只能去校外建筑工地上干活，来换一点饭吃。“我那么爱党，怎么突然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敌人？”他百思不得其解。

在号召检举揭发、 “痛打阶级敌人，捍卫党和毛主席”的气氛中，同学之间的友爱也不见了。从暑假前到新学期，批斗会开了一茬又一茬，19岁的向承鉴，成了兰大最年轻的“右派”，而且“气焰最嚣张”、“最顽固”。因为生性倔强的他，始终不低头认罪，不承认自己是“三反分子”，被“群众处理意见”定为“极右”。

屈剑英也被定为“极右”，开除学籍，立即送往兰州沙坪劳教。向承鉴不服，在最后时刻他找到了校长林迪生申辩。最终，他被降格处理，和另外40名左右师生，包括此后的“星火”同仁——中文系的谭蝉雪、历史系的张春元等人一起下放天水，“保留学籍，劳动考察”。

这成了他命运的另一个分水岭。

50多年后，他回望那一年，说，那也是他思想转变的分水岭。“反右”前那个“相信党的一切宣传”、从没有试着去独立思考的年轻人，内心深处，“一个迷信被摧毁了。今后，遇到任何事，都会去问个为什么？”

三、见证荒诞

当年张春元、向承鉴等酝酿创办星火的天水马跑泉公社，如今不复当年模样。

1958年7月，向承鉴等一行40多人，离开兰大，坐火车到天水。到天水后，他们被分成了两部分，向承鉴、苗庆久等人到武山县，张春元、谭蝉雪等同学被派到北道区（当时为天水县）的马跑泉公社等地。

向承鉴被派往武山县城关的联丰公社，住在村支书家里，和社员们一起劳动。被要求，“老老实实劳动，老老实实做人，接受改造，才是唯一出路”。

“反右之后，一切反对的声音没有了。毛泽东真正成了一言九鼎”。他说。从1958年8月下旬开始，在农村，人民公社、大跃进等一系列运动铺天盖地而来，也席卷了联丰社。

联丰人民公社是一夜之间突然成立的。向承鉴被派去布置公共食堂，刷写大型标语。鞭炮齐鸣，锣鼓喧天中，人们喜气洋洋，遵循毛的指示，“人民公社就是好”，开始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家家户户撤掉锅灶，到食堂吃饭。到处是标语“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

人民公社开始不到一年，大饥荒席卷中国。在这场人为的大灾难中，数千万人丧生。在张仲良主政的甘肃，死亡惨重。在通渭一县，死亡人数就占全县三分之一（据杨继绳《墓碑》）。2009年，《通渭县志》副主编张大发依据相关档案资料，出版了一本关于通渭大饥荒的书，书名就叫《金桥路漫》。

人民公社一成立，接下来就是“大跃进”狂潮。口号是“一天等于20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超英赶美”、“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向承鉴所在的武山县是全国闻名的红旗县，也不断放出“大卫星”，著名的是“玉米亩产万斤”和“白杨树上结苹果”。

向承鉴耳闻目睹了谎言包裹下的荒诞。“玉米亩产万斤”的卫星，在验收的时候，当地找来一批可靠劳力，挑灯夜战，把其它十多亩地里的玉米连根拔出，密密麻麻栽到“卫星田”里，密不透风，再放水把地浸湿，就看不出痕迹了。技术员跳到地里，数玉米棒和玉米棵数，算出来，远超过万斤。于是敲锣打鼓庆贺，干部们再去食堂大吃一顿，卫星算是放上天了。